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卡，本名赵先锋，祖籍山西，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批评和影视剧本写作，现居呼和浩特。
我头一次出远门，去的地方，说起来你都不敢相信，是陕北的山沟沟里。哪年的事儿，我现在可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狗日地方让人走得气喘吁吁，风像赶牲口的鞭子飕飕地往脸上抽。
在此之前，我从未出过离我们村十五公里远的地方。
我那次出远门，起因跟看戏有关，戏场在石拉滩村。
石拉滩村离我们村不算远也不算近，中间隔着两个村子和两截沙窝子路，听说要唱一个六天的大戏。唱大戏的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比石拉滩村的人还要知道得早，这要归功于跟哥。跟哥是我们这帮人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这个消息就是他告诉我们的。跟哥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跟哥说，石拉滩唱戏的主意是他和二毛眼出的。二毛眼又是什么人呢？二毛眼常年流窜设赌，比跟哥见过的世面还要大。我这么说，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没错，二毛眼和跟哥要在石拉滩村设赌骗人了。
走之前，跟哥眨巴了眨巴眼睛，让我们都准备准备，闹点本钱。我们几个，就是郭东、树军、谢二、朱三和我；跟哥说的闹点钱，就是我们几个五毛一块地凑，凑了半天，最后凑齐了十一块零三毛钱，够了。
石蜡滩村离我们村薛家坡大约二十里，步行得一个半多小时，骑自行车得半个小时，路上尽是沙窝子，我们是步行，走到半路，鞋里就灌满了沙子。但大伙儿都很兴奋，毕竟第一次给跟哥做小弟，还要干一场大事。
我们是上午九点多出发的，到了石拉滩，跟哥看了一下腕子上戴的电子表，说都十一点了，先吃口饭。吃饭的地点就在戏场边上，那种简易帆布棚子，一地杂屑，苍蝇乱飞。我们走到一家帆布棚子前，棚口座了一锅羊杂碎，一锅大烩菜，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一股羊膻味儿直接入了我们的鼻孔，然后很舒服地融化在肺里。跟哥问老板：“宽宽，有甚饭了？”那个叫宽宽的老板是个又黑又瘦的女人，说不上好看，也不算难看，见了跟哥，脸一下绽开了，吐出一串话：“啊呀，跟哥来啦！有羊杂碎、焖饭，还有挂面甩鸡蛋，烙油饼炒鸡蛋……”跟哥扫了我们一眼，说来六碗羊杂碎。
吃完了一算账，六碗杂碎六碗焖饭一共12块钱。饭钱只能先赊下，跟哥和宽宽说好了，戏散就给。宽宽有点不悦，但还是勉强地笑着说不急不急。那天，估计是羊杂碎的辣椒面放多了，我们六个人都干咳不止，肚里有火，喉咙里咸得痒痒。跟哥说，一会儿买几杯冰镇汽水就不痒了。
戏开场前我们占了有利的位子，在戏台的正对面，距离戏台直线约有一百米。跟哥说，二毛眼玩儿大的去了，不在戏场，先让咱们在这玩儿小的。不一会儿，戏场里的人越聚越多，跟哥比画了一个手势，我们就迅速散进人群，转悠了一圈儿后，变成闲汉的模样，凑到了跟哥的地摊前。此时，跟哥的摊子很大，围了十几个人，盯着跟哥的道具，一副扑克牌在跟哥手里像鸟儿一样上下翻飞，底下铺着一张过期的报纸。
“哎——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香港的，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转一转，押得多赢得多，回家能娶小老婆，押得少赢得少……”跟哥正满嘴唾沫星子白话呢，一个黑胖子摇摇晃晃地挤了进来，问他咋玩儿。我们几个拉黑牛的，也就是传说中的托儿，看到这黑胖子来者不善，马上警惕了。黑胖子穿了一身好像是警服的衣服，扣子也不系，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满嘴酒气，一看就不是善茬。我和树军对了一下眼，意思是，注意点这个家伙，看他耍什么花招，提前做好防范。
这叫翻红黑板儿，跟哥对蹲在他对面的黑胖子说：“三张牌，你先看清楚了，梅花九，方块七，黑桃五，甩在地上，你押哪张，放钱，押一赔二。”说完，不等黑胖子听没听明白，跟哥又开始了他那一套白话，“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香港的，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转一转，押得多赢得多，回家能娶小老婆……”
跟哥的手和三张牌仿佛粘住了似的，那三张牌像三只花蝴蝶，在他手里怎么翻都飞不了；突然，三张牌嗖嗖嗖地落在了地上的报纸上，花背朝上，跟哥嘴里咋咋呼呼地吆喝着：“押了，押了，押一赔二，押一赔二。”
围观的人们叽叽喳喳，有说押边上的，又说押中间的，但都不往上押钱，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拉黑牛地出手了。我果断出手，从兜里摸出两块钱，直接押在了中间那一张上，煞有介事地说：“给爷开，肯定是方块七，不是的话，爷把头给你。”跟哥不理我这茬，继续白话着，“还有谁押，还有谁押？”
围起来的这帮人都不押，就等着看我押的这张牌的结局，输还是赢。我大声喊着让跟哥亮牌，黑胖子跟着喊，见黑胖子跟着喊亮牌，我身后的其他人也都跟着喊上了，还有骂的，让他快亮牌。跟哥被逼无奈，假装很不情愿地低头翻起了中间那张牌，果然是方块七，人们哗一声，仿佛是他们押中了似的很开心。跟哥给我赔了四块钱，然后，他又上下翻转开了他那三张牌。
我的示范效应立马起了作用，跟哥往地上一甩牌，我还没押，身后就有人掏出钱往上押了，随后，跟哥翻牌，他们都没押对，就懊恼起来，继续押，当然是继续输了。就这样，经过了几个回合，我赢了几把，后面的人有赢的，也有输的，最终算下来，输的人多，赢的人少。黑胖子始终没动手，他蹲在跟哥面前，一直在观察。这时场面上已经很好看了，有的人都押急眼了，把手表都放上去了，但毫无悬念还是输，直至跟哥的兜里塞满了钱。
这边热闹，戏台上也开始了筛锣，就是说，好戏马上要登场，我听见场外有人说，今天的戏是《铡美案》。我们才不管什么铡不铡陈世美，我们和跟哥主要铡这些围观的傻子。黑胖子一直从喉咙喷着酒气，不押，盯着扑克牌看，看了半天，好像看出门道了。就在跟哥再一次出手，甩出三张牌后，黑胖子伸手按住了中间的那张牌。
“方块七！”他说。
跟哥瞅了他一眼。“看准了就往上押钱。”
黑胖子从兜里摸出一沓子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一张一百块的，那年头，一百块面额的很少见，是大钱，黑胖子这么押，摆明了要跟哥好看。
“快点！”跟哥催他。
黑胖子把那张一百块面额的钱扔在他一直按着的那张牌上，说了一声：“给爷亮牌！”
所有围观的眼睛都盯在了黑胖子的那张钱上，面额太大了，让人看着害怕。跟哥的眼睛当然闪闪发光，他看了一眼钱，又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和树军又对了一下眼，意思是，随机应变。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刹那，黑胖子的手挪开了那张他死死按住的牌，跟哥给开了。“黑桃五，操你妈的，黑桃——五。”他兴奋地喊道。
围观的人群都炸了，跟哥顺手把钱都搂回自己的兜里，数也没数。
“继续，继续啊……”跟哥头也不抬地说着，手里又玩儿鸟似的开始翻转那三张牌。
“给老子把钱放下！”黑胖子拉了拉衣领，扇了几下风。
我挨着黑胖子，这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脸憋得通红，酒气从嘴里喷得更冲了。
“凭球呢！”跟哥头也不抬。
“老子是乡派出所的，张文化，你打听打听。”黑胖子又拉了拉衣领，意思可能是让跟哥看他那身好像警服的衣服。
“哪有空打听你呢！”跟哥说，说完，跟哥站起身来，问这个叫张文化的黑胖子，“还耍不耍了，不耍往后站。”
张文化也站起身来。“你耍鬼了，给爷把钱退了。不然，你这是聚众赌博，得到派出所走一趟。”
跟哥看了我一眼，突然拔腿便跑，哪料到张文化早有防备，一把抓住了跟哥的后脖颈领子，跟哥趔趄了一下，没跑成。说时迟，那时快，我和树军每人揽起一块半头砖，一齐朝张文化的脑袋砸去，张文化闷哼了一声，仆倒在地，一动不动了。跟哥又趔趄了一下，头也不回钻进人群跑了。我和树军一看这情势，乘乱散到人群里，分头跑了。
“打死人了！”戏场里有人喊。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戏场里不断有人在喊。
第二天，我们就走上了往榆林方向的路。
不走看来是不行了，我们打死了人，这可是泼天的大祸呀！我们都没敢回家，躲在村边儿的一眼破砖窑里。一开始，跟哥说是要去大同，他说大同的煤窑多，尤其是深山里的小煤窑，据说重犯都跑到大同的小煤窑里躲起来了，少则躲几年，多则躲十几年，再回来就没事儿了，人都面目全非了。跟哥这么一说，我不寒而栗，我说要是和那么多犯人在一起，不就等于我们都坐牢了么。我的话得到了其他几个弟兄的赞同，与其去大同的小煤窑做窑黑子，还不如直接坐牢呢。这样，在多数人的反对下，跟哥的去大同意见被否定了。大同不能去，那还能去哪儿呢？北京，上海，广州，青海，新疆……东西南北我们想了很多地方，都被跟哥压了，他说大城市你们不知道，去了就把咱们给收容了，知道什么是收容么，等于是拘留，然后就是核对个人身份信息，最后遣送，还是等于投案自首了。说到投案自首，朱三说了他的意思，投案自首肯定能减轻罪行，说不定赔点钱就没事了，法不责众嘛。听朱三这么一说，郭东说那还不如直接让赵卡一个人去投呢，反正那一砖头是他先砸的，他投案了，咱们在外面想办法营救他。没等他说完，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树军还砸了一砖呢，好不好，不能就我一个人背黑锅吧。我的表情当时肯定很难看，大伙儿都不作声了，一齐看着跟哥。
“跟哥你说咋办……就咋办吧！”郭东也没辙了。
“这样，咱们找个……”跟哥想了一下，口气很坚决地说，“人烟稀少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先躲一阵子再说。”
有地说去北京，有地说去上海，有地说去广州，还有的坚持要去青海和新疆，意见不一致，但随说随否，根本定不下来。
到哪儿找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嘟嘟囔囔。
“不行到我舅那儿，”谢二突然开腔说，“保准谁也找不见。”
谢二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岁数最小的，他一说到他舅那儿，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和我们土生土长在薛家坡这个村不同，谢二他们家是从榆林移民过来的，具体是什么县，在哪个旮旯里，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就去榆林。”跟哥下了决心。
“榆林的甚地方？榆林大了。”我说。
“就走就问吧！”谢二说。“反正我也找不见。”
我们是连夜奔赴杀县县城的。从杀县没有直接到榆林的班车，我们几人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旅馆里挤了一夜，有介绍信或身份证，每人两块钱，没有的话，每人三块钱，我们都没有，只好按三块钱出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跑到了长途汽车站，一看，最远也就是到东胜，票价是一人两块钱，我们只能从东胜再转车了。
那时候东胜还不像现在那么富得张狂，只是一个小镇似的小城，我们转悠了一会儿，就把全城转遍了，也就是一条主街，两三条副街，纵横交错，高来低去。到了中午，我们找到一个做焖面的饭馆，要了一大锅，烂腌菜是免费的，连吃带喝，总共花了不到二十五块钱，就吃得差点胀死，真实惠。结完账，跟哥说他以后有机会还要来吃一次。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听了跟哥的话，脸上喜盈盈的，连说好啊好啊。跟哥问她怎么能从东胜到了榆林，老板娘说凡是往伊旗方向的班车，总有一班是去榆林的。
往伊旗的路在东胜的边上，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荒凉处走。我们并不怕荒凉，越荒凉才越好呢，我们步行，走了二十来分钟，碰到一个班车呼啸而来，跟哥让谢二招呼车，谢二就站在了路中央，班车过来差点撞了他，但还是嘎吱一声刹住了。
“不要命了，拦车拦到路当间儿了？”班车司机探出头骂道。
“开这么快，是不是赶着投胎呢？”郭东走近车门前，手指着司机的鼻子骂道。
“去哪？”司机问。
“你去哪？”跟哥问司机。
“伊旗。”司机说。
“我们就是去伊旗的。”跟哥说。
上了车，我们几个分别找座坐了。这车太破，加上司机像开飞机一样快，路又不好，颠簸得厉害，颠了很长时间，把朱三给颠吐了。呛人的气味迅速传遍了车厢，马上有乘客不满，但看着我们人多，敢怒却不敢发作，只能冲着司机发牢骚，让他管一管。司机从后视镜看到了朱三吐下的狼藉，嚓一下，刹住了车，头也不回大声问道：“后面的，谁给拾掇拾掇？”司机虽然没回头，但我知道，这是在跟我们几个说呢。我看了一眼跟哥，跟哥看了看全车厢的人，只好叫朱三自己动手，把吐下的东西给扫了。朱三也有点不好意思，摇晃着身子到车厢前面，取了扫帚，把他吐下的一滩污秽扫出了车门。乘客们都嫌膈应地扭过了头，有地闭了眼，有的还捏着鼻子，司机铁青着脸，又挂了挡，呛人味儿还在，车继续轰着油往前走。
快到伊旗的时候，司机喊开了一声：“伊旗要到了，起一下票。”这时，一个瘦小的男人站起身，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票兜子，挨着座位起票钱。走到我们几个的跟前时，跟哥问：“多少钱？”起票的说：“每人两块半，你们几个人？”跟哥龇牙笑了笑：“我们没带钱，能不能赊下？”起票的人脸顿时黑了。
跟哥和买票的人刚争执起来，司机就把车停了。
“这几个人坐车不给钱，说要赊账。”起票的人晃了一下票兜子说，“想闹事了！嗯，抢劫呀？”抢劫这个词刚一出口，他的脸上就挨了一拳，打得这家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车厢地板上。
那一拳是郭东出手的，又稳又准又狠。本来，跟哥和他发生争执的时候，满车的乘客都对跟哥怒目而视，但这一拳，将满车的人都镇住了，顺带着，把司机也镇住了。司机看来是老走道的明白人，清楚遇上硬茬子了，连忙赔着笑脸说：“哥几个不要动手，有话好说，谁出门还难免遇上点困难，今天的票我送了，几位要到哪儿？”
跟哥稳了稳快要崩坏的情绪说：“这就下！”
我们鱼贯下车，班车呜呜着走了。
几个人站在原地，活动了一下筋骨。
“闹了多少？”跟哥问朱三。
朱三从兜里摸出一沓子钱，各种面额都有，数了数，一共四十三块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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