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人们已经谈了很多，评议也很多，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别人忽略的角度切入。我觉得他的得奖，其实严格来说是他个人的事情，人家给奖是给一个作家，不是给一个国家，更不是给一个作家群体，更不是给一个机构。但在中国实际上看来，不是他个人的事情。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告诉我，据他所知，他们那个省县以上的四套班子的干部书橱里面都要有一套十八本《莫言作品系列》，光这一块的发行量就不得了。如果其他省也差不多这样的话，你想想，全国多少个县，每个县四套班子，除了正的一把手以外，还有很多副手。那么这些书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书橱和十八大文件放在一起，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莫言自己没有想到的，不会想到，瑞典学院更想不到，中国官方本来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它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各级干部们也认为他是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一个标志，确实也是。这是共和国的文化得到世界承认的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而且即使象计生委这样的单位它也要摆一本《蛙》，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那儿也有一本《丰乳肥臀》，这些符码本身就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这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难道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先不说你大学里的情况，大学里应该不得了，中文系不研究这个作家作品，你研究什么？你不讲他，你讲什么？这个是题中之义，咱们不说这个。
中小学课本，幼儿园教育也开始考虑，这跟李白一样，这是符码。所以《透明的红萝卜》迅速进入了高中课本，然后初中也开始选他的故事和文章，小学也开始考虑，幼儿园的老师也要让孩子从小记住莫言，很有意思。他在家乡住过的宅子，成了人们的观光胜地。我说的这些都有过报导，对不对？一个人的获奖，本来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却被放大到全民族，渗透于全方位，它打破的东西很多啊。
我想起了茅盾，茅公。莫言的《蛙》也得到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记得1979年，当年茅公亲自把《班主任》的获奖证书递到我手里，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文学史人物，是活生生的存在。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过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公出席讲话，鼓励中青年作家写长篇小说，他讲到半当中，问：“刘心武来没来？”我就站起来，他就亲切地望着我。我读过他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一本书，《夜读偶记》，在那本书里，他梳理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小说创作而论，概括为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时候认为现实主义的写法才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应该在作品中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后来又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不消说是前提，是基础，背离了这个，就不对头了。1956年，秦兆阳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试图将现实主义的路子拓宽一点，结果遭到批判，人也落难，后来，法国的一位左翼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出版了一本书叫《无边的现实主义》，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扩展边界，他实际上把卡夫卡的作品也容纳在了他的现实主义的筐子里，结果苏联就批判他，中国的《文艺报》也对他痛批，这就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非现实主义的东西，现代派的写作，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茅盾是一位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很热心地提携后进，但是他把文学的发展轨迹梳理成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反对非现实主义的写作。1980年开那个长篇小说座谈会的时候莫言还没有冒出来。1981年茅盾就去世了。但是在他谢世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非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现代派，后现代派，种种越出传统革命现实主义规范的作品冒出来了，一开始有争议，出现过多次风波，到后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就是一个具有非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当然它非现实主义的程度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厉害，没有那么猛烈，后来是魔幻的写法，穿越，轮回，变形，莫言一路写下来，离茅盾在《夜读偶记》厘定的规范越来越远，但是他节节胜利，以茅盾命名的奖项接纳了他，他也欣然接受，到2012年就斩获了诺奖，“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这一问题只好扔进太平洋，而且《透明的红萝卜》“泰山石敢当”地进入了中学课本，这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难道不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吗？莫言的获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非现实主义文学的胜利。但是奇怪的是，我从纸媒上，网络上，没看到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谈，是不是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要把它拿出来谈。
张：这个很重要，应该全方位地来瞭望莫言获诺奖这个文化事件。
刘：它带来的效应超出各方面的想象，从这点来说，应该给官方说好话，这次一颁奖马上就认可了，对吧，而且不论前科，体现了官方的弹性。因为2000年高行健获奖，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发表公开声明，指斥诺贝尔文学奖丧失了权威性，后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也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更有《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这没有多少年啊，当中才十一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作家协会，在莫言获奖后立即热烈祝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的领导人亲自署名发贺信，当晚CCTV《新闻联播》立即告知全国。这个奖具不具有权威性呢？颁这个奖的机构是否在政治上别有用心而且属于“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呢？不记前账，忽略前言，非常具有灵活性、变通性。这是好现象。带了一个好头。我就想，如果在对待另外一些问题，也能以这样的灵活性、变通性处理，那么，没有什么死结是解不开的。而且莫言本身呢，就准备好燕尾服，带了一个庞大的亲友团，包括他家乡的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是吧，都到了斯德哥尔摩，共襄盛事。这是非常亮丽的一道景观，它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我先不说政治意义，至少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方面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各方面人士充分地揭示。莫言的作品怎么评价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刘再复最近我看他又把他原来的一些观点重新整理，再加以发挥，写成了文章，盛赞莫言，供各方面参考。但是在他所概括的这些莫言的小说的特点里面，没有一个过去一定要提出来的要素：人物画廊。过去我们谈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中文系教授的口头禅，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提供了人物画廊，对吧。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不提供艺术形象的，他的小说基本上不提供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无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讲故事的技巧很高，魔幻、变形、拼贴，让你惊讶，现代主义的许多元素他都具备，也有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说他基本上不提供让你印象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什么呢？尤其不提供可供社会崇敬、学习、爱慕的形象，不提供保尔·柯察金，不提供江姐，不提供林道静，不提供朱老忠，不提供比如说张平那个《生死抉择》里面的男一号，对吧？他不提供这个东西，但是他的这些并不提供鲜明人物形象的小说，这些文本，进入了干部书橱，进入了中学课本。所以这确实不仅是莫言的胜利，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学发展的胜利，是非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有人也许要抬杠，说莫言的小说也是现实主义的啊，人家是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在这里不就概念进行纠缠，反正无论如何，莫言小说不属于茅盾所论述所实践的那种规范的现实主义，他的胜利至少可以说是非常规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对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彻底的平反，是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最佳例证。他的获奖虽然是他个人的一桩私事，却明显起到了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试验增强安全系数的作用。
茅公如果活到现在，对莫言的小说，对他的获得诺奖，会作何感想？不好想像。也许，他终于也会同意，文学是多元的，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永不过时，而非现实主义的写法也能开放出独特的花朵。魔幻啊狂想啊拼贴啊变形啊，种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通过莫言获诺奖，获得了纯文学当中的最合法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种种文本。特别是他的书进入各级官员的书橱。
张：我在北京市开会，北京市的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常委、所有的班子都一人一套，就是办公厅给买的，办公厅出去采购。
刘：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买多少，咱们不知道，但这一块，买去看不看另说，计生委办公室的书橱里一定要有《蛙》，打黄扫非办公室主任的书橱里一定会有《丰乳肥臀》，即使他们没有时间翻开看，看看封面书脊也是好的，因为通过莫言的文字获得这种待遇，无形中，潜移默化，这些官员对待文化，对待文学，对待文化人，文学艺术家，应该能多少增加些尊重，能放宽些尺度。
张：它等于是办公室后面书架上标配(标准配置) 的东西。你的办公室，我标配一些书，莫言这一套书就是标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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