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初秋，偏居大兴安岭的姜红伟来信说他已经开始了《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档案》一书的编辑，这便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这一段诗歌史的全面回顾和整理。我曾经说过，八十年代蔚蔚壮观的中学生诗歌群体被当代文学史遗忘了，可能是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被遮蔽的事实，作为从这一群体背景一路走来的著名作家葛红兵便称我们为“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其实，我们并未在当下失语，除了一些身体转向的诗人之外，大都进行了表达的范式转换。毕竟，八十年代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历史语境，在结束了一个关于历史范畴的精神对抗时代，当诗歌告别了生活、生命和生存的依恋之后，正在与更加纯粹的语言溶合之时，我们也已告别了踢打着一路火花的青春。于是每一个当年的风华个体也不再习惯那种集体式宣言，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逼近语言和存在的本源，可能是其中较为真实的在场。今年，只是因为纪念20周年的中学生诗歌运动，我们才开始梳理曾经的激情和“青春的终结”，值此，有必要在经历了精神蜕变之后，在彻底放弃了历史批判的启蒙立场和生命召唤的今天，再一次叩问我们曾经诗意的青春。
每一个从八十年代走来的人都会有一种共识，就是变革和理想激荡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文学读者更是因为诗歌对历史超越、对自身审美价值的回归和强烈的人文关怀而激动不已。因为共时性文学语境的强烈影响，因为“朦胧诗”的经典效应，因为日新月异的各种现实变化对于心灵想象的洞开，一代中学生诗人应运而生了。这是一股潮水般奔涌的力量，在诗歌的各种现代和后现代实验之前，完全能够驾驭传统叙事的一代少年，用现实主义的理想关怀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精神记录。今天，诗歌史应该为此庆幸的是那些精神宣言不是出自职业诗人之口，不存在仅囿于修辞学意义上的语言周旋。一方面是一种纷繁现实的诗意整理，另一方面是理想对于青春的诗性启示。由于尚未涉世的青春，眼里的一切都充满了诗意，用审美之笔而不是思辨之哲亲近着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说这种偶然的自恰模糊了青春、生活和诗歌的边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中学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诗情洋溢的日子。
勿庸置言，八十年代中学生诗歌已达到了同类诗歌的最高水平，超越了它的历史前辈，至今仍然是当代中学生无法逾越的高峰。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描述全国数量庞大的中学生诗群，和那流派纷呈的中学生诗社，只选取当时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一下文体细读便知那种对生活体验之深，对语言驾驭之轻，对青春张扬之烈。回顾那时的代表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受到了大文学环境的影响，并且明显带有“第二代诗人”的痕迹，因为涉世未深，没有那种苍凉的历史控诉，也没有迷惘的俗世抗争，和那些颓败的下滑以及孤独的宿命感悟，正是这种青春的青涩保持了诗歌应有的纯度。
从题材上，校园生活、青春特征、心中理想是一显著特征。但这种题材的选择和处理已经告别了上个年代的“集体空泛”和“口号强化”，并且那种宏大叙事与豪言壮语也被抛弃。校园诗人们更善于选取生活中的细节、和情绪中的小小波动，或那些青春特有的萌动，让人知道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已是有了自己的观察，有了自己思想的一代人。他们虽然告别了“重大题材”的热爱，但在“日常生活”的梳理中并未进入庸常的语言状态，而是把个人的诗意提炼为一种青春共识，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一些诗歌像校园歌曲一样倾倒了同龄人，打动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年代。这并非是当年校园诗人的题材偏好，而实际是一种生活局限，想一想，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除了校园还能有多少其它的生活范围，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中学阶段。它发出了围墙之内最真实的青春信息，添补了诗歌题材上的空白，许多生活细节，如果不是长期的具体体验，远非那些职业文人能够想象，难怪当时的同龄人读了这些作品，已无法再去崇拜那些著名的成年作家。江熙的《女中学生》，郁舟的《女孩》，周劲松的《给你也给我》，韩宗夫的《校园诗人》，左春和的《男生宿舍》和《中学生的七月》（被姜红伟改为《候补大学生们》）便是校园生活题材的典型代表。江熙通过“女中学生”这个普通而熟悉的意象，轻轻地触摸到了青春的呼吸，“她用铅笔轻轻敲敲鼻子/一双纤手抚摸蓝格日记本露出感情”。这样的女中学生可是每一个有中学生活记忆的人熟悉的同桌或同学，仿佛她的眼神就在眼前，说不定“她”还保存着你的书信。郁舟的“女孩”描述显然是青春价值认同与传统的碰撞，“在教导主任的眼睛里/抛下两枚弯弯的问号/问号很快变成了重重的叹号。”这也是八十年代典型的校园细节，由于价值的反叛与既成秩序形成冲突，或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青春尴尬。韩宗夫则真实地描写了“校园诗人”的窘境，在那个年代，中学校园里的“诗人”显然是一种对既成价值的背叛，是学生中的另类，但由于诗情的激荡，“临近毕业这一刻/阿宁才猛然从诗海里泅出来/结果发现功课已大片大片荒芜/阿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把诗戒掉/结果越戒诗瘾反而越大”。这已不是简单的校园生活，而是呈现了某种悖论，以及在应试教育中青春与创造的无奈。郝建荣在《水的故事》中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加熟悉的生活片断，“男生的衣服偷出来藏在洗衣盆/水房里的水龙头瞅见女孩的秘密”。左春和则是真实描写了当时的“男生宿舍”和七月里的中学生，主要是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考前的紧张、考后的轻松、命运的变化等。可以说相对于现在诗歌的语言纯度和技巧圆润而言，当年的这些中学生诗作是一种真正的原生态诗歌，它不但没有被经验污染，也没有被技巧变形，因此，批评家没有理由挑剔它的单一向度。
如果说校园生活是当年中学生校园诗人的主要题材，那么抒情和叙事则是主要的表现手段。虽然正经历着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界正像洪水一样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时间流派林立，宣言铺天盖地，但限于人生经验、语言历练、生活范围和学识局限，表现手段仍限于传统的叙事和抒情。然而，这种叙事和抒情已与传统的表达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叙事更注重情趣的心态意识，抒情也已使表面的热度降温，更加注重了内在的参与。一方面是由于整个文学界进行功能反思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给了年轻一代觉醒的要求。抒情中更加强化个人的主体性，或作者在诗中要表达的吁求，比上一代人有着明显的个性张扬。这里不但有着浓厚的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同时又受着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诗歌人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学生校园诗人不但已经不再满足传统的唐诗、宋词，甚至连现代的郭沫若、艾青也已感到疲劳，虽然北岛、舒婷还有在心中的位置，但大多数已去接触博尔赫斯、佩斯、帕斯、兰波、里尔克和瓦雷里，虽然在表达向度上出现了很强的个人化姿态，但由于文化语境的巨大力量，整体表达上还是传统的言说策略。姜红伟以一首《大兴安岭派诗神和大兴安岭〈神曲〉》，展现了如东北大森林一样的心态活动：“一句强烈的风吹成怒发高高站立被青春怒火点燃升起浩然怒气冲出封底/躺在舒闲帐篷仓库被窝里的英雄牌油锯金笔听到庄严的呼唤结束昏昏沉沉的日子/坐进他装满硬馒头凉水的远方口袋里笑咪咪地问：你真的要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在这首诗里，姜红伟以咏叹调似的方式叙述了当时的心灵状态，一种全新的抒情话语打动了同龄人，以此奠定了他当年的校园诗人领袖地位。马萧萧的《我是萧萧马一匹》也呈现着典型的抒情风格，但其中个性的张扬与传统抒情拉开了距离，这首诗完全是个人化理想状态的表达：“自从被痛苦地钉上了铁掌/那横切梦境的地平线注定同我远奔/……而徐悲鸿一千次临摹我的形象但一次也不会成功/随便我哪一根鬃毛都把他引入一条无法驾驭的小路”。诗中除了读者熟悉的传统抒情之外，让人看到了一代少年的思想反判。时代的启蒙，他的“被钉上了铁掌”的意志，决定要踏出一条由自己决定的道路，即便遇到坎坷和诱惑，也要一往直前。诗中的“徐悲鸿”可算作权威的象征和化身，在新一代少年的理想中没有了对权威的完全折服，而是多了份轻松的超越和反叛。葛红兵《栖息在你的树上》明显脱胎于朦胧诗的经典作品，同样有着单一的抒情风格“只要你还在回忆和向往/我的翅膀就会扇动金色的阳光/让生命在春天起锚”。这种抒情表达除了个人的理想描绘之外，主要是一种青春期男女同学之间友情发展的响应，可以说这本是一种正常的青春症候，但由于向传统秩序发出的反叛，构成了校园诗人现实中的合法性置疑。
在这批校园诗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描写为主要手段的，但由于描写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不同于传统的以描写为主的诗歌。也可以说，这种抒情中的描写已到了诗歌史发展的临界，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种传统描写已被解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在诗歌中的引进发生了颠覆。这些以描写为主要手段的诗中多数没有雕琢痕迹较浓的技巧，比起后来的“第三代”诗歌显得纯朴自然，一如我们回忆中的少年。汤松波在《湘女》一诗中写到：“……/一只鸟扑棱棱地剪山剪水/那一泓苗条倒影便汇入清流/何时开一朵春/何时开一朵秋/你都不知道/知道是山的雄姿和水的流韵/而这些/都是你琅琅上口的诗词。”这种描写纯情、自然，让人难以想象出自中学生之手，从中我们得到的审美愉悦远远胜过后来的先锋诗歌，这也是先锋诗歌值得反思的一个重要理由。南岛《一个女孩的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意象：“我穿着水红色的衬裙/推开后窗/纯净叮呤的声音/自我绿色的芦笛里涌出/沿着长长的屋檐/穿过圆圆的拱桥/追赶/乌篷船曲曲折折的脚印”。表面看来，这些诗都是一些没有多少技巧的习作，但正因为如此，其中没有后现代社会中的疏离感，漂泊感和孤独感，也没有幻灭意蕴的心灵危机。在此之后的诗歌中因为植入了“知识分子写作”、“反讽意识”、“互文性”等各种先锋主张，致使诗人的个体无法承受这种叠加的思想重负和外部现实的冲突，于是过多呈观出刻骨铭心的焦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重读八十年代的中学校园诗歌，心灵的疲惫得到了洗涤，各种文化言路在这种纯情的诗歌面前无法斜度膨胀，像暴徒面对纯洁的少女而无法邪念横生。
八十年代校园诗人的主要作品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也不泛青春期的烦恼和淡淡的忧伤。有人说这种理想的诗歌是一种伪理想，因为它掩盖了生活本质中的邪恶、丑陋、残酷和无奈，然而对于一代少年诗人来说过早地让他们去承受生活的真实似乎更是一种残酷，用审美的眼睛看世界，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吗？当然其中还有历尽生活苍桑的过程，而在生活中的审美行为不也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吗？这种审美中又洋溢着一种崇高和正义之气。“我是技艺超群的剑客 剑术独步天下/出道以来未逢对手 练剑从不带剑/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拈花一朵或接竹叶一片在手/百步之内取人性命 我把正气凝于心中/将四溢的剑气练得炉火纯青/行正气以养剑气 我以正气之剑/惩凶除恶 无往而不利杀人无数，（景旭峰《江湖令》）。景旭峰的诗，在今天也足以给进入了审美欲望化泥沼的文坛猛烈一击，使那些从激情消褪到欲望的舞蹈、沉迷词语迷宫到形而上的幽想者无地自容。另外，毛梦溪，叶匡政，叶宁、王军、周瑟瑟、陈亚军等大批的中学生诗人都呈现了这种理想色彩。因为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等主流话语影响社会变革的时代，每一天的色彩变幻都可能鼓舞心中的理想，来自未来的召唤和期许在一代青少年的心中无法不飘起理想的旗帜。但这种理想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话语，也决非日后的理论家所谓的“谓美乌托邦”，更不是缺乏主体想象力的“集体表达”，而是一个时代为伟大的变革进行的理想展望，是为九十年代的深掘和内省进行的必要储备。我们在今天已经历史地看到，正是当年张扬的理想之力度，使得这一批校园诗人在日后的生命历程中才没有丢失精神质地和言说功能。即使在全面物化的今天，心中依然有着对理想和正义的捍卫，对价值的确认和拨开各种压力的能量。
在提倡“消解价值关怀”、“拆除深度模式”和“历史意识终结”的理论家们看来，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远远不够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但作为一个文化场域的诗歌事实它从不屈服于批评家的偏好，时间会让它再度凸显价值。尽管这一批少年诗人在日后的诗歌生活中有过追问承认的急躁，但它并不影响在当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反思的自觉是当代给予的拉开时间的审视。或许，作为一代青春诗歌的注解已经足够，从价值维度来看，它不仅是当代诗歌的补充，更重要的它是占诗歌绝对多数读者的主体，因为中学生诗歌读者成就着诗歌的发展和成长。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学校园已没有了那种狂热，不知是理智时代的到来，还是精神追求正被功利主义置顶。
篇中由于资料的局限，仅仅选取了当时几个重要校园诗人的作品进行爬梳，许多优秀的诗篇有待姜红伟的大型整理工作结束以后，才能见到更好的全貌，那时，他将提供给我们一部较完整的可以全面品评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诗歌史。我曾经在《春天，诗神与我们相遇》一文中说过，这一批诗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成了自我素质锻造的自觉，同时，把中学生的思想训练拓展到了历史的极限，又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垂直向上，使得今天的“乐园教育”，“期望教育”、“成功教育”者们不解而眩目。
然而诗歌史的写作或定论向来不是由诗人来完成的，一般情况下诗歌史很难回归诗歌本身，起码在短时间内如此。因为诗人，真正的诗人往往是诗歌史中的失语者，或者因为弱者的身份而不能构成话语的强势，真正的纯粹立场会遭到文化形态和诗歌霸权者的拦载。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很难在当代看到纯粹的诗歌历史文本，精神的高蹈之外，一种文化形态的垄断从来就是以正确和权威面世的。虽然传统中那种由主流社会少数精英掌控的文化秩序和审美范式，正在被后现代社会的资本操控所瓦解，但是，一种消费化倾向的介入更使价值评判无法秉持其应有的间性，所以，不要再寄希望于那些“权威”的理论家们，叩问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要全靠我们自己。
2006年9月2日于石家庄
（注：文中诗歌作品为姜红伟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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