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每一片绿叶》是我三十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1979年前夏天完成后，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社，尽管此前《人民文学》刊发过我的《班主任》等作品，《班主任》还刚刚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第一名，但是，这个短篇小说差一点就发不出来。当时负责刊物终审的是副主编刘剑青。1977年《班主任》稿子到他手上后，他也很犹豫，曾召开编辑部会议，让大家共同讨论，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班主任》属于“暴露文学”，恐怕不宜发表，而这也正是刘剑青所深为担忧的，当时杂志的最高负责人是张光年，张光年一般是不管具体稿件事宜的，刘剑青也轻易不去麻烦他，但为《班主任》的事还是找了张光年，张光年也就看了，看完了把他和小说组组长、责任编辑等全都找去，一起讨论，最后张光年拍板：小做修改后刊发。那时候一篇多少具有点革新意味的稿件，想公开刊发出来往往都会有个坎坷的历程，像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卢新华的《伤痕》，就都被《人民文学》杂志退稿，后来在别的地方刊发；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退过两次，作者不死心，一再修改，最后才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刊发。
前些时候从传媒上看到，有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把1978年出现的“朦胧诗”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引起某“朦胧诗”代表人物的愤慨，他说他们早就跟“伤痕文学”划清了界限。我也觉得二者归到一起很不恰宜。当时以《今天》为载体的“朦胧诗”，是一种“地下文学”，仅其崇尚纯文学这一条，就具有挑战的意义。我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一直持尊重的态度。每个写作者的站位不同，写作理念不同，将自己的作品公诸公众的路子不同。在我来说，把《班主任》或《我爱每一片绿叶》投给杂志，说明我的站位不是“地下”而是“地上”。我少年、青年时代，受到过多种文学的影响，我也看到过一些“白皮书”、“灰皮书”，但我并不只跟那些文字认同，在旧作品里，我也有一些喜欢的作品，比如我就觉得上海作家艾明之写工人的《火种》不错，孙犁写农民的《铁木前传》非常好，郭小川那涉及到兵的长诗《白雪的赞歌》挺有味道，我不想跟这些作品切割开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路翎的《洼地上的战斗》，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丰村的《美丽》、宗璞的《红豆》等短篇小说，流沙河的《草木篇》，蔡其矫的诗作，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邓拓的系列杂文《燕山夜话》，都力图扩展文艺的内涵与外延，使其从僵硬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格局里变化出来，也就是更能让读者接受，追求真、善、美的文学。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极其悲壮的，其中包含着血泪甚至死亡。
《我爱每一片绿叶》后来经责任编辑和小说组长力争，副主编刘剑青没有再去麻烦主编(当时主编换成了李季)，他签发了，但安排在那一期杂志上小说的“末题”，即最后一篇。没想到这篇小说刊发后，也收到不俗的反响。若干读者来信表示感动而且获得启示。1980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中如冯牧竭力肯定，最后上了获奖名单。
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里，这样评价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横遭迫害的怪癖者。我以为洋人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旁观者清”，当然不错，但我更重视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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