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湾著名诗人洛夫从事创作70周年，而由洛夫、张默和痖弦共同创办的蜚声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诗刊，也刚刚度过了60岁生日。作为特别的纪念，前不久，洛夫在深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洛夫感慨地说：“《创世纪》的存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成长的历史也是我诗歌成长的历史。”记者 夏和顺
处女作稿费是银圆五角
《文化广场》：从您1944年在衡阳《力报》发表处女作开始算起，从事创作已经70周年了。您最初10年的文学创作是个什么状况？
洛夫：东南大学姜耕玉教授和华文诗歌研究所正在筹备纪念我创作70周年研讨会。1944年，我在《力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为《夏日的庭院》，一千多字，我记得稿费是银圆五角。我的创作是从散文开始的，写诗则是我在湖南岳云中学读高二时。
最有意思的是，1949年赴台湾时，我的行囊中带着冯至和艾青的诗集各一册，和我个人作品的剪贴本，包括二十多首诗和十几篇散文。到基隆下船时，诗集和剪贴本都丢了。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安慰自己：生命都顾不上了，这本作品集丢了也就丢了。没有想到的是，过了40年以后，1988年我回衡阳探亲，当年《力报》的副刊主编王晨牧先生仍健在，已80多岁了，他又从《力报》上帮我找出十几首诗来。现在看来，当时我在大陆发表的作品都太幼稚，因为是习作阶段。
《文化广场》：王鼎钧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大陆时并没有开始写作，到了台湾时为谋生才开始投稿。王先生要比您大，但您的写作却早于他。您到台湾最初几年的创作情况怎样？
洛夫：王鼎钧大我3岁，他起先是在一个广播电台做主任，全部投入写作是在退休以后，特别是到了美国以后，写了很多东西，内容扎实，语言生动。
我刚到台湾，因为要调整生活，忙于生计，大概有3年没有写作。1952年12月，我在《宝岛文艺》月刊发表《火焰之歌》，这是我到台湾后发表的第一首诗。之后每年都有作品，到1954年进入高峰期。我的创作期在台湾这一代诗人作家中比任何人都长，成果最丰硕，经历也最完整。我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读过唐诗，三字经没念，念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然后读小学，那时读过《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很多字都不认识。《水浒传》到高中、大学时再读，每个时期体会都不一样。
我跟张默流汗也流泪
《文化广场》：请您回忆一下《创世纪》创刊及同仁诗社成立的经过。
洛夫：1954年我跟张默先认识，我们都是海军低级军官，在海军的报纸上发表作品，彼此都很欣赏，后来商量办一份刊物。开始张默负责主编，我负责组稿，到第二年痖弦加入进来。刊物开始很薄很简陋，后来改为20开本，四四方方的季刊，一直坚持了60年，现在印得更加漂亮了。
开始诗刊没有经费，我们自掏腰包，把工资贡献出来。印一期一两百块钱，我们的工资才五六十块钱。经常遇到印好了放在印刷厂拿不出来的情况，我们就拿脚踏车、手表去当，把刊物换出来。印数大概是一千册，订户很少，大部分送给写诗的朋友，也拿到书店寄售。我们亲自到高雄、左营各个书店去送，三个月或半年结账，现在想起来很难过。
有一个老板是山东人，说这个东西不卖钱，没有人来买。他从柜子底下拉出一包书，连封都没有拆，显然他从内心里是拒绝的。我们跟他吵，他就把一包崭新的诗刊扔到大街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跟张默流了汗也流了眼泪，一一从街上把诗刊拾起。草创时期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化广场》：后来情况是否有好转？您印象中是否有销售特别火爆的时候？
洛夫：后来渐渐好转了，但还有很长时间要自己掏腰包，同仁多了，大家分摊。过了一段时间，台北市政府、文化建设委员会都给了一些资助，还不够。所以《创世纪》一直付不出稿费，台湾所有同仁刊物都是没有稿费的。
《文化广场》：您主编《创世纪》，如何对诗刊的质量把关？发表作品应该符合什么标准？
洛夫：我主编《创世纪》将近30年，把关比较严。我们强调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说到底就是诗的现代性。我一定会选最好的、最有创意的作品，不好的作品或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诗要退稿。一方面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强调创造性，要拒绝差的、平庸的东西。它不是年轻人发表习作的园地，一定要是成熟的作品。
台湾诗歌界其实很多人骂我，说我太挑剔了，我不管，我要维护刊物的深度、创意性。
最近十年有一些变化，《创世纪》大众化了，要求不太严格，退步了。这是不好的现象。我到了加拿大后，没法亲力亲为，但有时也会提醒他们以表示关心，只能这样了。
《创世纪》铁三角各有特点
《文化广场》：您和张默、痖弦被称为《创世纪》的“铁三角”、“三驾马车”，后人评价不一。回顾这60年，您对自己怎么评价？
洛夫：我刚才讲过，我的创作生命跟《创世纪》一起存在，一起发展。尤其在最早期主编的十年过程中，我将西方现代派大家们的理论、作品介绍到台湾，出过一些专辑，包括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等，为台湾诗歌的现代化作出很大贡献。
台湾现代诗运动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纪弦的一个观点很著名，很震撼，他强调诗歌是“横的移植”，而不是“纵的继承”，认为现代诗与中国传统没有关系。到80年代，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重新评估中国古诗时，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优秀的、闪光的东西。只是我们原来太盲目了，一直强调反传统、反传统，没有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回眸中国传统比较早，后来余光中他们也回归了。在这方面，我不但有作品，也写过很多文章。唐诗中有很多意象，它的永恒之美完全可以作为年轻诗人创作的营养。你可以不写格律诗，但不能把老祖宗好的东西丢弃。我认为重要的是把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出中国现代诗。
《文化广场》：您对张默和痖弦怎么评价？
洛夫：张默、痖弦各有各的风格。痖弦年轻时比我更红，因为他的诗比较甜美，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读者比较喜欢他的诗，风头甚至盖过余光中。可是他后来不写了，他到美国参加聂华苓的爱荷华国际写作坊后，回来就不写了，这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他做联合报副刊主编，工作比较忙。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几本诗集，但到现在还有许多年轻人喜欢他。台湾曾三次评选十大诗人，我跟他每次都当选，其中第三次我还排第一，比余光中多几票。
张默的诗歌也不错，他的风格是语言节奏比较特殊，多用叠句，也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他也写过很多评论。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诗歌编辑者，编诗刊，还编了很多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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