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诗人凋零了
《文化广场》：纪弦去年以100岁高龄去世，他是《现代诗》的创始人，也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发起者。请谈谈您跟这本杂志及纪弦的关系。
洛夫：纪弦去世后，美国一个作家帮他办纪念特刊，打电话给我，我第一个写了悼念他的诗，现在网上很多人转载。
他在大陆时已经成名，来台湾后在成功中学当老师，当时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他很浪漫，他的诗歌也很浪漫。1956年1月15日，纪弦发起组织现代派成立大会，我代表《创世纪》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当时是从左营乘火车北上的，因此与纪弦相识。
《现代诗》开始影响比《创世纪》大。纪弦后来也不写了，他1976年定居美国前宣布要取消现代诗。但你只能取消你的《现代诗》刊物，你不能也不可能取消现代诗。《现代诗》1983年由梅新主持复刊，梅新60岁时因肝癌去世，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乡土文学还没有起来之前，台湾整个是现代诗的天下，年轻人都喜欢现代诗，绝大部分诗人是大陆去的，我从湖南去的，痖弦从河南去的，余光中是从福建去的。老一辈三个人，纪弦、覃子豪、钟鼎文号称台湾诗坛三老。覃子豪1963年去世，比较早，钟鼎文去年去世，也活了近百岁。下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张默小我两岁，痖弦又比张默小两岁，他有心脏病，医嘱不能乘长途飞机。我的身体比他们都好。
《文化广场》：您怎么评价余光中？他好像在台湾文坛的地位很高。
洛夫：余光中在文坛的地位很高，在诗坛就未必。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诗就是《乡愁》，我还为他打抱不平，其实他还有更好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民谣风格，念起来都很顺口，读者都很喜欢。
我跟余光中在大陆曾被人称为“双子星座”。我不在乎什么称谓，我们高度、深度和风格不一样，他是诗歌明星，我的诗则被诗评家广泛重视。
《文化广场》：商禽和杨牧的诗怎么样？
洛夫：杨牧和商禽的诗都不错。商禽的诗作不是很多，读者层面也不广，但他的诗很精练，很好。杨牧曾用叶珊的笔名，他的诗特别是早年的诗很抒情。还有楚戈，原来写诗，后来专门画画了。
商禽是前年去世的，我写过悼念他的诗。去年又有好几位诗人亡故，想起来就很伤心。有些是根本就想不到的，像我的好友韩国诗人许世旭，突然就去世了。我们这一代诗人渐渐凋零了。
向西方“借火”取经
《文化广场》：您认为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台湾现代诗运动与大陆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之间有没有传承关系？
洛夫：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诗主要是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较大。戴望舒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现代》杂志，主要介绍西方的现代诗歌潮流，有现代主义的因素。但戴的诗，比如《雨巷》还是浪漫的，现代主义的精神并不够。李金发受到西方的影响，我觉得他消化得不够，他的作品看起来更像是翻译作品，他还没有把现代主义精神与中国的语言结合起来。
现代诗运动到台湾后更扩大化、普遍化了，我们叫向西方“借火”、取经。我认为任何好的现代主义诗歌，其精神和表现技艺必然要融合在作品里，你看不见。好像有人说我的诗像李白的诗，但你又指不出哪些地方像李白。应该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吸收比较好，而不应该像翻译作品。
《文化广场》：您当年读西方现代主义大家的作品，是直接读原文，还是通过翻译？
洛夫：我自己做了一点点翻译，做得不多。我是学英文的，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我翻译过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文章，是从英文译过来的，如果读法文，就有一些隔膜。我编《创世纪》时，主要是请香港和台湾一些精通英语或法语的朋友来翻译。比如叶维廉翻译了艾略特和庞德。艾略特不好懂，《荒原》开始发表时，《纽约时报》有不少文章攻击他，说读不懂。我写《石室之死亡》时，也有不少人批评我，说看不懂。但到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年轻诗人喜欢。
《创世纪》最早关注朦胧诗
《文化广场》：您怎么看现代诗派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冲突？
洛夫：现代诗派与乡土文学的笔仗我涉足不是很深，只是开座谈会时发表了一些意见，余光中写过几篇文章，介入得较深。我觉得这场论争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成见，他们假借对抗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抗所谓的“外来政权”。
《笠》诗刊聚集了一批本省籍诗人，他们发表的诗除国语外，还有一些乡土语言。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他们总体实力还是不如现代诗派。比如年度诗选，特别是十大诗人的评选，70%以上都是外省籍诗人。他们每年也出版年度诗选，也选过我的诗，我还担任过他们的评委。他们对我不满的是，我在大陆说“我不仅是台湾诗人，我也是中国诗人”。我这样说也没错。
现代诗、创世纪、蓝星是三足鼎立的现代诗组织。现在有一本《台湾诗学》，编辑人员除萧萧之外，白灵、陈义芝二人是第二代外省人，也是当今台湾诗坛的中坚分子。
《文化广场》：大陆的朦胧诗比台湾现代诗运动晚起二十多年，后者在某种程度对前者起到启迪与向导作用，您怎么看这一文学现象？
洛夫：1987年12月，《创世纪》第72期推出“大陆诗人作品专辑”，是我主编的，刊出北岛、舒婷、顾城、食指等22人120余首诗。朦胧诗是一次心灵的解放，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起了很大推进作用。我们当时很好奇，尽量找一些刊物来看，决定出专辑。当时一般台湾人对此了解不多。1990年12月，《创世纪》推出“大陆第三代诗人作品展”，也是我主编策划的，共发表海子、欧阳江河等20余位青年诗人作品数十首。
1988年以后，我经常回大陆，与老中青三代诗人多有接触。艾青、冯至、卞之琳等人是老一辈诗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卞之琳，艾青诗的艺术性不够。有一年听说他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打电话给我，向我要艾青的资料，并问他有没有得奖希望。我说希望不大，艾青的诗国家民族的情感很丰沛，但艺术性不够，后来果然没有获奖。巴金没有获奖也是这个原因。
在我心中，诗歌绝对神圣
《文化广场》：有一观点认为，中国诗人很难获诺奖，因为首先有语言的障碍，中国诗歌翻译成西方语言很困难。
洛夫：确实是这样。中文作品要评奖，最好是翻译成瑞典文，至少也要翻译成英语、法文。问题是中国诗的优点如“意境”，还有语言的味道是译不出来的。
《文化广场》：您在70年创作生涯中，经历了文学的起起落落。眼下是诗歌式微的时代，有人甚至宣布文学已经死亡，您怎么看？
洛夫：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社会开始转型，市场经济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容，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人们的物质欲望过度膨胀，精神生活日趋枯竭，因而导致了文学的退潮，诗被逼到边缘，备受冷落。
诗歌活动没有亡，诗歌也没有亡，但诗的艺术水平确实下降了。从世界眼光来看，从我们民族的角度来看，或者从艺术本身的尺度来看，诗歌的生命力要延续，它的高度、深度、美感度一定要维持。可是今天我看非诗的、甚至反诗的内容很多，没有标准，一个晚上能写很多诗，随便就能在网上发表。
网络的好处是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创作与发表的平台，坏处是没有人管制，没有评审，没有红绿灯，今天发表的诗，明天就消失了，耐人寻味的诗，读了还想读的作品太少太少。现在大家都处在迷惘状态，大陆许多人也在反思诗的本质和典律问题。
诗歌活动倒是很多，每年几乎每个乡每个镇都在办诗歌节。去年我就推辞了两个，一个在嘉兴，一个在青海。深圳的诗歌节我也应邀参加过，还不错。我这次来大陆，也参加了南京《金陵晚报》举办的诗歌活动。
《文化广场》：刚才您也谈到，您是台湾现代诗人中创作期最长的一个。在诗歌日渐被世俗社会遗弃的大环境中，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您坚持诗歌创作数十年不懈？
洛夫：我对文学有高度的洁癖，在我心目中，诗歌绝对是神圣的，我从来不以市场价格来衡量诗的价值。我认为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精神高度的创造，尤其是语言的创造。诗可使语言增值，使我们民族语言新鲜丰富而精致，诗是语言的未来。有生命就会有诗歌，因此，虽然诗歌的生态环境不是很好，但诗人并不气馁，照样写诗，绝不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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