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同样，他也关注到，“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1986年出版第一个（杂文）集子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这与社会人心的浮动变化有关，”作家章诒和说，后来现实带给他的冲击力让他有更深地触动，需要及时地表达。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交待儿女不要从事文字工作
人物周刊：王学泰先生说，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受挫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族性格的不成熟。而您让他感动的是，除了诗人的真诚，还有人格的成熟。
邵燕祥：人格成不成熟，我觉得难说。对于一个人人格的评价最好是盖棺论定。很多人没到盖棺时候，便有很多的变化。当然，成熟的人格不会有180度、360度的变化。我倒是经常听到别人反映，说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有时，我自己也这么看。（笑）
很年轻时，我进入了政治。在中国这样前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我的确显得过分天真，一个人本性的天真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真，使得我多少能写出几首真诚的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诚实。章学诚说过，修辞立其诚。写文章如果没有一个“诚”字，终究是站不住的。
经过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年代，我留下的文字，不管是诗歌或是文章，更不用说检讨交代，很多都是不诚实的。但这里有区别，有的自己以为是诚实，但实际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真理。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有主观，不能简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全都自己承担起来。
人物周刊：您曾在您的诗歌研讨会上，提倡“言为心声”，现在读诗是否真能教化人心？
邵燕祥：在后现代诗之前，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诗歌主要的作用在于审美。诗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示人在生活当中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自然、社会。好的、有创造性的诗，特别是富有想象力的诗，能让人更加细致地体验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心世界。
你居然看到我在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你可能记得，我在那里说，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而在毛时代，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革命功利主义”使那时最流行的诗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政治鼓动。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书“别了”似乎颇具深意。
邵燕祥：就是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嘛！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可现在有人还在呼唤他回来。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本书后，觉得这个标题过了。他说你才写到1958年。我说对的，我是“文革”以后才彻底告别。
还有朋友让我从1959年接着写下去，为什么只写到1958年？我本来想取书名《流水十三章》从1945年抗战胜利，我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再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沁园春·雪》，然后在国共两党中做了选择，绝无二心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到1958年走向劳改农场共13年。开始我并没预计写到1958年为止，但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主要不是写我的经历。写我的同时，也写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以及我到现在为止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充满了反省意识。您认为，反省是自我的需要、诗人的需要，还是人上年纪后，回忆与思考的必然？
邵燕祥：是作为从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的需要。比如反右，由于长时间的遮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遇到一位女士，今年五十多岁，已分不清干校、“文革”、反右。我们脑子里对哪年发生哪一件事清清楚楚，既然这样，需要留下历史的证词。我在《别了，毛泽东》中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我不企图做宏观的东西，也不占有那么多材料。一个人的角度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心路跟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是相似的，相通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是困兽犹斗。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如说一生也有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至少体谅我，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我写的东西。（笑）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不要学我，不要从事文字工作。胡风就嘱咐过他的儿孙不要学文。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女重复我的路。他们学工学医，可以有效地服务社会这也是我的一点私心吧。
人物周刊：您怎样看今天的文坛？
邵燕祥：早在1984年底，我就辞去《诗刊》副主编职务。从那时起，我不太关心诗歌界的事情，更别说整个文坛了。
鲁迅曾讲什么是“诗歌之敌”，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诗歌之敌和文学之敌，一是官场化，另一个是过度市场化。这两者从根本上妨碍了我们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自由创作的精神，它们都是枷锁。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在晚年，文章的批判更接近五四时期的感觉？
邵燕祥：这也是我对自己局限性的认识。因为我的教养基本上就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新思想和三四十年代学校教育打下的基础，而且在我身上打得比较牢固。1949年以后革命化了，中国文化教育走了大弯路。到80年代，等于重新启蒙，抛弃一些东西，包括抛弃“新华体”的党八股，我基本上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常识对于人生的常识，对于社会的常识。我认为这是“文革”以后的初步启蒙。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好人总比坏人多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重回当初，您会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邵燕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1979年写过一首诗，《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觉得，“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吧。可问题在于，如果回到当初，我所遇到的是不是还是当时遇到的那些人？如果是，那我还是会走那条路。
人物周刊：您在《审诗》一文中说过：“我是从接触个别的共产党人而接近党的，他们都是优秀的、无私的、通情达理的人，使人感到温暖、乐于亲近。假如我当时碰到的共产党员竟是这个‘文革’小组里的人物，我还会跟着共产党走吗？”
邵燕祥：我所指是原单位在“文革”初期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现在看来，我还有纠缠于人的政治历史的左派顽症，我因他们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处于整我的地位而不满（好像只要是“根红苗正”的整我就是应该的了）。他们在内战中都曾在国民党军警中干过，但两个人据说出身于下中农或城市贫民，入伍后很快提高觉悟，又很快加入共产党，从此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
我在《审诗》里回顾了我挨批斗时的不服气：就是这样的人坐在主席台上，揭露我祈祷蒋介石返回大陆！当我在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摆“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资格”吧？
不过，我说我谅解他们，甚至可怜他们：他们必得苦心孤诣地处处显得比别人更革命，才能让人忘掉他们之所从来，不然他们是很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跻于“文革领导小组”了。这也是我真心的话。
人物周刊：以往经历中，您对人心有没有过失望？
邵燕祥：没有。我喜欢说一句话，毕竟“好人总比坏人多”。比如以前，我们单位开批斗会，在批我前，有年轻人跟我打招呼，这次要让他发言，没办法。我说没关系，他说怎么发呀？我说你照我检讨的口径发就行，厉害点都没关系。
当时，运动矛头指向右派，要“孤立与打击右派”。除了左派以外，大量中间派也都知道，斗完了右派就是斗他们，这是杀鸡吓猴，因为很难要求每个人每时每刻跟右派划清界限。那时候，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心里反倒踏实，劳改，成为专政对象，顶多就是枪毙。而没戴帽子的，心就一直悬着，你说他们怎么能对我们没有同情？除非没有良心想借此往上爬。
我在劳改农场遇到的农工、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恶人，或够不上恶人而只是私心杂念特别重的人在他们中间，也招大家讨厌。很多人有良知，有同情心，不加码，不赶尽杀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不能要求每个人在恶政与暴政之下都仗义执言、见义勇为，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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