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长篇小说的作者队伍空前壮大，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也空前扩充。但是，长篇小说的繁荣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繁荣，长篇小说在文体和叙述上明显要比过去更加成熟，小说内涵也更加深邃。饶宗颐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普及性。”饶宗颐对东方文化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东方文化在21世纪不仅会走向复兴，而且会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他将21世纪称之为“中学西渐”的年代。
“中学西渐”显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它是一个漫长的、渐行渐远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愿意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中学西渐”进程中的一个醒目的路标。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从莫言身上看到，中国的当代文学给西方带来了新的元素，他们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hallucinatory realism”。中国的新闻媒介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一新命名时还没有丝毫的准备，因此他们将其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翻译肯定是不准确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英语表达是“magic realism”。magic和hallucinatory这两个英语单词的意义虽然有重叠之处，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却是耐人寻味的。magic的意思是魔术、巫术，hallucinatory的意思是幻觉、幻象。魔术、巫术首先是一种客观行为，这种客观行为造成了神秘的景象，而幻觉、幻象则是指人们内心产生的非现实的景象。从这两个词语的细微差别就可以看出魔幻现实主义与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概括是有所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强调了小说的神秘性是与现实相关的，表现了“拉丁美洲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现实”。拉丁美洲的现实是一个巫术流行的现实，人们流行用一种非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和理解现实，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从拉丁美洲土著人眼里看见、头脑中理解和口中表述出来的‘真实’，是一种类似于‘原型神话’的‘真实’。”而瑞典文学院看重的是莫言作品中的主观性，因此他们用“hallucinatory realism”来形容莫言的现实主义创作。莫言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现实是现实场景在他头脑中折射出的幻象，是莫言面对现实的幻觉。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我倾向于将“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为幻化的现实主义。据徐贲介绍，hallucinatory realism是一个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批评家使用的新词，曾将其译为“谵妄现实主义”。尽管如此，我觉得瑞典文学院在用这个词组评价莫言时，已经赋予这个词组以新义。因此我们不妨认为，莫言所创造的幻化的现实主义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份礼物。
现实主义和中国经验
从“中学西渐”的角度去总结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看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新时期开始，当代文学为了从僵化的格局中走出来，急切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以来的思想和文学——这是新一轮的“西学东渐”。虽然有些学习和模仿比较生硬，但它确实带来了当代文学的大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逐渐消化、吸收了来自异域的思想资源，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定势，重新认识和处理本土的经验，于是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对话在发生悄悄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西学中渐”向着“中学西渐”的转变才具有可能性。莫言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莫言在新时期刚刚走上文坛的时候，正处在“西学中渐”的鼎盛阶段，他以极大的热情从西方汲取新的资源，他的写作风格明显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自觉地意识到要确立自己的东西，《檀香刑》就是其标志性的作品。莫言是一位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民间狂欢和生命自由基础上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针对着死板、实际、空洞的中国文化现状，因此具有突出的中国个性。当然，早期的莫言过于放纵了狂欢与自由的情绪，新世纪以后，莫言的自主性更加成熟，自控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一点在《蛙》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从“中学西渐”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是现实主义，一是中国经验。瑞典文学院将莫言的作品归属到现实主义上，我以为也包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一个整体认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与传统的、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但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在一个强大的现实主义语境下进行着各自的探索。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自现代文学以来就建设起的非常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自当代文学创作开始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具有最强势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突破首先就体现在现实主义表现空间的大大拓展。另一个关键词是中国经验。中国近30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繁荣发展之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
中国经验也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自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作家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方式，其作品中具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从反映到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削弱，而是有所发展。事实上，变革中的现实正在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经验考验着当代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叙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曹征路的《问苍茫》通过讲述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劳资矛盾的故事，鲜明地批判了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社会现象，小说不仅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中国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间维权、劳动法等等。小说写到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最终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
格非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格非在面对现实时有着清醒的主体意识，主人公谭端午可以说就是他的化身。小说写了一个对现实越来越不适应的小知识分子身边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描写并不是全景式的或史诗性的。但他从这个人物狭窄的生活视镜里看到了现实最致命的问题。他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归结为“浮靡之美”。问题在于，这种“浮靡之美”已经深入到社会的骨髓，几乎无处不在、无一幸免。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来，也许在他看来，现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们沉浸在浮靡之美之中，但谭端午清醒地知道，这只是死水微澜的反应罢了。格非不正是把谭端午当成一个对抗者来塑造的吗？但谭端午的对抗是一种特别的对抗，他是以做一个失败者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对抗。因为这是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你只有成为一个失败者，才能守住自己的灵魂，才不会同这个时代同流合污。谭端午是格非为我们精心打造的时代勇士。这个勇士显然并不被现实所认可，他在现实中无所适从，甚至无法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问题。同时，谭端午的妻子家玉是一个成功者，但最终这个成功者却需要失败者谭端午来拯救。必须看到，谭端午敢于做一个失败者，并非他要去践行老庄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颓废、不思进取的人都愿意从老庄那里找到口实。谭端午的内心是强大和丰富的，并不是他的内心装着老庄，而是装着另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格非的文学理想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建构起来的。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飞翔，更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他至今对那个年代仍充满着景仰和缅怀。
新世纪长篇小说不仅积极面对现实的挑战，而且在如何反映现实上也大大突破了镜子式反映论的约束。过去，我们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中过于强调客观反映，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看成是镜子式的反映，以为客观反映现实就像照镜子一样，是将现实中的景象一成不变地搬到文学作品中。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作家越来越被现实牵着鼻子走，作家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展现和发挥，另一个后果便是小说越来越形而下，缺少精神上的能指。但这种状况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强化了主体对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因此，长篇小说在叙述上逐渐从反映走向了表现，作品的精神内涵从而也获得了大大的提升。蒋韵的《行走的年代》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两个女子陈香和叶柔，她们的爱情都是由一位叫莽河的诗人点燃的。两个女子的爱情悲剧呈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到一起。小说固然写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种种现实，但作者并不纠缠于现实中的人和事，而是从中抽象出生命的意义，并将生命意义与诗歌精神放到一起去思考。我以为，这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宁肯的《天·藏》则通过作家扎实的实践大大深化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宁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西藏工作，西藏文化深深影响了他。回到内地以后，他虽然以西藏生活经历为背景写过一些作品，但始终没有中断对这段实践的反思——我将此看成是作家的思想实践，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思考，《天·藏》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小说写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老师王摩诘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动来到西藏，在一所小学教书。当时的社会陷入一种方向性的迷茫，王摩诘选择了西藏这块净地，让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与藏传佛教对话，并努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到洁白的雪山、明亮的阳光、飘动的经幡之中，使思想也变得富有形象感和神圣感。宁肯的这部小说也是对当下物质主义崇拜的严肃诘问。小说中的王摩诘说过一句话：“我的思想就是我的生命”，应该对文学和社会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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