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对话(2)_南方艺术

　　我们仍用现实主义写法开拓人性“黑洞”
　　
　　凤凰网文化：谈苏童可能不能不谈您的创作，是这样，我一直很好奇的是，您写作这么多年，从大学就开始到现在，有没有一个自己始终一以贯之想要表达的主题？
　　
　　苏童：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从青年时代的创作到现在，当然这个主题不停的在演变、深化，你要说一定要找到一个词，那是有的，是关于人性的，这是一个我一直坚持的，到现在也没有放弃的一个主题。写作的时代不同、文本不同，你自己的创作的力量的不同，导致每个文本它所演绎的时候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口号去写作的，或者是我要成为某一个标签下的作家，没有一个作家会是这样，当然一个作家都希望有你自己非常丰富的创作实验去证明自己的成功，所有的丰富创作实验怎么评价它这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所以经营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文本，这是一个作家持之以恒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生活。
　　
　　凤凰网文化：您说您一直想探讨人性这个主题，您对于人性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您也曾经被人称作先锋作家，好像先锋作家对于人性我觉得都处理得很特殊，包括小说主人公的死亡方式等等都很诡异，好像有一种宿命的味道，对于人性的探讨，包括那种语言所设置的那种环境，都有一种非常压抑、非常阴郁的感觉，可能您这一批作家对于人性是抱有一点失望还是什么？
　　
　　苏童：我不太好评价别的作家对待人性是什么态度，在我看来，对人性的说法我们往往持一元论的这么一种说法，比如说很多人会一再的坚持或者是成为一种信仰，人性一定是美好的，还有另外一批比较悲观的，他是人性恶的信仰者。在我看来或者是我的基本理念，其实是人性无所谓好和坏、善和恶，不用分那么清，因为你也分不了那么清，人性就是一个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最不科学的，或者我觉得最有害的就是那种一元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之所以到现在我们说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到现在不能说我可以把人性概括成ABC，概括成人性999条，因为没法概括，太复杂了，你更不能用一个正面的或者积极的意义去囊括整个人性。同样，你当然不可以，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用负面的、灰暗的、悲观的态度去概括人性，人性就是一个黑洞，我特别喜欢用黑洞这个词，所谓黑洞它是属于探索之间的，是一种混沌状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即使到今天，在19世纪的传统的，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在大量的涉及到人性的这么一个文本已经出现之后，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领域开拓，因为这个黑洞没有开拓光，没有穷尽，这是一个我比较坚定的一个信念。
　　
　　女性作品只占我创作的1/10 我接受被误解
　　
　　凤凰网文化：对，确实读您的作品有一种感到人性的复杂性，不可琢磨，我一点我想可能让您笔下的一些女性身上体现得也非常充分。有人不是称您为“最了解女人，最善写女性的男作家”嘛，我感觉您笔下女性的角色特别特殊，因为一般情况下，可能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不是把她神圣化，甚至怜香惜玉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有可能把她当做一种窥视的色情对象这样来描写，但是好像您笔下的女性不是这样。比如说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妻妾成群》，那里面的女性，包括其他作品的女性，您好像把她设置成一个，她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的这么一种说不清的一种角色，我不知道您怎么来概括、解释自己的女性角色？
　　
　　苏童：因为大的写作动机，比如说我写《妻妾成群》，因为后来很多人比如说通过这个文本，因为他认同了我们一些人物形象之后，他会发出一种由衷的赞美，说我真了解女性。但是说实在的，我真是不敢接受这样的恭维，我不认为我有特别的了解女性，但是有一点我是做的比较主动的，我不满于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当中很多涉及女性形象的这么一些作品，我是刻意地在做出某种反叛的举动，就是我认为女性不该这么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女性的形象要不然是代表、永远是代表那个受害一方的，要不然就是代表，除了反动形象，女人总是是楚楚可怜，是男权社会、封建体制或者是各个时代的这种恶习被摧残的一方，女性总是被这么塑造的。当然对于女性人格的主要的一方，它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我觉得所有的很多文本都表达其不充分的，或者我不满意，对于我来说，我只不过是用一个平等的、把女性放在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上去探索她的内心世界。当然我因为不是女人，我跟这个性别的关系只是一种观察，是一种观察的角度，我尽可能地利用我自己长时间或者是对于我周围的这些异性，她们该到什么时候，她们应该是怎么说话的，碰到一个事件她们通常是怎么处理，我只不过是更认真一点、更细致一点、更深入一点而已，我并不敢冒领我对女性特别了解，这个确实是没有，只不过是创作的态度上，我觉得我希望更加认真一点，更加扎实一点。
　　
　　凤凰网文化：恰恰可能是一些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性主义者对您的这种女性写作表示愤怒。
　　
　　苏童：那也有，因为他们认为有两种，你说的比如女性主义，他认为我背后仍然是一个男权的……
　　
　　凤凰网文化：就是您的这种女性是适应男权的规则的。
　　
　　苏童：对，他们觉得仍然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得到的两个结果，你提出的另外一个其实我知道，碰到过很多，其实真正的女权主义，他认为是来自于一个男权的目光，它仍然对女性仍然是带有损害的目光，我完全不知道，我不太理会这种来自学术的这么一种，文本和它的学术和它的思想，他把它并构起来说，对我来说很简单，我是把这个故事说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凤凰网文化：在中国新文学史当中，我觉得可能茅盾的小说可能跟您有某种相似点，就是他也是写一种女性在这种生存状态的矛盾性、挣扎性、我不知道您认为自己跟茅盾笔下的这些写作有没有一些借鉴或者相似？
　　
　　苏童：茅盾的作品我看的应该是蛮少的，因为有一个，就是关于借鉴和学习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蛮难说的，你最喜欢的、最爱戴的一个作家，有可能在文本上不对你产生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代文学史上，我认为是最伟大的几个旗帜，当然是鲁迅，当然是沈从文，其次是张爱玲，我自己的写作你要说它受到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学这一块，它也包括西方文学那些滋养。因为茅盾确实几乎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一个作家他当然有今生就有前世，我一直在想，没有一个作家他是凭空出世的，没有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作家，他都是一个文学遗产的孩子，这个遗产当中包括谁、不包括谁，其实我自己说了也不算，这就是一个文化，所谓的默默的延续，就是都没必要说。因为其实我自己我的阅读史因为非常庞杂，从80年代到现在，一定是无数的作家对我产生过影响，但我完全说不清谁谁谁对我的哪一时代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哪一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自己是不知道的，说不清的。
　　
　　凤凰网文化：它也是一种非常杂糅的状态。
　　
　　苏童：对。
　　
　　凤凰网文化：相对于您的女性角色的复杂性，好像您对于笔下男性角色处理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就往往把他们设置成地主或者怎么样这样一种在社会地位上非常高的位置，但是往往本人的真实面貌却是相当猥琐、贪婪、暴虐，甚至是性无能，您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反雄性叙事，然后反英雄的一种意图？
　　
　　苏童：那倒没有，因为你说的恰好是一些文本，个别的文本，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读了《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这一批作品，其实《米》就跟《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头的男性的塑造其实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并没有刻意的，你刚才所说的反男性叙事、反雄性叙事，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样主观的意识，一切都是服从于我所要写的那么一个故事，所谓我们说喧宾夺主，当我确定这个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个女人的时候，男性形象我是要塑造的，但是我不希望他喧宾夺主，所以对我来说，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人物形象都不重要的，那个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丰满，能不能有说服力，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在写作当你一个人物形象，你想把他写到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物形象你手会松，就是有意无意的会把他放掉，其实如果说一个人物形象你用寥寥几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那人物形象其实是失败的，好的人物形象你用两三句话无法总结。
　　
　　凤凰网文化：也就是说您的写作中心还是女性？
　　
　　苏童：不是，从来没有说。因为其实《米》它的中心是五龙。
　　
　　凤凰网文化：但其实很多批评家把女性看得特别重。
　　
　　苏童：对。批评家为什么呢？因为作品说实在的，作品在传播过程当中会出很多意外，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意外。对我来说我其实真的写女性的作品，在我整个作品创作当中的量当中只能占1/10，但是恰好像你这样的读者，也一样，因为他就看过相关的四部，四个中篇在我整个创作量当中是非常少的，但是它的传播特别成功，所以我自己无法叙述这样的意外和偶然对我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很感激，因为它的传播，我说到因为它对电影的改编，在电影的再次宣传、传播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读者读了，苏童很喜欢写女人、很擅长写女人，我听了一方面不反感，我也挺高兴的，说明我的人物形象是能吸引人的，但是从我整个创作整个面目来说，它确实是一种误解，但是我接受这种误解，我生活在这个误解之中，就是一个小说家的生活，甚至也是一个人很常有的生活，还有一个是我其他的很多作品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恰好是一般读者他没看过，所以他这一部分我的很多作品，我的一部分创作面目被这些所谓的女性形象给遮蔽了，这是传播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要面对，老是要回答这个，为什么你一生的创作都在写女性，事实上我早就结束了，我只是在90年代写了四个中篇小说而已，在我的创作量当中是1/10而已，而且我不得不经常回答这样的问题。
　　
　　电影是我的远房亲戚每个人必须面对两个时代
　　
　　凤凰网文化：如您刚才所说，您可能就这么几篇，但是恰恰被影视改编了，然后传播了。您怎么看文学与影视的这个（关系），因为我知道您被改编成影视的作品很多，您也从来不忌讳这个，但是您好像又从来不参与任何一部改编、直接操作剧本，就是您对于影视跟文学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处理的？
　　
　　苏童：我一直在说，我一直用这个比方的，但是我那天正好在上海书展上，我也用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因为我自己个人我很感激这个电影给我带来的那种读者，甚至是利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个作家跟电影的关系经常会容易让人走入一个误区的，读者也这么认为，很多作家的潜意识也这么认为，既然电影是这么一个好的事情，那么他对你存在不存在一种暗示，或者那种神秘的牵引力，让你的写作渐渐向电影靠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一开始就很清醒，当然也跟我自己很早的涉猎影视和小说的这么一种纠葛当中有关系，有一些经验。我的经验是我一直分得很清楚的，我是说我把电影作为我的远房亲戚，所谓远房亲戚因为我特别理解这种关系，因为你也有可能在生活当中一个远房亲戚跟你走动是很勤的、很亲密的，但是同时一个远房亲戚跟你不来往了，没关系那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两种状态都是可接受的，都是正常状态。但是因为是远房亲戚，你是有血缘联系的。
　　
　　当然那天我在上海的时候，吴念真是特有名的编剧，他说的那个观点可能比我说的更好，他说电影跟小说是邻居，而且他更深地深化了这种联系，他说是邻居，而且是同一个门进出，他说的也对，他把我所描述的那么一种疏远的关系更亲密化了，他是一个门进出，是邻居，是一个大门进出，都是从文字开始，所以他说的也有道理。
　　
　　尤其我们现在在讨论现在这个影像时代，很多人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去读一本书，尤其是读一本像我们这些人写的就是比较严肃的纯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他更多的选择是影像，我去看一部电影，他认为很爽，甚至我在网上看一个动漫什么东西，这是很多人所选择的阅读。阅读疏离了文字之后，写作是不是一定要做出改变，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适应这个时代吗？你如何适应？或者是我可不可以不适应这个时代？我的理解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两个时代，一个时代是大时代，我说那个大时代是窗外的，一个窗外的大时代，另外一个时代是小时代，是你的窗内的小时代，换句话来说，一个人适应一个时代，其实就是你窗内的世界跟窗外世界的某种联系，你如何保持，你在窗内你要设计多大的安静程度，但你也不可能不开窗，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是蛮微妙的。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无论你受到这个时代多大的诱惑，写小说就是一个孤独的事业，你是要做好准备的，要很多时间，除非你不写，或者你做别的选择，甚至商业写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还是铁定了心要写你这样所谓的严肃小说的时候，那你要接受被时代疏离的这个命运，对于你来说，你要做的是如何维持你在这个时代里头保持一座小屋，这个小屋当然是有扇窗户，是这样一个问题。
　　
　　凤凰网文化：那您会去看自己作品改编的这些电影吗？
　　
　　苏童：我都要看的，《大红灯笼》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经常到国外，尤其是西方的那些听众他对中国文学更加陌生，更加疏离了，但他对电影很了解，一说《大红灯笼》谁都看过，所以我很多时候，《大红灯笼》我大概看过十遍了，都是陪别人看的，就是在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他先放电影，然后你坐在那里看，看着看着我对那个电影已经倒背如流了，我对《大红灯笼》的情节设计已经比张艺谋还要了解了，我看得实在太多了，那是一个例外。还有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几乎就看一遍，都看一遍。
　　
　　凤凰网文化：好像改编您的小说的这些导演，还都不是您最喜欢的中国导演，据说您最喜欢的是姜文、贾樟柯和顾长卫。
　　
　　苏童：我不可以说我不喜欢。
　　
　　凤凰网文化：他的排名比较靠前。
　　
　　苏童：其实是针对现状，千万不可以说我喜欢谁，当然自己个人是有一个选择，电影毕竟不是我的事业，因为我对我来说，我本质上是一个观众而已，我有我的趣味兴趣也是观众的。

南方文学

主页 > 南方文学 >

苏童对话(2)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