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默默无闻的季羡林到老年创造了昆仑奇迹，当这种压迫使其走投无路之时，平凡的死亡又带来了新的神话。随着神话的降温，偶像的黄昏开始出现，造神运动的失败已不可避免。老季生前讲过：“坏人，同一切在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只是不知他是否知道被造的昆仑也一样是不变的，还是速朽的。被造神话之中的神话，如果如他所画的封闭性句号一样，应该至今还活在被造之中没有彻底崩塌。这种对于被造的服从是理性消亡的开端，只是为了换得少许暂时的保障而放弃了基本的自由。当自由既不是向内集聚的生命范畴，也不是向外扩张的价值系统之时，那种泰山一样的偶像也必然让人无法承受之轻。幸亏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早已崩溃，任何先验的被造位格已无法全然环绕并占位我们有限的精神服从。
对偶像的反思是今天所有文化的共同任务。这是当年神学家奥特针对不可言说的言说的态度，我们的言说也因此披满信心。季羡林之死是一种巨大的隐喻，一个允许“有毒的动植物”显现其无觉的精神符号，以此构成了世界的秩序，而秩序可是上帝无言的结果。曾被奉为大师的老季对人的判断简单明了，一清二白，无可改悔。只是我们尚不知价值判断的权力在哪里？又如何能保证这种判断权利的实现？而权利的价值必须在于它的可实现性。其实在判断的这一瞬间，老季已经用“偶像的自负”封闭了所有的价值通道，必须把自己的判断关起门来彻底打死，决不宽恕。我们知道，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这并不是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个经验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种事实指认。何况好与坏的相对性极其复杂多变，由于社会角色与共同理想形态的本质关联出现断裂，有谁还能相信这样的“二元对立”？也许这正是我们在童年观看黑白秩序的英雄影片，只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成年，公共梦幻的空间建构早已色彩缤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早已不是透过事物你死我活的语词挣扎，而是为“坏人”寻找真理，为“好人”寻找妥协，为缺席事物创造意义的庆典。因为这“世界不仅仅是为人而创造的，人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由于它们对人有用”（弗格森）。这世界同样不是专为老季所钦定的“好人”而创造的，可能这些“好人”得到过更多的阳光雨露，而被老季赶出拯救之舟的“坏人”也有享用这世界的权利。这种判断只能就既定的事实提问，只对个别的事实方面判断是形而下的，任何将其作为普遍性的宣扬只能造成自有意义的瓦解。老季在这种判断中剥夺了“坏人”所有可能的自由权项，堵塞了所有可能的生存空间，因为他认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上帝尚不能把恶人赶出这个世界，而老季的裁决则掷地有声，实则是给了他依赖并热爱的制度文化一记意味深长的耳光。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对“坏人”的驱逐，不如说是对某种权力意志宣扬的否定，信仰的可能性亦被踢出了世界。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由于认知的局限性，我们怎么可以担当“人”的裁判，又怎么能够代替上帝的工作？知识应该澄明世界、拯救人生，又怎能滑入某种现实意志的工具主义泥潭。
季羡林已经作古，但他的“好人坏人”论并未完全随他而去，时间也并不能使我们因为他的仙逝而对其进行问题意识的豁免。于尔根·莫尔特曼说：“死亡不能限制人们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否则上帝就不是上帝”。对于老季“坏人”论调的批判不是对他的不宽恕，而恰恰是对于他的爱。因为没有去批判，就无法去爱，也就无法去表达尊敬。如果我们深刻地去爱老季就会发现死亡并不是他所经历的事件，死亡的经历已经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也就是他未能经历到他的光辉的死亡。从自由主义出发，老季的价值论有着深刻的生存背景，是为某种权力意志提供合法性的学术支持。从他对于泰山的高度赞美来看，一种策略性的言语方式在两个方向展开。赞美泰山即是一个奉承权力不可放弃的主题，而“坏人”的不可救药论也便是这一言说结构中的另一种阿谀。因为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正可以增加权力的运行含量，任何“坏人”便可以在一种道德合法性中被意志删除。这种变相的消灭个体意义的方法与他宣扬的孔圣之说又一脉相承，因为孔子又是反个体价值的极端。这就是重新让我们回到权威主义的牢笼之中，彻底消灭刚刚萌生力量的“我”，然后以权威为中心重塑生命的主体，并以这样的方式忘记“我”的存在。因为他又说“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样他就否定了人类伦理的首要价值，一种狭隘的利益观造成了他在通向重生之路上的失败。弗罗姆曾经在分析健全的社会时强调“国家主义是乱伦的当代形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其崇拜形式。根本用不着说明，我们说的爱国主义意味着把自己的民族置于整个人类以及真理和正义的原则之上”。一种把人类利益割裂的民族利益肯定不符合人类的共同伦理原则，仇恨、岐视、自恋、冲突、暴力也便由此产生。这种爱国论显然也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首先是爱国中的每一个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体生命得到真正的爱，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只有所谓的民族利益，而没有了每一个“好人”和“坏人”利益的民族利益也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的灾难。一个民族的兴盛靠的是理性、宽容、自由和开放，靠的是对所有疆界构筑的消融，而不是权力的皮鞭和钢铁的篱笆。罗素在论述中国人的性格时说过一句深刻的话：“民族主义是牧群本能的一种发展”。托克维尔更是一针见血地说：“民族意志，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在德国生活过多年的季羡林在热身民族话题时不知是否听到过纳粹的民族主义呐喊，那些捆绑在德意志民族主义之上的国家机器是否成就了个人价值？当民族主义已经夕阳西下，被全世界所有文明所警惕之时，老季还要力扛这面大旗，立志将其插在泰山之巅向着东方迎风飘扬。其实说到底，这种为国家主义服务的“好人坏人”论及其民族观根深蒂固的是个人的权力崇拜，同时也潜藏着以权力或权威统治他人的愿望。难怪约翰·密尔说：“有的民族，统治别人的愿望比个人独立的愿望强烈得多，以致为了前者的仅仅一点朦胧希望，他们就准备牺牲整个后者”。一个不能够独立自身人格的学者，不论他的学问有多大，极容易成为权力环节中的工具，以此而否定了一生的学术努力。如果说，老季的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而并非搞思想的，我们不应以思想来责难他。果真如此，韦伯说：“学术的游戏规则是，但涉事实，无涉价值”。而老季在殊荣备至的晚年频频对公共话题发言，并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公共主张。
令人称奇的是老季的思想有一种生物学上的米亚德现象，虽是中西文化杂交，但并未显示出西方文化中自由与独立的知识品质。尚不知道独立与自由的冲动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之一，尽管它可能像人的性冲动那样被随时压抑和扭曲。但正是有此不竭的冲动与渴望，才使得人类的共同伦理原则高于任何权力意志的存在。所以，老季更像是萨伊德所抨击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也就是那些完全失去了公共关怀能力，只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而老季的“好人坏人”论又完全建构在道德的自我肯定上，以此拉开与各种“坏人”的距离，从而使自己充满了道德自恋。但是这种“好人坏人”论不是一种话语，而是一种实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反对“坏人”的人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断言“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人就能够自己变得更好。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道理就能证明一个学贯中西的语言学泰斗就一定比一个普通人更是“好人”，或一个自称爱国、爱民族的专家就一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或许老季是为某种权力意志臣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倾听阿奎那的叮咛：“政治隶属于伦理”。毕竟，我们知道有一个普世的人类准则正在惠及拥抱它的人民。
200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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