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季羡林先生走了，各色人等的纪念和隆重的葬礼充斥于所有媒体。这种极度关注而引发的喧哗，一如他生前数十甚至上百个社会职务和各种头衔，对于季羡林本人来讲，既空洞，又苍白。季羡林先生一生，受启蒙于五四余波，青壮年时期又恰逢国难，学术生命旺盛之际又遇动乱，可谓一生动荡。而他晚年遭遇的喧嚣，或许是对过于孤独的生命的一次叛逆。
出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作为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承担着为季家延续香火、光大门楣的指望。不满6岁时，就寄居在济南叔叔家读书。18岁的时候，叔父提出让季羡林与长他4岁、只念过小学的彭德华结婚，他无法拒绝。其后，他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留学德国，10年之后才回来。在他就读于清华时所记的《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披露了对于自己之前寄身的那个家的厌恶，对于这桩勉强维持的婚姻的无奈。及至2002年回忆起当年他从清华毕业，回济南省立一中短暂任教的情景时，91岁的他仍然记得，“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 1962年，彭德华到了北京,和季羡林一起住在北大朗润园。在他们的儿子季承的回忆中，“他睡一个屋,妈妈睡另一个屋,他们的夫妻关系等于是分居到死。”
由于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季羡林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这一婚姻。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羡林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小姐堕入爱河。这段爱情本来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是，季羡林在1991年出版的《留德十年》中自己披露了出来。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更大的可能是：这段爱情是他并不幸福的一生中的少有的亮色和最美好的回忆。
正如卞毓方先生在《天意从来高难问》中揭示的那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担任了北大副校长，社科院南亚所所长；成为了许多学科的带头人。然而，媒体的称赞，众多的索序，无穷的题字，这些都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心之所愿。而季承所披露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季羡林则显示，他对于老伴、儿子和女儿，季羡林缺少亲人之间应有的关切。一个很少获得过爱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更不必说，他所面对的是他并无爱情只有义务的妻子。
未能冲破旧道德的藩篱，使得季羡林的一生悲多于喜，苦多于乐，鲜有幸福的时刻。在鲜花、荣誉和掌声下所包围的，是一份过于喧嚣的孤独。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