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莫言在俄罗斯参加“中国文化年”活动
2007年夏天，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翘楚，莫言随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书展，向俄罗斯文学界推介当代中国文学，然而俄罗斯读者和知识界对其人其作所知甚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单就莫言来说，“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其实就是俄国文学。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我大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了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然后又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当然包括那本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都听说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就知名度来说，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莫言的文学声名远比不上孔子和老子等古人、王蒙和冯骥才等同时代人，也无法与当代俄罗斯作家В. 马卡宁、Л.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В. 佩列文等人相提并论。在俄罗斯人眼中，作为作家的莫言，形象是相当遥远而陌生的。
莫言作品的俄译传播图景
截至目前，莫言只有几部作品被（部分）翻译成俄文，比如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Тетушкин чудо-нож》），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片段节选。2007年，由德米特里·马雅茨基翻译的中国小说选集《红云》（《Багровое облако》）出版，其中收录莫言的部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节选。2007年4月号俄文版《花花公子》杂志刊载了《酒国》中反映作者文体实验特色的俄译片段。2012年年初，由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综合类文化杂志《孔子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中俄对照版）2012年第1期（总第10期）转载了叶果夫翻译的《酒国》的俄文片段，并附有叶果夫在圣彼得堡对莫言进行的专访《“一旦动笔，就如同岩浆喷射”》。莫言的长篇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均未被完整译为俄文。这种乏善可陈的译介局面，不仅使莫言难为广大俄罗斯读者所知晓，也无法代表和呈现莫言复杂的创作思想、文体特征和叙事特色。唯一完整译为俄文的作品，则是2012年10月由圣彼得堡阿姆佛拉（Амфора，意即双耳罐）出版社正式推出的长篇小说《酒国》（《Страна вина》），译本序言则出自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该作文笔酣畅，想象奇绝，修辞丰富，语言纯熟，集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于一体，由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数年精心翻译。叶果夫全名伊戈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叶戈洛夫（И. A. Егоров），满头白发，是一位专治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一位倾心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曾赴新加坡进修一年，对当代中国文学很感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就知道并阅读莫言作品。对于莫言的语言叙述，他指出，“莫言的语言非常简洁。然而，简洁才是真正的艺术。现在很多外国读者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文学上。在他们看来，中国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除了经济领域的成绩，普天之下还有一些才情卓越的作家，他们创作出许多世界水准的文学佳作。”对于莫言的作品获奖，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深厚文化的复苏、多样文化的借鉴，当代中国文学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界应该对此有所知晓，而莫言的获奖和作品的译介，则是俄罗斯和世界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机会。
据阿姆佛拉出版社主编瓦吉姆·纳扎罗夫（Вадим Назаров）称，该社将在2012年12月隆重推出《丰乳肥臀》的俄译本，该作恰恰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代表作之一。该出版社慧眼独具，2012年只买下莫言一位作家的版权，此时莫言尚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年底莫言就荣升大奖得主，这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现象”；有趣的是，该社前几年目光敏锐，果断买下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版权，不久帕慕克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酒国》的文体实验与修辞戏仿，《丰乳肥臀》的全景描写与思想深度，对于俄罗斯读者走进莫言精心营构的“高密东北乡”的历史风物和风土人情，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视角和相当便捷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酒国》英译本早在2001年就已推出，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而俄译本则在11年后才姗姗来迟。这种时间差也使莫言在西欧和北美声名鹊起，在德法等国备受欢迎，而在俄罗斯则声名寂寥，知之甚少，只为汉学家和精英阶层所熟悉。有意思的是，诺贝尔奖评委认识莫言始于其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而俄罗斯读者认识莫言则始于《酒国》。二者在时间上几乎相差近二十年，缘何如此？从文化背景来考量，原因主要有四：其一，汉学研究在俄罗斯学界不占主流，缺乏专事翻译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才；其二，受国际版权公约限制，作家版权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其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社要平衡商业效益和文化引介；其四，文学整体呈现边缘化和小众化趋势，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抢占了读者眼球，包括当代俄罗斯文学在内的文学已然“退居二线”。当然，这与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文化转型和文学降阶有着某种因果关联，也与俄罗斯文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有着某种隐蔽联系，更与中国对当代文学的宣传和介绍力度不够、国家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不无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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