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课后的录音整理和本书的编辑上，还有几点需要做些说明。讨论翟永明的诗《潜水艇》，因为录音出了差错，讨论的经过没有能记录下来。这是颇感可惜的：因为这次讨论是较为生动的一次。讨论多多的诗的一课，由于各种原因情况不很理想，这次也没有收入，而另请冷霜补写了多多诗的解读文章。对西川的解读，主讲人做了认真准备，提出了他对《致敬》一诗的理解。考虑到对这首诗可能还有另外的理解，也请姜涛在课后补写了解读文字，作为课上主讲部分的参照。钟鸣的诗本来也在细读之列，因为时间关系后来没有进行，这一次课也只好空缺。这都是遗憾之处。
在诗的细读全部结束之后，我和一些学生认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对近些年来的诗歌问题、现象，作一点初步的描述。商议的结果，决定采用“关键词”的方式，以便使涉及现象相对集中。因此，课的部分参加者又分别撰写了诸如“写作”、“叙事性”等旨在描述近年诗歌现象的文字。后来，并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都作为课的补充，一并收录在内。
全部的文稿的整理，断断续续拖了半年多的时间。在交到我的手里时，己经是今年的初夏。在对整理稿通读之后，我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有的是技术性的，如改正错字，修改一些即兴发言时容易出现的罗嗦、语意含混的地方。个别的主讲报告，因篇幅原因，做了一些压缩。讨论时的发言，也在保持原意的情况下，有一些整理修改。因此，目前的这部书稿，事实上己不完全是上课时的“原貌”，我只能说是“大体不差”而已。
四
在书稿整理的中间，我也曾发生过一点小的犹豫。事情是由一位学生的话引起的。
这位学生，今年夏天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做的题目是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我很清楚，他对中国新诗的态度非常轻蔑。大学本科，学的是工科的热动力专业，硕士阶段钻研的是宋代诗词，待到读博士学位时，改为当代文学。他报考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生时，学习、研究的目的就十分明确，这就是思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如何“没落”为一败涂地的新诗的。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曾有多次争论，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我并不是想要改变他对新诗的看法，而是觉得他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调整。他很用功，对“学问”甚至可以说是“痴迷”，阅读范围很广，有些方面也很有深度；对权威学者和经典论著，从不盲从；也不考虑表现，观点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颇为可贵的。
这位学生在通过论文答辩后，有一次和人聊天，又说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他说，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冬……
当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时，我和在座的老师都大笑起来，觉得比喻和描述，真的很生动，颇有创造性。当时，这些话对我并未产生多大的“震动”。主要是自80年代末以来，我对自己的工作、研究，就时有疑虑，想不出它们的意义何在。但是过后也不免有些“伤感”。我因此想到了两点。一是，我所在的这个学校，这个系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有关新诗的学术环境，是否对有不同看法者构成无形但强大的“压抑”？给新诗“抬轿子”、当“吹鼓手”的人其实很多，有更重要得多的人物。专提北大的先生和学生，想必是出于在这一环境中的具体感受，是一种“忍受”解除之后的“释放”。他的“笑话”或许能提醒我们，在继续肯定你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要对其中可能有的问题保持警觉，特别是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声音，因此注意倾听相反的、或有差异的声音，提防自己的观念、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我想，对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这样看才好。
另一点是，新诗真的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吗？仔细想想，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位学生的描写，对于新诗的“信任”也还不愿意动摇。这点信任其实无关高深的理论，只由个人的见闻和经验来支持。即使是90年代的诗，它被有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它们中有许多曾给我安慰，让我感动，帮助我体验、认识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表达了在另外的文学样式中并不见得就很多的精神深度。而且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去偷去抢，去为非作歹，去腐化堕落……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要求它做别的什么？
洪子诚
2002年8月，北京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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