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夜行的“波希米亚人”穿过的冬天，寒风吹破了电影院立起的巨幅意识形态海报，这幅海报为那些依然勇敢的保持着落拓不羁的天性，为追求自由而情愿过着一种动荡不安生活的人作证。在那里（恍如19世纪的巴黎），电影起先藏在放映员冰冷的铁匣子里，卷成几盘密不透风的胶带，像一坨坨压扁的蛇，诡秘得很，让我们屏住呼吸猜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来自善变的方向，如南茶坊以南的贾家营子，西口子的西菜园村，城东的徐家沙梁，北面的坝口子，在某个时间段忽然猫一般的窜了出来，如被不可抗拒的暗号吸引一样汹涌而至，到达城市的一角，然后聚散由己，全无章法：或火车站的红旗街，或裤裆路的电影宫，或林学院的标准放映厅，或新华广场背面的乌兰恰特大剧院。卖各种零食的小贩挂着电石喷灯招徕顾客，自行车打成一排一排的，比列队的士兵还要壮观，我们经常披着黄军大衣，搂着邻村花枝招展的姑娘，踩着塑料底布鞋，嘴里叼着呛人的廉价香烟，一摇三晃就到了售票口。那个售票的窗口小的只有馒头大，勉强能伸进一只交钱的手，然后票给扔出来了。如果在电影开演前还买不到票，这时，黄牛党穿着皮夹克，手揣在衣兜里，来到你的身边，神秘兮兮地问你，要票不？
电影院里的灯光渐次暗淡下来，直至看不见人的声音，却听到了影影绰绰的光的响动。黑暗包裹着的电影院，如同堕入哀愁的地狱。大街和大街上的东西也堕入这暂时的黑暗之中，闪烁的路灯，夸张的广告牌，川流不息的汽车，荡妇一样的商场和店铺都化作了幽灵，还有一位漫无目的游荡的妇女，波德莱尔是这样描述她的无聊和乏味的，“大街在我们的周围震耳欲聋喧嚷，走过一位穿重孝、显示严峻的哀愁，瘦长而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子。”（《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但是，不管有多少反唯美的无聊和乏味，在一部更无聊和乏味的电影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人们湮没在有限的黑暗中，这黑暗暂时卷走了一切如米兰·昆德拉谈过的属于日常生活的东西，如交谈、吃饭、嬉笑、做爱……，但电影能满足坐在黑暗中的人们的冥思，不过电影又无情的指向自身，与外面的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只有在黑暗中向黑泽明、伯格曼这样的智者小心翼翼地探寻永恒的长度，也向布列松、小津安二郎这样的大师问道熔于一炉的宗教和哲学，而塔伦蒂诺则比肩希区柯克晦涩，令人不由疑窦丛生。
电影是一种居心叵测的麻醉剂，裹在这沉闷的黑暗之中，我们是一群被本雅明悲哀发现的“被弃者”，像来路不明的游手好闲者堕入一种麻醉的幻觉，弥漫在全身的醉意使我们屈从于无知的快乐。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个面目全非的19世纪的抒情诗人？像波德莱尔在熙攘的人群中无所事事，但绝不是人群中的一般看客，本雅明的区分是：一般看客只是“人群中的人”，而波德莱尔是有“充分个性”的人。这一刻，我们都是波德莱尔的信徒，是文人，是本雅明指出的那种，“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像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一样他走进市场，似乎只是四下瞧瞧，实际上却在寻找一个买主。”
挂在黑暗里的银幕忽然嘈杂起来，尖利的音乐像扭作一团的抹布，主人公在梦里先被疯狂的梦魇逼疯，一个月后，窃贼跳窗而入，发现床上的女人变成了蛆虫的温床。一般看客无动于衷，游手好闲者却感到了巨石压胸般的不能接受的压抑，他们受到了无法应付的挫折，仿佛那个梦魇是他们打开潘多拉的匣子放出来的；他们需要一次退场，否定那个虚构的不愉快的情境，就在他们匆匆掩面退出影院以掩饰自己的痛苦感减免自己的焦虑感抵消自己的罪恶感时，隐约听到了一阵黑暗中的低低地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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