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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到北京
浪荡的流窜的年轻岁月
南都：没想过回珠海？
廖伟棠：我一开始是有想过要回去，后来想法变了。来了香港后我就认识了黄灿然，还有王敏，也都是从内地来香港的诗人，他们给我很多人生的建议。在珠海是很安逸的环境，写作由阅读而来，全是间接的经验，书斋气。来了香港，香港现实的强大让你躲无可躲，它无时无刻不发生在你身上。越来越多现实的东西被写进诗歌，我也蛮高兴的，觉得我的诗开阔了很多。黄灿然他们看到，也觉得我进步了。可以说，到香港后我的写作有进步，就冲这一点，我觉得留在香港是对的。
我认定了我要靠写作来谋生，我就要什么文章都能写，我把自己放得很开，时评、乐评、剧评、影评，什么评论我都可以写，只有这样才能够靠写作为生。叶芝死了后，奥登写了一首诗纪念他：“爱尔兰把你刺伤成诗。”我很欢迎有什么东西把我刺伤成诗。中国、香港的现实，让它去作用在我身上，看有什么化学作用产生出来，这些都会变成我的诗、我的文章。
南都：这令你在香港有归属感了。
廖伟棠：对，我性格比较倔，越遇到困难我越要硬上，也不太会求助于别人。黄灿然那个时候已经颇有名气了，他在《大公报》翻译国际新闻，我刚来香港头一年，每个礼拜都去他家跟他聊诗、聊文学，他是我在香港第一个好朋友，很谈得来。他改变我面对生活的态度。他给我的启发就是，怎么样的生活都是值得尊重的，值得珍惜的。比如说他翻译新闻，晚上上班，过很乏味的生活，但他也咀嚼出很多味道来。我记得有一晚我跟王敏在尖东海边喝啤酒，他跟我讲了里尔克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里尔克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没有经历是坏的经历，任何经验都是好的，都会成为你将来写作的很宝贵的素材。
当时，洪叶书店位于旺角，旺角是很龙蛇混杂的地方，妓院是跟书店挨着的，也有可能书店原址就是妓院，三教九流的人也特别多。开书店就经常会有一些怪人上来，那很有趣，很荒诞。现在，盖了朗豪坊，政府一举两得，建高楼的同时把那条街给铲平了。
南都：你开始得奖，很多奖，还被评为“靠稿费和奖金生活的诗人”，拿奖的感觉怎样？
廖伟棠：对，有三年一直获奖，我当时几乎把香港和台湾的文学奖全部都拿了。平时写稿稿费这么低，而奖金那么高，写稿的同时我去参赛，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地，我可能会不屑于去参加那些文学奖，因为很官方很虚伪。但在香港和台湾，是完全凭作品的水平来评奖的。
1997年的冬天，我刚来香港不久，就拿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诗歌组和散文组的双冠军，得奖后，黄灿然就说，你不应该参加这个奖的，青年文学奖是给刚出道的人参加的，你应该参加香港最高的中文文学奖。第二年我就去参加香港中文文学奖，结果散文、诗、小说的奖都得了。接着得了1999年台湾最大的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还有2000年台湾另一个大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都是冠军。
南都：获奖对你有哪些改变，家人支持你吗？
廖伟棠：最大的好处是起码说服了我爸支持我从事文学。我妈是很赞成的，但我爸一直都不是很支持，觉得不够脚踏实地。得了那么多奖，他觉得我还是做出了成绩。
说起来也有点幼稚，当时我一直把里尔克视为去追赶的对象。看到同时代人的作品，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到什么地步。
南都：这样过了三年，已有诗名的你决定去北京，为什么这么决定？
廖伟棠：过不同人的生活。去北京这个念头我还没来香港就已经有了。1995年、1996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就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地方。我觉得一个人的体验是不够的，应尽可能体验很多不同的生活。2001年，在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除了偶尔去清华美院念摄影课，其它时间都用来看摇滚演出、喝酒、玩，在家里写作和画画，那时也画了一些油画吧。因为摄影的缘故，就以北京为出发点到处跑了，能去的地方到处去拍照。
南都：在北京，和哪些人玩？
廖伟棠：去了北京当然是跟北京朋友玩了，也和陈冠中联系，但当时北京没有太多香港人。我和做地下音乐的人来往较多。刚到北京时，颜峻帮我找房子租在他家旁边。晚上和颜峻一起打车到三里屯待一晚，再一起打车回家。祖咒（左小祖咒）当时就住在颜峻家的地下室。我跟颜峻、祖咒三个是邻居，还有“祖咒”当时的女朋友，关系非常好，玩得很开心。偶尔也和贾樟柯玩，他是颜峻的好朋友，那时候他还没那么忙，工作室还在地下室里面。2001年是我过得最浪荡的一年，我到北京第一个月就酒精中毒了（笑）。天天喝白酒，在香港哪里会有机会这样子呢？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比现在好玩一些，大家还处于一种流窜状态。
南都：留在北京，与妻子曹疏影有很大关系？
廖伟棠：一半半吧。2000年，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曹疏影。当时与《偏移》（诗歌民刊）的成员喝酒聊天，玩得比较密切，而她当时是北大诗社的社长，是《偏移》的成员，就认识了。2002年，我读完了摄影，和曹疏影开始恋爱，留在北京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她（笑），另一半跟陈冠中有关系，当时他和孙平邀请我加入他们当时在做的《视觉21》，一本前卫艺术杂志。
南都：在北京生活5年，听说你做倒了好几本杂志。
廖伟棠：我做了四本杂志，《视觉21》、《西藏人文地理》、《时尚财富》，还有一本叫《北京IN》的。《视觉21》做了一年就倒闭了，我们都很不舍得它倒闭。当然不是我做倒了，就是一个命运、凑巧。别的乱七八糟的杂志，只是待了很短暂的时间，我走后不久他们就倒闭了。
2001年、2002年的时候，北京杂志界一片混乱，大家都在投机，都在试，乱七八糟的杂志都出现了，而我赶上了那个时间。其实那是我最穷的时候，2003年的一段时间，我唯一的收入就是靠马家辉给我在《明报》专栏的稿费，过日子要靠曹疏影的研究生奖学金。当时，我们住在北大旁边，每天在北大食堂吃饭。后来《经济日报》也约我写一个专栏，《号外》也约我写专栏，才可以慢慢靠稿费生活。
南都：都是香港的专栏？
廖伟棠：因为当时内地的稿费极低，哪有现在这么高？那时候都是千字一两百块钱。那时候不会因为是香港人就多给点。我虽然在北京工作，全是以顾问的身份工作。因为我没有暂住证，我是香港人。一个内地单位要聘我是很复杂的，要办很多东西，我都是以顾问的身份跟他们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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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香港
多身份跨界文化人
南都：2005年，你从北京回到香港，为什么？
廖伟棠：两个原因，一个是老婆毕业了，另一个就是有点厌倦了北京。北京变了，没有我刚来北京时那么波希米亚，那么混乱和草根的状态。北京奥运迫在眉睫了，到处大兴土木，很多我喜欢的地方不见了，一些胡同，书店，都被这个大潮给铲平了。然后很多好朋友都离开了北京，有的是暂时的，有的是永远的离开了。我就慢慢觉得在北京没劲了。
北大东门有一条街的书店全部都没了，搬走了，已经没有原来那种气氛。原来是原生态的，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文化生态，现在变成了一种规划出来的文化生态，我不喜欢规划的东西，我喜欢混乱的东西，而且我当时对香港又有一种重新认识，我觉得香港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我想回来参与。比如2005年香港的反世贸运动，还有后来一系列香港本土行动，都很吸引我。
南都：回港后，你在2006年创办了非营利的摄影杂志？
廖伟棠：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加入了《良友画报》的复刊重建工作，筹备了半年，没有声色。到2006年，我创办了一本摄影杂志叫《CA N影像志》。第一期是由乐施会（N G O组织）资助的，后面是朋友出钱。现半年办一期，共办了五期，做了四期正式的，一期号外。每一期不同主题，有一期是工人，有一期是新疆，有一期是教育，一期是舞台剧。我想关注底层，通过不同方式去发声，为不同群体发声。
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约稿、编辑，甚至有的是自己写自己拍。另一个香港朋友做美编，原来还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做特约记者，现在还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也是特约记者。办一期大概要用三万元左右吧。一本的成本十几块，每期印1000-1500册。这个是非营利的，仅卖几百本而已。
南都：现在，你们在西九区成立了一个文学倡议小组？
廖伟棠：对，去年香港书展前，在董启章的号召下，一群香港作家，包括陈云、马家辉、陈智德、邓小桦、叶辉等人，还有我，发起成立的。西九目前的方案没有文学馆，我们要争取在西九文化区那里成立一个香港文学馆，为文学馆争一席之地。
南都：你们具体怎么做？
廖伟棠：现在，我们写文章向政府提建议，约见相关负责人士，也发起过文学界的示威和讨论会。比如说，在西九的听证会时，我们组织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在门外叫口号和发传单。
南都：这类型的活动或社会活动参加得多吗？
廖伟棠：不多也不少，而文学馆倡议活动不算社会运动。我参加的社会运动有反W TO、保卫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利东街等。在2006年12月时，为了不让政府拆除天星码头，我和曹疏影、邓小桦等一群年轻的文化人和学生留守在码头上，甚至躺在地上拦警车，尝试冲进工地里阻拦着。我写了一首诗《中环天星码头歌谣》。后来由其他年轻人发起、组成了“本土行动”组织。南都：“本土行动”组织？你们都在保护着香港的原生态？
廖伟棠：是的，可以这么说，草根社会的原生态。“本土行动”主要由香港80后组成，是一个民间保育团体，主要是监察和反抗官府的拆迁行为。后来，在2007年8月，我们也参加了保卫皇后码头的运动，梁文道、陈智德也参加了，后来我也写了一首诗《皇后码头歌谣》。
南都：参加社会运动后，你都会写诗纪念？
廖伟棠：基本上都是，不只是纪念，也是给朋友们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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