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一个河南的农民，一只瘦弱的孤羊，老婆给人家跑了。一个突然的因素，为了逃离那个伤心之地，刘跃进来到北京打工，做了一个厨子，不料却进入了一个都是狼的人群里，也一下子将他推入生命的绝境。面对这样艰辛的绝境，刘跃进能够做什么？坚韧地活下去——为了生活的支点，苦苦支撑着。刘跃进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而支撑这一信念的，就是好好活，为了儿子上学，为了六万元，为了心中残存的一点对于爱的渴望，可以忍受生活的残酷、人世的 无情和人性的冷漠，从而，生活、生命变得有意义。他的机智适应了“狼道”一样的社会，身上的质朴、坦诚、善良，没有丝毫的丢失。当我们理解了刘跃进以后，也就走进了他的心灵深处和他作生命的交流。刘跃进给了我们什么？顽强的活，好好的活，在任何艰难困境中，都永不抛弃，不放弃，能够承受一切不屑与羞辱，能够接受残酷的生存现实。刘震云用他的笔深刻地勾勒出了一个流浪农民的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的背后，传达出他对于人存在的痛切感受。
刘震云深入开掘生活，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幽默而从容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善于发现农民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底层人的可用之“用”，给我们奉献出了一个鲜活的底层小人物的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是继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苏童《米》中的五龙、余华《活着》中的富贵、老村《撒谎》中的阿盛之后又一个鲜活的底层小人物的形象，然而，刘跃进这一人物形象是对前几个人物形象的丰富和突破，他不再只是“劣根性”和落后意识的带名词，有着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以发掘。
小说《我叫刘跃进》设计了一个有意味的开头，清面兽杨志被“鸡”玩弄于股掌之间，又被三个甘肃男子一顿暴打，身上财物被抢劫一空，落下阳痿的症状。作家多处借助作品人物来暗示这是一个崇尚“狼道”的新异化社会，每一个人都躲避不了弱肉强食的命运，而要想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活下去，就必须适应“狼道”。整个社会被权力、金钱和性脆弱的维系着，处处充满机心和凶险，为了权力抛弃人格，为了金钱抛弃良心，为了性抛弃道德，为了利益抛弃朋友，为了生存抛弃生命，小说揭示了隐藏在社会深处的危机。小说第二十九页这样写道，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钱，任保良不给；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老张，下来，知道你了。”为了一点可怜的生存资源，动辄以结束生命作交换，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被残酷的揭露了出来。
刘震云用笔极为简练，他善于通过对琐屑细节的编排来刻画人物，白描的手法让人物生色不少。从早期小说《一地鸡毛》、《单位》、《故乡天下黄花》，再到《手机》，他一如既往的把笔用力在对现实生活、历史和人性的洞察上。小说以建筑工地厨子刘跃进为中心，叙写了一批人物：青面兽杨志、任保良、韩胜利、曹无伤、光头崔哥、马曼丽、杨玉环、刘鹏举、严格、老蔺、贾主任等等，还有一些散落在城市里的“游民”：唐山帮、新疆人、甘肃人、河南人，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开始出现。这一些人物就像一个食物链条，一环紧扣一环，被一张巨大无形的用权力和物欲所编制起来的网络所笼罩，而主人翁刘跃进就处在这个食物链条最末端。刘跃进有点像阿Q，又不同于阿Q，阿Q脑残，思想混沌，没有主体意识，自以为比别人优胜，一头扎进由怯懦、羞耻、嫉恨、矜夸等等得过且过地建构起来的梦幻式的自我感觉中，在惯性的惰性和自欺中麻木地活着，嘴里嚷着“我过去比你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来安慰自己。刘跃进没有，他的妻子被当年同班那个窝囊同学搞走了，答应六年后给他六万元，他觉得丢人，那是他的伤疤他的痛，他要通过自己的打拼混出一个人样子来，虽然，他不乏聪明和机智，但是，在“狼道”的社会规则面前，无论他怎样的挣扎，终归无奈与无力，让人感到荒唐与可笑，引不起人的高贵的同情与悲悯。
在一个后悲剧时代，悲剧仍然在继续，但是，却无法以悲剧的力量坚持到底。刘震云用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将自己内心的悲悯之情悬置起来，我们只能从故事的背后意蕴来体谅作家对于人性绝望的宣判。荒唐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刘跃进摸了吴老三媳妇满胸一下，两人打斗，在老黄的调停下，双方讨价还价，赔吴老三三千六百元；赵小军为了一个大胸女人而离婚；老温与一个妓女为了嫖资而争吵；老张为了讨要工钱要跳；青面兽杨志因看不惯人高傲而去偷包；曹哥做不成中学老师而去杀鸭子，无意中成了“首领”……凡此种种，都充满了喜剧效果。
这里，我要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相当一部分小说家不会写“人性”，更不会写“女人”。男人和女人无一例外成为了降为兽欲或本能的的符号，甚至简单的把“人性”等同于“性”。他们缺少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体恤，不知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类来写，甚至作践他们，嘲笑他们，暴力和仇恨，欲望和放纵，是他们最喜欢猎取的主题，惟独缺乏将人进行升华性写作的能力。余华、莫言、苏童、刘震云、贾平凹、残雪、林白、阎连科等都属于这类尖新谲怪之类的作家，都喜欢大写“情色”、“暴力”、“酷刑”、“耽美”、“变态”、“怪异”、“奇谭”、“扭曲”、“恋污”、“恋尸”、“大便”、“腐朽”、“酗酒”、“排泄”、“厕所”、“口腔期症候群”、“自渎”、“饕餮”、“拾骨”、“丑闻”、“窥秘”、“淫猥”、“乱伦”、“阉割”、“射精”、“膻色腥”。鲁迅很早就意识到，“奇特”和“色情”是欧美一些文艺家在落后国家与地区热衷探寻的。批评家郜元宝指出，这是一种身处西方强势国家的被殖民者容易养成的自卑/自傲心理。
以刘震云为例，他对于刘跃进这个人物，缺乏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的低俗，掉入利益与欲望的纠缠，语言粗鄙，诸如“老娘”、“靠”、“滚蛋”、“装孙子”、“豺狼”、“蛆虫”、“操你娘”；男女的外貌描写则没有什么变化，“满胸”、“胸平”、“大胸”、“蚂蜂腰”、“肉球”、“瘦猴”、“骨架子小”、“大脑袋”、“猪脖子”、“尖屁股”、“眼细”、“头小”、“黄鼠狼”、“企鹅”、“骚货”、“小鸡”；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作家似乎对肮脏的意象特别感兴趣，诸如什么“猪脖子”、“鸡脖子”、“猪下水”、“厕所”、“内裤”、“尿”等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贾主任尿线之粗，对草地冲击力之重，尿味之臊，之浑浊；一闻就是老男人的尿；但又不同一般老男人的尿；它弥漫之有力，之毫无顾忌，让严格感到，贾主任温和之下，但藏有杀气，严格明白自己还嫩，不是贾主任的对手。”一泡尿能引发如此的联想，当代作家之中，不少“名家”都有刘震云能有这样的“癖好”。然而，透过这些词语，可以感受作家内心的失望与厌倦。人性有着十分宽广的内涵与外延，什么时候就简化成了粗鄙与欲望的化身了？一个对生命充满敬意的作家，一个对存在充满疼痛感的作家，一个有着信仰的作家，是不会这样写作的。
西西弗——这个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到了刘震云笔下，成为了“乐感文化” 语境下的“快乐英雄”：坚持，忍耐，机智，幽默，是刘跃进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苦难是无法被消解掉的，只有赋予一种意义，苦难才有所依托，而这对于刘跃进们来说实在太苛求了，因为，生活的苦难已经让他苦不堪言，凭什么还让他担当价值上的苦难？我们看到，在残忍的生活面前，刘跃进变得智慧起来了，心胸也愈加宽广，好像就在准备着承担更多的苦难。也许，如果把刘跃进换作“知识分子”，距离担当价值上的苦难也就不远了，然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扣问一下自己：能具备刘跃进的坚韧与持久吗？！就个体承担的重担而言，我们没有理由轻看刘跃进。在我看来，刘跃进是一个很强大的好人，他的智商要比我们这些所谓的聪明人要高得多。刘跃进，一位“傻根”式的人，能够牵动建筑工地上许多人的心，足见他存在的分量。“傻根”式的人，并不真傻。他是中国的“阿甘”，在一群追逐利益和欲望的人群里，他是在与人群比“慢”不是比“快”，我们有理由为他鼓掌。
在刘跃进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刘跃进有什么命运意识，刘震云压根就没有把这个形象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塑造，而只是用旁观者的眼打量着这个可笑的小丑，似乎在他与刘跃进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命运联系。这在读者心灵深处无法唤起悲悯的情感，也许作家到了应该重新审视“新写实小说”“零度情感”的理论了。怎样建立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唤醒国人沉睡的同情、爱与怜悯？这涉及到怎样正确认识人性的问题。我觉得有至少有三种途径可以尝试：一是走出宽敞的书斋，丢弃技巧的玩弄，亲自体察民间的苦难，与大地建立血肉般的精神联系；二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省，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三是引进基督教文化资源，深入反思人性。
摩罗曾经称刘震云为“大作家”，并称他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的确，刘震云具备一个优秀作家的灵气、才思、细致、精巧，他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切入角度十分独到，然而，在这种独到的背后，我却感受到，他缺乏精神钻探的勇气没有广博深邃的精神深度。在刘震云笔下，他对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历史生活中的肮脏、奴役、蹂躏、耻辱、丑恶、阴暗、麻木的揭示是犀利、绝望与荒谬的，但是，文学仅仅复制一种对于人性和生活的冷漠和绝望吗？如果不提供精神探求与情感慰藉，文学与新闻本质有什么不同呢？停止内心的挣扎、煎熬与呼告，真让我怀疑刘震云的心灵是否具有大作家的精神素质。他对于现实生活平铺直叙和不动声色的刻画，那种对笔下人物的远距离操控式的戏弄的描写，都让我感觉离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还很遥远。在面对精神创痛和危机的时候，鲁迅还有勇气“跨进刺丛里求索”一下，特别是《野草》时期的鲁迅，他敢于展示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解剖自己的灵魂，从而达到“灵魂的深度”；刘震云呢，只有聪明的精神后撤，以喜剧的方式面对悲剧。在一个精神废墟上，一个作家如何展开对社会批判和展露人性绝望的问题，也许，并不是重要的，而是一个如何自我认识，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一个真诚而对当下生活怀有疼痛感的作家，应该把对人生的感受（痛苦、绝望、深渊、地狱）转化为对自身超越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而我以为，当下中国的不少作家，既缺乏自救意识又缺乏救世意识。让他们承受鲁迅式追问的惨烈，艰辛，沉重和创痛，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的孱弱的灵魂怎么能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精神创造之重任呢？所谓创造，说到底是灵魂意义上的锻打和升华。鲁迅一直强调独立个体，这样的个体需要强韧的灵魂，在1949年以后，还敢于做这种向内深度凝视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确实找不到了，这就是中国缺乏大作家的原因。
在我看来，一个“大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的关系。像许多当代走红的作家一样，刘震云还在一直重复着自己的老路，很可惜没有能再向前走下去，这反应了创造力的枯竭，具体一点，就是写作能力、叙述智慧的丧失和想象力的匮乏。当代文坛名家王蒙、王安忆、余华、格非、阿城等人在经历过追求灵魂创作的小说之外，无一例外地回归到传统，某位作家认为这是一种“自卑情结”作祟，是向西方文学浮皮潦草的学习使当代文学整体滑坡。而年青一代畅销作家同样回归传统，他们“虽然寄生在传统文化上，但那只是惯性，他们连传统都懒得去钻研”。的确，一个“大作家”应该背负精神的重担，忍受人性见证的痛苦，以及探索的艰难。其实，文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的危机。作家无法从正面表达自己的精神呼求，就只有采取批判、冷笑与消解，步步后退，反应了他们内心的荒芜与空洞。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困境。
2007年12月2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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