近日得两诗人诗集，李亚伟的《豪猪的诗篇》，余怒的《余怒诗选集》，都厚厚的，有点要“盖棺”的意味。这二人，每有新作，我都会找来读，且均能读出感觉来。但两人的诗集摆放在一起读，却生出不少的诧异。
余怒，最早知道他是在1997年吧，有一次沈浩波打电话，说他认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诗人，值得注意。此人一向一惊一乍的，我没当回事。过不久收到余怒的自印诗集《余怒九十年代作品集》，当时读了，都有点傻掉了。几乎无话好说。“钟敲十三下，当，我取消你……”之类的，当时在很多诗友的口中流传。后来见过一面，但没细谈。再后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及我诗中“无言”的东西减少了，他深以为憾。我想我当时所追求的东西，与他所期待的大概有所不同。我正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使自己更加明晰。看看我现在的写作，“无言”依然存在。在我看来，“无言”不是“无”，而是另一种形态的“有”，是真实界的另一种状况，譬如有了光，阴影自然存在一样。“无言”不是“说不清”，而是实存的、不可说的、神秘的事物。对“不可说”者，仅靠“语言本身”来呈现，是很难的，我对此心存警戒之心，不敢放肆。这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主义。“不言”并非作者真的就没有看到而无所言，而是看到了那个“无”，然后再由“不言”的“言”来表达。“表达”就是作者对语言的使用。但并非役使。“强指”在我看来是对语言的一种撕裂，这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组合效果，但是它依然是“无知”的，是“盲目”的。我喜欢余怒诗中的“不言”，而这种“不言”恰恰是“言之有物”的，比如他写的“悲伤时，他将身体绕在单杆上，有人喊他，他绕得更紧”，这是“实有”，与卡夫卡有点相通。但不是“变形记”，他不变形，而是看到阴暗中的真实，看到“无”中的“实有”。歧义、混沌、荒谬，这些都是指向“真相”的必由之路。我还是承认有一个“真相”在的，而余怒似乎连这个也要否定。“真相”需要“看者”，需要一个观察者去“表达”，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余怒的写作中，“不言说”似乎是他的核心所在。他不表达，不参与，而让语言自身呈现。但事实上，作者的身影无处不在，比如“强指”，其实也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它已脱离了词语间的自然的“因果关系”。
李亚伟对语言的态度完全相反。余怒制造语言的乌托邦，李亚伟则完全抛弃了诗的语言，他活成了诗，偶一落笔，人便现形。这个人，一辈子可以斗酒诗千篇，也可以数年来一首不写，却都是诗。他对诗，绝无苦行主义的，诗是他的小妾。这样的诗人，叫人看了直叫惋惜，他宁愿去斗酒，去搞女人，也不去写一首诗。世界是泡在酒里的，不是泡在诗里的，写不写出来，又有何关系呢？但也不要轻易说什么“天才”之类的话，很多诗人，如果你窥到了他“手艺”的秘密，也就是窥到他在一张白纸面前的踌躇、焦虑与自负之后，你就再也不敢将“天才”一词吐出口了。比如余怒，你看他每首诗的写作时间，很有规律的，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首诗出来，很少间断，也很少“喷涌”。他自己说是个“苦吟诗人”，一首诗要吟好几天，辗转反侧好几天……李亚伟不说，但我们也能窥得，他不是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张小波说他看到了李亚伟这个莽汉诗中的“天才的弱”，这话说得极好。至于说“源头性的诗人”，在我看来则有些过了。汉语诗歌三千年，亚伟的诗歌，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他只不过是在做一种新诗的继承而已。他不是豪猪式的强力诗人，更非什么反文化的斗士，他缺乏足够的文化批判能力，他只是凭血肉之躯，而且他诚实，本质，不隐藏。后期，他稍稍藏起了自己，所以才会天上人间。前期的他是一种时间的打通，与古人对酌；后期的他又打通了空间，上升到了双鱼座。
这两个人，一个诗里全是“我，我，我”，有些口吃和气喘；一个则是“无我”，“我”就站在一旁，仿佛诗之死活与我无关；
一个写诗像是喝高了，一个写诗像是夜游症；
一个在不断地打开，打开，双臂便如同翅膀，飞上了天；一个则不断地闭合，闭合，越来越小，成为一个点，一滴药水；
一个诗篇以银河系为界，在群星间不停地穿梭；一个从不走出家门；
一个离不开女人的诗，一个无性的诗；
一个在九十年代几乎就不写了，一个却在九十年代突然发力。也就是说，一个属于八十年代，另一个属于九十年代。
2005、12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