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多彩的短篇小说
——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述评
短篇小说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在塑造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上，起到很大作用，是人民喜爱的文学样式。许多名篇家喻户晓，深印人心，许多名作里的人物变成了生活中的“共名”，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就叙事文学的发展来看，短篇小说历来都站在前沿：五四新文学运动如此，十七年文学如此，新时期文学亦复如此。然而，文变染乎世情，文体地位的消长变幻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仅从文学总格局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长篇小说作为“第一文体”较前显赫了许多，覆盖面大了，在书籍出版、网络传播、大众阅读中，占去了大得多的份额；而中短篇小说似乎只能与文学期刊相依为命，主要在文学爱好者中传看，其影响力无形中缩减了许多。
在我看来，尽管在当今消费化、市场化、媒体化时代，短篇小说的“空间”和“平台”明显受限，但它仍然是活跃的、多样的、充满生机的。我甚至认为，尽管长篇小说声势夺人，体积庞大，但就文学本体而言，就思想、技术、语言、风格的锤炼而言，就引领审美意识而言，倒是中短篇小说常常走在了前面，只是我们认识和总结得不够罢了。事实上，文体虽有大小，但在审美精神上，任何文体都是平等的；在审美的浓度上，中短篇小说是并不输于长篇小说的。老舍先生说过：“显然地，字数多只在计算稿费时占些便宜，而并不一定真有什么艺术价值，杜甫和李白的短诗，字数很少，却传诵至今，公认为民族的瑰宝，我们要求的生活和艺术的浓度不是面积，万顷荒沙不如良田五亩。”这些话至今没有过时，仍是闪亮的铮言。我一向认为，短篇小说最能见出一个小说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想象力的水准，有些硬伤和重要缺陷，在长篇写作中或可遮盖过去，一到短篇，便裸露无遗矣。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往往是最严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现在有一种长篇小说的盲目崇拜症，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能触及社会问题，暴露一番内幕，无论文本多么粗糙，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就是大作品了，有的人还以大作家自居。
所以，振兴和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不论对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还是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明显加大了评选的力度，组织者把2009至2011年3年间的短篇作了认真梳理，挑选出已有好评的短篇小说参评，在此厚实的基础上，选出了31篇作为初评篇目，然后评委们经过认真阅读，深入讨论，最终从中评出了8篇获奖作品。它们是：韩少功的《怒目金刚》、迟子建的《解冻》、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艾玛的《浮生记》、李浩的《爷爷的“债务”》、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和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这8篇作品自然是评委们达成共识的优秀之作，而其他20多篇候选作品同样是珠光闪闪。现在就让我们步入这座五彩缤纷的园林看一看。
还是先从面目相对陌生的几位新人说起。阿乙、蒋一谈、艾玛三人，写的都是底层小人物的悲辛与奋斗，关乎生存的勇气和诗性；可喜的是，同写底层，他们的风格和技法却迥然不同，阿乙是不动声色的冷峻，蒋一谈是笑中有泪的戏仿，艾玛是体贴入微的温情与悲悯，它们显示了当今短篇小说艺术表现力的丰富多样。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是对一则宿命般的咒语的破解。作者语言平朴、简淡，却淡而有味、朴而有劲，具有强烈的内在张力。小说是双线交叉结构，写了两个家庭、两个邻居妇人、两个外出打工的儿子，这让我想起《药》的双线结构，但一点儿也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先是为一只丢失的鸡两个老妇厮打，变成仇人。她们都在盼望打工的儿子回来，却又互相诅咒着，发出咒语。那么等来的是什么？一个等来的是地方警察的百般刁难，儿子只好继续出走，另一个等来的直接就是死亡。咒语居然应验了。这里顺便说说，一睡不起的国峰，是因为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是严重的铅中毒，超负荷所致，小说另有提醒世人警惕和严防生态污染对生命摧残的意义。最后是两个老女人的和解，互相抚摸着手，在檐下对话、安慰，真是轻淡与沉重、日常与残忍的交集。底层叙述当然并不是越悲惨越好，但真正的文学是敢于直面现实的。
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居然把鲁迅和足底按摩扯在一起，不无荒诞性和戏谑感。它写一个小人物——足疗师，在北京开了一家小按摩店，“他毕竟太普通了，扔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但有一星探发现，他的模样酷似鲁迅，于是化妆上镜，过了一把扮鲁迅的瘾。他的这副打扮、形象，使他快倒闭的小店一度复兴，人们明知其假，却蜂拥而来捏脚，偏喜欢这种山寨版的鲁迅；而他，像做了一场梦，自豪地想，我沈全居然像鲁迅，又体验了另一种人生的快感，他“舍不得卸装，卸了装感觉就没了”。其实，那位研究了一辈子鲁迅还是个副教授的老先生，不也是底层吗，不也在作梦吗，他临终之前进入幻觉，希望见到鲁迅并得到肯定，足疗师扮演鲁迅出现且为之捏脚，满足了他，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作品的成功主要并不在戏仿的情节之奇，而恰在于它的平凡、它的诚恳、它的真实，它表现了在这个流行山寨版的时代里，“想过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可得，遂一下子引起了共鸣。
《浮生记》有浓郁的南国山乡风味，作者的叙述贴切、老到、丝丝入扣，让我想起翠翠的边城和萧萧的湘西。当得知作者是一青年女性，不免称奇。这是一幅动人的风俗画，里面盛满了人性之美和对生命的沉思。矿工之子新米，在父亲死于矿难之后，决定跟着父亲的拜把子兄弟毛屠夫学艺。毛屠夫的深藏不露，新米的清秀俊拔，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显然有更深的命意。毛屠夫说，即便是猪，也应该有个好死嘛。小说里，人与人的交流、人与猪的交流，是那样的含着深情。作品何以《浮生记》名之？庄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李白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待万物众生与生死无常的问题。想到天下苍生，想到生生死死，悲悯之情流在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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