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2)

　　叁写作范式不断改变，我属于“游牧民族式”
　　
　　●《中文系》并不能代表我后来和现在的创作水平
　　
　　●强扭的瓜不甜，强迫写作是诗歌犯罪
　　
　　羊城晚报：看了您其他诗作后，发现《中文系》其实并不能代表您的写作水准。您自己对这首诗的态度是怎样的？私下最喜欢的作品是？
　　
　　李亚伟：《中文系》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写的，基本上是写实的。那会儿各大学的中文系差不多就是这首诗里的样子，诗中出现的人物甚至全是我中文系的同学。当然，大部分都是用的这些同学的绰号。
　　
　　确实，它压根不能代表我后来和现在的创作水平。当年20来岁，肯定不会炉火纯青。但今天谈到它，我仍然有赞同这首诗的理由。比如，它是真心献给大学中文系师生们的，它在80年代上半场就不留余地地讽刺和批判了我国的大学教育。还有，它以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形式，大大地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形式的陈旧认识。
　　
　　我目前不管私下还是公开，最喜欢的还是去年完成的《河西走廊抒情》，所有关注我诗歌的朋友无一例外都喜欢它。
　　
　　羊城晚报：您后来写了不少关于历史的诗歌，跟您早期的诗歌相比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为什么？
　　
　　李亚伟：写作肯定和生活有关，也肯定和阅读有关，更和这个人的思考习惯有关。我写作《中文系》、《硬汉们》等作品时，基本上还属于初生牛犊那一类，生活上生猛狂妄，知识储备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痴迷，文化思考上不骂别人是傻叉神经就不兴奋。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年龄，与写作那些反叛、讽刺、充满挑衅的作品是匹配的。
　　
　　诗人在他的不同年岁，会有不同的眼光、思考和趣味。作品一直不变化的诗人，我认为只有两种：一种是总的创作时间短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单纯或者懒于思考的人。
　　
　　羊城晚报：《河西走廊抒情》是从哪年开始写的？为了这组诗您专门去河西走廊实地走了大半个月？
　　
　　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在2005年写了开篇4首，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耽误，这一耽误就到了2011年春。我不甘心又变成断章残句——因为1992年我曾立下宏愿，要写100首关于辛亥革命到文革的“革命的诗”，反思东西文化大交融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名字叫做《红色年代》。后来因为生计要去挣钱停了下来，只写出了18首，一直遗憾。所以，这次铆足了劲儿要完成。
　　
　　2011年春天开始再写，写到15首的时候越写越难，我突然明白：再写下去，就属于强迫写作，属于强奸诗意。我一直认为，创作应该是愉悦的、生动的，强扭的瓜不甜嘛，强迫写作是诗歌犯罪。
　　
　　于是，当年秋天，我放开了书桌前正在夹紧的二郎腿，去兰州河西走廊上晃悠了一大圈，坐下来完成了后面的部分。待后来做完《河西走廊抒情》第二部分《签注》时，时间已是2012年。前后总共七年，但其实真坐下来闭门写作，也就二三个月而已。
　　
　　羊城晚报：《河西走廊抒情》这组诗涵盖了太多东西，历史，生死，爱情，国家，政治等等，无论是语感，还是意象，跟您此前的诗歌都不太一样。
　　
　　李亚伟：有些诗人，一生抒写的诗歌形式变化很小，甚至可以不变。但如果他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诗人，作品中的情绪和境界肯定有逐级的升华，这种升华就是变化。有些诗人写作范式不断变化，这有点像精神迁徙，为的是采摘和自我养育，为的是命中的呼唤，是为了寻找生命中的重大答案。我属于后一类，游牧民族式的。
　　
　　肆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视为差劲
　　
　　●如果连“懂”这个汉字都不尊重，诗歌也绝不会尊重他
　　
　　●计划今年找地方闭关完成一部“现实作品”
　　
　　羊城晚报：您说一直希望诗歌能被尽可能多的人读懂，甚至像写论文似的在长诗后面附录了注释，当然，您把它称为“签”。可是，对于诗歌来说，读“懂”有那么重要吗？也许更多人只是享受“读”这个过程，但说不出所以然。
　　
　　李亚伟：我一直希望诗歌能被尽可能多的人读懂——包括不爱读书看报、也不喜欢上网查阅资料的读者。所以在写作《河西走廊抒情》的过程中，我把思路所触及的一些材料、部分诗句出现时一些可有可无的景象甚至某种关联一一罗列成条，呈现于后，以使我的创作思路和行文手段得以暴露，尽量将晦涩亮开，尽量将玄虚坐实。我不认为这是注释，我把它看成是我创作每一首诗时隐显其中或紧跟其后的无形的书签。所以我不把它叫注释，而叫签。
　　
　　诗歌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没有别的诗歌。我可以帮读者说出他喜欢某首诗歌的所以然来：被打动了，或者被这首诗的智慧征服了，这就是好诗，这就叫基本读懂了。除此之外的诗歌，包括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以把它视为差劲的（当然，读者的水平会影响其判断），以免浪费时间或者被欺骗。
　　
　　诗歌和音乐一样，不喜欢的作品，不管作者和舆论怎么吹嘘，千万不能强迫自己喜欢，否则自己相当不爽，容易变成装逼犯。一个诗人，它如果连“懂”这个汉字都不尊重，诗歌也绝不会尊重他。我相信，晦涩的诗歌多半是发生在诗人的幼稚期或老年期。诗歌的工具是什么？是文字，文字的基本用途是什么？是表意。足矣。一个年富力强、脑子没进水的诗人他在写作中一定有自己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但刻意追求让人读不懂，肯定有欺哄吓诈、装神弄鬼的嫌疑。
　　
　　羊城晚报：现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比如类似《河西走廊抒情》这样的？
　　
　　李亚伟：有啊，我正在写宋词和唐诗的细读文章，也就是我个人怎么逐字逐句阅读、欣赏和思考唐诗宋词的。写完之后可出两本书，因为很细，所以很慢。诗歌方面也有一个计划，从我见识的中国当代经济、政治、生活的个人角度出发，写一个作品，计划今年找地方闭关完成。如果说《河西走廊抒情》是历史的，这个就是现实的，当然，肯定也是关乎历史的。
　　
　　伍好时代是悄悄来临的，是在普遍看空时来到的
　　
　　●口语化促发诗歌语言生命感，并克服了它不能精致表达思想的限制
　　
　　●由朦胧诗肇始、在80年代成型的口语诗歌是宋词之后又一个汉语诗歌生长的巨大平台
　　
　　羊城晚报：我留意到，第二届“中国桂冠诗人奖”给您的颁奖词是：“他差不多独自一人完成了现代汉诗全部蜕变的艰巨任务：彻底摆脱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羁绊和牵扯，如翻译语体的痕迹或古典诗思的残留；在口语化促发诗歌语言生命感的同时，克服了它不能精致表达思想的限制，使现代汉诗终臻完境。”您认可这个评价吗？
　　
　　李亚伟：上述说法是批评家郭吟提出的，这是批评家对我大方的褒扬，真做到很难，但这又何尝不是新诗探索百年来中国文化又一次逐步探明的目标之一呢？
　　
　　闻一多先生认为唐诗是经过汉魏六朝数百年不断积累的历史结果，台湾的蒋勋先生也说，唐诗是怎么诞生的？是汉魏六朝的文学实验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交流，中国文化在多方面做足了准备才出现的，当时，与西域、印度、罗马等在物质、音乐、宗教等文化上的交流积累做足了，才使得唐诗的诞生自然而然。
　　
　　“五四”迄今，中国对西方文化、物质的引进和学习的范围、深度不逊于盛唐的状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这两个时间节点很相似。胡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九叶派”、“今天派”等代表新诗经历了左、中、右的多渠道探索和准备。到现在，上述问题浮出水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艰巨任务。
　　
　　羊城晚报：对当代诗歌的态度一直很两极分化，有人认为新诗前途堪忧，但我认为当代诗歌还是有相当多的好作品，您怎么看？
　　
　　李亚伟：元明清三朝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文化界没有对诗歌前途担忧的局面，相反，中国初唐有，西方现代主义兴起时有。所以，我认为好时代是悄悄来临的，是在普遍看空时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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