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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精神病写作 | 聂泽的那几篇小说

2021-10-18 15:38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赵卡 阅读

一种特殊的精神病写作
——聂泽的那几篇小说

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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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聂泽,看过他那几篇坦率、天真又粗陋不堪的小说后,更不想认识了;他有点古怪,对生活虚与委蛇,我怕认识他之后我们因趣味问题而相互排斥,或者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聊一些话题。从聂泽的这些“半自传体”性的小说里(第一人称其实只有一个男主角),我发现了一个普鲁斯特式的孤独作者,当然不可能是普鲁斯特那种的出生背景(生于一个富裕的、极为有钱的市民家庭),他们都有痉挛症——普鲁斯特是生理上的哮喘,聂泽则是写作上的抽风,以至于他们都无缘干外出旅行之类的事;他们一个情感细腻,神经敏锐,一个情绪症候爆发,直接诉诸感官的快感;他们都患病,似乎都没有生活能力,却早早地成了生活的观察者,在呈现作者当前(一段时间)的私人性日常生活时,都很狂热。

聂泽在他的《要思想》这篇小说里说到,“我足不出户已经有几年了。”足不出户是一种状态,看起来他没有什么着急的事要去做,那他就有时间过上一种把自己与外人隔离开来的可笑生活,就像普鲁斯特一样,每到晚上,一个人卧在床上无法入睡时,就把他白天所观察到的东西一笔笔记下来——顺手所为?我们姑且称之为“小说”。他那几篇焕发着强烈的非小说感觉的小说,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先锋性写法,我很难用某个标准来定义它。他的小说里没故事,或者干脆说他不会讲故事,不像别的作家使用人物和对话的技术来推进故事情节,他在他的小说《攒小说》里承认了,他“就是瞎写。看过的经典太少,而且现在还不会写故事。”他还说,“所以现在写作的时候,就像是在攒小说。”这个“攒”字,用得绝妙也鸡贼,东拉一句西扯一句,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点元小说的意思,老奸巨猾的人不会这样瞎干的。

卡佛说他曾无意中听到作家杰弗里·沃尔夫跟一群写东西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他理解的意思是,作家要对“形式创新”感兴趣。人类其实对小说的叙事惯例都是有所期待的,但遭遇了所谓的小说“形式创新”后——以聂泽为例,你说他的小说不是小说也行,是小说也行,又像是忏悔录,还像是意识流,总之,就是一根形式风格异常鲜明的废鸡巴在坚定且清晰地知道自己要涂抹什么样的文本——始终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他自己),有口若悬河的自暴自弃语气,还有无处不在的反崇高概念,但一无情节二无逻辑,你根本摸不清他的任何意图。

聂泽在《我的下半年》这篇小说里(第45段儿)自曝了他对流水账作家狗子的推崇,“狗哥说别看我的小说表面上写的浑浑噩噩,但其实是相当积极的。我这么回想一下,这也就是我向许多身边人推荐石康狗子丁天的原因。”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狗子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过气了,这种过气的气质特别迷人,容易让陌生人也热爱上他;聂泽倒是有点有狗子风,但狗子是面无表情的,他做不到,他的表情永远一副滔滔不绝的样子。我想不会有人热爱聂泽的,倒不是他毫无名气,他也没有坏名声,而是——他缺乏和人喝得火热,连流水账的故事都换不回来。这不就是傻逼么?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上帝这个符号就失去了象征,人们行恶都没了对象,尼采预见了这个必然的结果:“从前对上帝的恶行是最大的恶行,但上帝死了,这种恶行也随之消亡了。” 聂泽很有点尼采的意思,他也是宣布完这个又宣布那个,他最大的“恶行”就是像普鲁斯特那样消磨时光,将消磨时光当做“真实生活”,又将“真实生活”与“上帝”作了替换,反尼采的其道而行之;那么,尘世的“恶行”就不用救赎了,正如苏珊·桑塔格的一个观点:“每一个时代必须为自己重新启动一个‘精神性计划’。”聂泽启动的“精神性计划”就是他的精神病写作——他的生活几乎是浑浑噩噩的,无聊,是VR的现实(“分不清既视感和既想感”——“既视感,是眼前的场景好像以前看见过。而既想感,是眼前的场景好像脑瓜里想过。”),他不讳言那个一直折磨他的问题,“我是精神病写作”。(出自《乒乒时代》)

聂泽喜欢石康和丁天的那种浑不吝,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写的都是些青春小说;说实话,这是他个人的幻觉,我认为他写下的那些东西,完全是一个中年人的青春小说。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据他自己亲口交代,“后来一次拜佛的时候,解签的和尚告诫我:性格太偏激对我不好。”(出自《乒乒时代》)聂泽的问题,不止是“性格太偏激”的问题,他不算“性格太偏激”的人,他属于在虚拟现实中活出盈余的人,他要用荒诞的形式附庸文学的风雅,与不在场的人喋喋不休(非毕恭毕敬)地对话,正如他在玩真人CS的日记式小说《乒乒时代》里说得那样,“那时我已经养成了随时随地‘造句’习惯。”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他的《勇敢新世界》一书中有句话:“小说是体裁之最……”聂泽的“日记合成体”小说(我姑且这么命名)算是一种“之最”的小说。他的小说只有语言和材料,主线是他的神神叨叨的叙述和说话,然后便是各种顺叙倒叙插叙乱叙,随意添加各种情节性材料,时空也是错乱的,根本谈不上叙事和对人物的塑造——要说有塑造的话,就是塑造了一个对日常世界的现状充满狂躁情绪的精神病人;对了,我记得布考斯基说过一句话,用在聂泽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有时我把写作称为一种疾病。” 布考斯基接着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开心这种病找上了我。”一个在日常与非常、匮乏与泛滥、乐观与悲观的文本中扭曲的人,必定不讨人欢心,但绝对是个让人肃然起敬(并无可救药)的病者。

《要思想》这个小说在胡思乱想中写到了手淫(“手淫究竟是给生活的空炮,还是对生活的投降?”“或者,手淫就是自由和极权的和亲?”)、消费品、自由和极权的概念;《攒小说》的“攒小说”这个概念好,可以视为作者的写作理念,还是没有故事和逻辑,故事的鳞爪闪现在某一段内,属于后现代小说的技法一种;其它几篇也是,没有故事,没有逻辑,自言自语,淋漓快意,看上去是关于精神的小说,但让我们清晰地能看到了个人生活中某些残忍的一面。聂泽的这几篇小说,怎么说呢,你可以说看上去就是一篇;聂泽有他的问题,他不出屋,活得简单,或许还有点做作,像在苟活,但他做了正确的事,文字里的自尊,尽管缺陷很多,但这是一种积极的苟活。

拉拉杂杂说了上面这些话,仿佛我一直在贬损、嘲笑聂泽,其实不是,这些即将成为自印小册子里的文字,完全呈现了一种无遮蔽的本真状态,某种程度上说,只有这种本真状态才是人性里最基本的东西。但不得不说,聂泽的这种写作给人一种胆战心惊之感,他的自暴自弃式边缘生活让我们窥见了一个卧室里的流浪汉(同时亦是话痨思想家、德行的异教徒和堕落于文字里的暴民),当他的无节制的自慰行为被人当作性情加以嘲笑时,我忽然发现,他是一个摘掉面具的自我流放者——就像卡斯凯斯·蒙特罗谈到佩索阿时说的那样,“佩索阿的写作确实是否定性的写作。它不能作为范本,既不教导控制也不教导为人所控。它的作用恰好相反:写给无纪律的精神。”

2021年9月18日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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