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我不喜欢追求故事
记者 张滢莹
王小妮身上一直保持着许多诗人的品质：敏锐、清澈、纯粹。身边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诗歌时，她一直坚守。但“坚守”一词本身过于沉重，对她而言，诗歌是表达内心隐秘情感的一种方式，既不面对读者，也不面对世界，原本就是属于她生活的一部分，无所谓“守”或“弃”。而口碑、销量、奖项，这些对于许多写作者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她这里更是可有可无。与此类似，她也并不喜欢被贴上“先锋散文”、“女性主义”之类的标签，外在赞誉固然值得欣喜，但与写作本身无关，若为了这些“附属物”而写，无论是写得一般，还是写得更好，都是可悲的。
在长期的写作与工作中，她几乎是本能地对一切看似平凡、早已确定的事物存疑，并在笔端将这种清醒加以表述：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生活中的痛感究竟来源何处，又该如何安置？她常常在路上，却并非为了沿途那些风景。陕北、海南、鸭绿江……她的足迹由一座座城市和身居其中的人构成，老人、妇孺、流人，这些人生命里的痛楚也是她难以言说的痛。
2005年，王小妮成为一名教师，在一所“既不久远也无名气”的大学教书。这段持续多年的教师生涯让她从“试试看”到倾力投入，使她在亲近学生的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危机感——社会上各种畸变的价值观已经影响到本应纯真的学生，而一名真正的“好老师”要比想象中难当得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忙于备课和与学生交流，一首诗都没时间写，但她觉得，这些是“有用的事”，会带来内心的宽慰。想改变现实、想引起更多人关注，这样的急迫感催生了人文随笔集 《上课记》，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她期待更多人对这种“徒劳”的重视。
在这位诗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中，同样类似记录式的写作方式也有所体现。七年的农村生活，曾在她生命里留下深刻印记，并在时间的积淀中越来越接近客观和真实。作品摒弃了第一人称视角，而以旁观者姿态写知青生活，并着力于最细微、最易被忽略处，以动感、画面、方言、群像、随机性，让“死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来。在后记中，王小妮提到，如果有可信的记录体文本(比如客观真实地表现情感和事件的日记等)，她可能不会选择小说体裁。也许正如她所说，“这个社会并不缺少讲故事的人”，巨大、荒凉，却最易被忽略的真实，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记者：作为“文革”曾经的亲历者，您写作时并没有注重于悲剧色彩的描绘，而是以旁观者视角，以几乎同一频率、少有起伏地阐述一桩桩事件的发生，甚至可以说刻意淡化了某些事件的悲剧性，而把它们都看做日常生活琐碎事件去写。这种“不经意”、这种对于日常性和细节的追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事实上身在其中就是平平淡淡，苦难也平平淡淡，很少直接的纯粹的冲击力，好像该发生就发生了。其中也不缺瞬间的欢乐，它本身就那么琐碎而以更大的悲剧性把人完全笼罩，使你不觉得不正常，这是很可怕的，我想写这个。
记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小说这种文体中大篇幅地运用细节需要作家对故事有很高的掌控力，因为在很多人眼里细节是很琐碎的，过于丰富的细节会淹没故事本身的连续性和冲击力。
王小妮：期待整体的冲击力和持续性，而不是做个讲故事的人，这种人咱们不缺。而我尤其不喜欢追求故事。
记者：与诗的自由和浑然天成相比，在小说写作中，线索排布、结构搭建所带来的匠气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这是否给您的写作带来过困扰？《方圆四十里》中，选择百余段片段组成全篇故事，而不走循规蹈矩的叙事线路，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王小妮：小说没有一定之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动笔前就没想“讲故事”，所以没困扰。写诗不是个职业，而我理解，少数人写小说也可以不是职业，全凭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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