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是我生命里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我实现人生的重大转折，考上大学。与现今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相比，那时，莫说考上本科院校，就是进中专、技校，也意味着实现了鲤鱼跃龙门，永远告别你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月月可拿工资，吃上在梦里都打哈哈的“国家粮”。高考是七月初的事，上大学则到了九月。时间大致可分两段，身份却有天壤之别。
一九八一年前：无忧的少年时光和一些鸡零狗碎的事
从小学发蒙到高一，我一直就在校门离家门不到二十米的中学（小学、中学都在一起）上学。这让我有一种许多同学都没有的优越感——即使听到上课的预备铃声，还来得及从家里跑进教室而不至于迟到；课间休息，我也常常溜回家里喝水，顺带从藏在床底下一个覆盖着米糠的纸箱里，掏出一把野酸枣来吃或分给几个相好的同学——那是我周末去七八里地外的乌山冲砍柴时，从高大的野酸枣树上摘的。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坏处是，只要犯点错误，哪怕小错误，老师也能立即到家里向我父母告状，或打发一个同学去将我母亲请到学校。而我小时候又是个比较叛逆的学生，小错误总是不断，无疑加强了老师与我父母之间的紧密联系。弄得母亲她老人家总是灰头土脸的，还得向老师赔笑脸。而我，十岁时阅读了当时还属禁书的《水浒传》，于是学会喝酒讲哥们义气，身边总有几个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朋友，时不时打架斗殴，在学校弄出点响动又是难免的。这种状况到了初二就彻底改观了。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们大队在第二年总算考了一个中专生，他们全家人那种洋溢在脸上的光荣感和他放假了回到村里那种趾高气昂的样子强烈地刺激我。一进入初二，我就下决心搞好学习，一定要考出去！我自己至今都没明白，仅仅只一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就从全校同年级三个班二百多学生最初排名一百名后，迅速蹿升到全校第二名。到第二学期，常常排名第一。总之，直到毕业考试前，再没落在二名之后。从此，家长会，更多地让我看见老师脸上堆满笑意，迎接我仍然一脸谦虚的母亲。
那时学制短，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如果和我一样是一九七九年初中毕业的话，那就一定记得湖南省在那年五月出台来一个让无数人懊恼的狗屁政策——初中毕业不能考中专。这个政策第二年就废止了。这真是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的严重不公。这意味着，我们要实现端铁饭碗的愿望至少推后两年，而且所有成绩好的学生都涌进高中，无疑，两年后的高考大比拼更增加刀光剑影。比直升学生更加沮丧的是，好多高中都毕业了，已参加过一到两次高考，抱着只要考个中专就能离开农村这个天大愿望，插班到我们之间的大哥大姐们！记得有两个经常与我讨论几何难题的老兄竟然痛哭失声，从此自暴自弃，不再上课，每当老师来上习题辅导课，他们就跑到离学校不太远的一个山头的茶子树荫下乘凉和睡觉。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然，我不是自暴自弃，而是自负得像一头公牛——既然没中专考，以我的学习成绩考县里最好高中是自己饭碗里的事，没必要在大热天听老师的习题辅导了。
聪明的人当然猜到了，我自负的结果是失败。同学中大概有十六七个进入县一中、二中，我却因几分之差留在了家门口这所中学。我的失利让很多老师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让更多同学有了幸灾乐祸的窃喜。唯一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是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仿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怎么就给他班里留了这么个好学生呢？真的，我的这位可爱的老师高兴得一再去和我母亲说，让我在学校寄宿，这样对我学习更有利，能够确保考上大学。我母亲还差点被他动员得同意了。这也太搞笑了。我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寄宿生都睡通铺，卫生差，好多人长疥疮，生虱子。真实的原因，是害怕天不亮就得被哨音唤醒去早读，晚上必须按时点名熄灯睡觉。我受不了那份约束。而世间事往往还是公平的，我那时散漫得可以，可后来的职业生涯恰恰是十分严格和时时处处受制约的。
在我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里，最终还是当了寄宿生。一九八○年，县里做出一个重要决策，将所有区中学升格成县中学。秋季学期一开始，家门口这所中学的两个高中班被迁入刚刚升级的祁东三中。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县中学的学生，哈哈。三中坐落在322国道边的一个叫松林桥的黄土高坡上，离我家有三点五公里。不得不寄宿了。你看，绕这么远的路，总算来到我的一九八一年了。
一九八一上半年：为前程的冲刺和一些荒唐的事
严格说，现在叙述的还有很多是一九八○年下半年发生的事。到三中读书，几天的新鲜劲过去，就开心不起来了。学校新建不久，条件太差，道路没硬化，晴天，黄色粉尘弥漫；雨天到处稀泥巴，走出去，鞋子都被粘掉。特别是饮水条件更差，近两千师生就共着一眼水井，夏天，水都发臭。我们的宿舍，是山脚下一长溜的一层矮房子，水泥屋顶，开着拱形房门，远远看去就像我大队那个养猪专业户的猪栏。床是水泥和砖头砌成的两层床，床窄，但每一张床都必须两个学生住，躺下去转个身都不行。好在那时年轻，读书也累，条件再差都不碍事，倒下去就是死猪一头,管它放屁、磨牙、打鼾、说梦话。只是，到了炎夏还是很遭罪，宿舍蒸笼一般，那时上课的教室里都没风扇，何况学生宿舍！
因有复读生，同学们年龄上下可差七八岁。大多数只有十五六岁，正在长身体。普遍家庭都穷。我们学校的伙食差得难以想象，只能填饱肚子，谈不上丝毫营养。这也怪不得学校。米，都是开学初按每餐四两的定量同学们从家里挑到学校交给总务室的，三餐都是大米饭；菜金，早餐三分钱、中晚餐五分钱。早餐千遍一律的是辣萝卜条，入冬以后连续三个月，中晚餐都是煮大白菜粉条，或者煮冬瓜，寡白的，菜汤里看不见一丁点儿油花。吃得我们眼冒金花。男同学饭量大，四两不够吃，只好另带些米，在自己编号的铝饭钵里加些进去。偶尔我们的菜里也会出现一两点肉油渣子，早就被值班分菜的同学吃嘴里去了，因此，很多同学特别喜欢担任食堂值班这份工作。教工的食堂油水和味道就强多了，虽然他们的菜金每餐不过七分钱。我班里有个同学，爸爸是老师，他常常因不会做数学题，完不成作业，求我，于是，偶尔他会给一两张教师的餐票给我。老师的一份菜里常常有两块油豆腐，菜汤里油水足。有了教师餐票，我从来不吃独食，至少和一个同学分享，那就是打牙祭、改善伙食了。当然，周六下课后，我们可以回家，周日下午赶回学校吃晚饭，参加晚自习。这期间，可以在家里略加改善，很多同学回学校带一大瓶子的咸菜。常常，我会利用周日上午去一些小河沟、池塘里摸些小鱼小虾或者田螺。特别是夏夜，我就在周六晚上行动。我用通过同学从镇上的汽车修理厂和钢铁厂弄来的废弃柴油和机油，点亮火把，拿着自制工具，到水稻田里捉那些爬到田面浅水里乘凉的泥鳅黄鳝。那时，农村使用农药化肥还不多，水田里还存活着很多此类活物，往往收获颇丰。这真是个很开心愉快的时刻。母亲就将我的劳动成果用咸菜和辣椒炒得香香的，让带到学校，便是我们几个哥们的加菜了。偶尔，还会有同学从家里偷偷带些自酿的米酒，几个好友便在晚自习后，躲在后山，席地而坐，美美地享受。
有一次，生产队里一家办喜事，各家各户都派人凑份子钱、吃东道。父亲舍不得吃，将分给他的菜大部分节省下来用碗盛着，带着侄子走好几里地送到学校。我和父亲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是父亲第一次做出了让我感动的事。尽管我表面对他还是冷冷的，心里却很是温暖。关于我与父亲，后面还要专门提到。在此我要说的是，那份东道菜里，有海带、大杂烩、还有一块扣肉，那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吃到的最美味的佳肴！
也是到了三中才知道，其实，家门口学校就读的两个班本来就是区中学（后来的三中）学生，只是当时因教室不够，我们就放在那边。这让我多了一年更为舒适而懒散的生活。而区中学本部有同年级的七个班。怪不得我们的各类考试都是相同的试卷，而且，我们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常常被老师带着，去参加这类那类学科竞赛。自然，以我的成绩总会获取一些好名次。这样，我人还没去三中，名字早就被那边的校领导、老师，以及很多同学知道了。也因此，我成为了很多我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人羡慕或者嫉妒的对象。比如，刚刚分班不久，在食堂吃饭，一个原区中学的、成绩比较冒尖的同班同学，将一块冬瓜投在正在洗碗的我身上，在我唯一的白衬衣上留下污渍。等我回过头后确认是他后，怒不可遏，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就是一拳！马上，就有同学过来把我们分开了。他没想到我会如此暴怒，害怕了，赶忙道歉，我才罢休。其实，自小学起，我总有几个特别铁的死党，只要谁挨别的同学欺负，我们会团结一致对敌。初二之后，我从来不主动去招惹谁，可谁要先挑衅我，我则必须要让他知道“锅耳朵是铁做的！”
前面已提到分班。这是我们并入三中后第一件大事。原来一共九个班级，要通过一场分班考试重新打乱组合。那年头什么都用考试衡量。方案是，理科六个班：一个复读班、一个重点班、一个次重点、三个一般班；文科两个班，不分重点；还有一个延长班，其实就是读三年，晚一年毕业。复读生、文科生、延长班免去了考试。其他五个班的学生又是一番较量，我当然进了理科重点。但那时，我又突然萌生去读文科的想法，我认为自己语文数学成绩很好，读文科有利。我去找才认识两天的新班主任。他说，别人想进这个班都进不来，你怎么去读文科呢？文科生都是些数理化不行的学生才去读（那个时候真有句全民皆知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回到家里，和母亲商量，母亲哪知道什么文科理科，她问我，她认识的我同学中那些成绩差的读什么，我如实回答文科。她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准读文科！”
我家有个很有意思的实情，应交代清楚。本来父母都是小镇上的居民，父亲在一个合作社上班，母亲在居委会工作。五几年，我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下放到爷爷的户口地农村务农。母亲是文革中下放的，我哥哥下放时初中毕业，于是有个知青的身份。我一出生就随父亲的户口。粉碎“四人帮”后，母亲落实政策，回到居委会工作，哥哥也经过努力招工进了县城向阳草席厂当了工人。可我和父亲怎么也回不了城镇，继续吃着农村粮。父亲是个沉默寡言之人，从来不和我讲道理，也没有什么亲热的举动，倒是我犯了事让他感到不可饶恕，则一个栗爪子狠狠敲在我额头，常常就起一个包。所以，我心里很恼火他，加上他的原因，吃不了居民粮，心里就免不了生出些怨气。母亲人很和善，却抓住了关键，对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句话：“你如果能读书，家里再穷，我卖房梁也送你。你自己不努力，这一辈子就跟你爸爸种好那几亩地。”所以，读书谋出路这个信念还是在我心田扎下根的。无奈，我性格天生就不是那种沉静的人，整个中学时代总要不时弄出些故事来。
下面内容该是的一九八一年的记忆了，可见我这人一直就不怎么严谨,而且意气用事。本来，进入高中毕业班，除了认真读书通过那座“独木桥”谋个前程，还能有什么故事呢？可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些，让自己现在想起都感到荒唐或啼笑皆非的事。那时，道理是明白的，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但落实到行动上总是走偏。比如，高一时，我的物理老师水平太差，连代数式通分都搞不清，于是，我一上物理课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其他的书，结果，物理成绩很差，到了三中物理老师水平略高，成绩才慢慢赶上来。而数学老师水平高，我的数学就一直不错。一天，我们上英语课，记得是《最重要的是工作》这一课，教英语的邓老师在讲台上说：“我们来个汉翻英：我见到你非常高兴。”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我则突然冒出一句：“见到你眼血样！”“眼血样”是我们的土话，意思是“烦透了”。同学们哄笑开了。邓老师回过身子，看着我。我以为他会狠狠批我一顿。可他忍住了，说了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见到你眼血样，我也可以翻译。” 然后接着上课。多么幽默的老师，多么智慧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后来我常想起这件事，试想，如果老师当时狠狠训斥我一顿，我知道自己错了，即便不回嘴，但逆反的我一定会产生敌对情绪，此后，恐怕英语课再也不会好好听了。而作为老师，莫说那堂课已不舒服，以后见到我，他心里有没有疙瘩呢？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如学生或部下犯错，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我也常常怀柔处置。所谓“雷霆雨露皆是春风”，如果施雨露比使雷霆效果更好又何乐而不为呢？这件事，我是彻底服了，从此以后，英语课我十分专心用功。所以，在农村中学很多人都烦英语学习，我却在高考中得了英语分的便宜。在此，我必须说出我心里崇敬的老师的名字，他叫邓新生，我永远铭记他。我从初二年级就碰上了好的数学老师，到了三中，数学老师是文革前的湖南师大高材生，因文革被打成右派，批斗中耳朵被打聋了，才沦落到给我们教书。他在课堂上只教知识，难得与学生互动，只有跟得上他思路和进度的才知道他的水平之高。偶尔，他请一些数学成绩好的学生回答问题，我就是他最喜欢叫的一个。无论你是否答对，他因为听不见，都会认为给你答对了，竖一个大拇指。有时，我一调皮，故意说不知道。他也会说答得好，结果，同学们又爆出一些开心的笑。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我心高气傲、桀骜不驯的性格。刚进入三中，第一次学校作文竞赛，各班挑部分人参加，对我还不太了解的语文老师，没挑中我。我心中有些忿忿不平，认为老师有偏见。恰恰那次，被挑中的原区中的几个同学无一人获奖。毕业前，学校又组织了一次作文竞赛，这次改变规则，所有学生参加，实际有为高考备战作文的意图，比赛场设在各班教室。我们监考老师是另外班级的语文老师。发下作文纸后，同学们纷纷奋笔疾书，我却无动于衷，，老师见我没动静，问我怎么回事，我却对老师说：“我可不可以不参加？”监考老师没想到有学生这么说，错愕了几秒钟后声色俱厉道：“不参加就给我出去！”我立即顶嘴道：“我不出去，这是我的教室，我的座位，我就要坐在这里自习。”于是，四目相对，相持了好一阵，最后弄得老师不好意思起来，把座椅从讲台搬到了门口。后来，我也觉得无聊，还是写起作文。但已扬言不参赛，又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写完后，我平生第一次用了笔名“刘鸿莽”。那时，刚学完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课，里面有个作家笔名叫“白莽”。比赛结果出来后，“刘鸿莽”的名字出现在红榜上，名字非常靠前。是理科重点班唯一获奖者。因“查无此人”，自己又不肯现身，弄得那份奖品长时间无法落实。最后还是我的同桌李德宝公开了“此人”真实身份。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那届同学中还真是藏龙卧虎。与我那次作文竞赛同时获奖的聂沛，二十岁即以《歌唱黄河》赫然占据《诗刊》头条，获得首届《绿风》“奔马奖”首奖；考出了重本分数，却因身体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可三十一年后的二○一二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目居然是他的诗作《手握一滴水》，这势必让五十三万四川考生若干年后，或有人赞他，或有人骂他。聂茂，留学博士，以《九重水稻》获《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散文奖，如今在一个重点大学当教授，著作等身。罗鹿鸣，也是这年考上大学，现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十几本，目前兼任《桃花源诗季》主编。他们三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比他们尝试文学创作晚了很多年，创作成绩也差得很远，但我也有可以拿来炫耀的一些小事，比如，我在一九九四年初，以一首《酿酒的农妇》获得《诗刊》组织的一个有十几个国家华文诗人参赛的诗赛二等奖，并受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同年底，获台湾《创世纪》诗刊创刊四十周年诗歌征文“优选奖”；一九九八年获《解放军文艺》双年度诗歌奖等；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
还有件事，我常常拿出来在我读文科硕士的女儿面前吹嘘，那年我是以全校高考语文第一的成绩，进入大学数学系的，比文科班的同学绝对分数还高。那年文科的语文试卷总分110分，多出的10分，是在理科试卷上加了一道古文题。这也是造成我后来进入大学后不安心录取专业的一个缘由，此是后话。
前面我提到过，我们这一届学生硬是倒霉些，首先是初中毕业时不让考中专；快到毕业时，不知是地区、还是县里，又出台一个规定，为确保升学率，必须经过一道筛选考试，筛选过后，大概能够留下百分之三十参加高考。这个政策不言而喻的含义是，更多的学生寒窗十年，最后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放在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网络发达的今天，这个政策将会遭到多少人炮轰。可那时，你认命吧！记得筛选考试第一门是数学，一出考场，我就无比丧气，感到自己考砸了，立即找到班里最要好的三个死党，我说，只怕筛不上了，要去镇郊伍家铺子那家卤菜馆喝酒。三个颇讲义气的哥们，居然和我一样冲动，根本不管这是命运攸关的时刻，跟着就去了。下午的生物考试虽没缺考，但我们满口酒气熏得邻座同学都叫苦不迭！其实，后来才知道，那次数学题太难，全校理科生只四个人及格，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去喝酒的兄弟，两人筛选上，另两人没参加当年高考。这让我很有些歉意，而那两个兄弟却丝毫没责怪我的意思。
筛选之后，离高考也就一个月了。可想而知，那时的紧张气氛，很多同学恨不得每天都不睡觉来学习。天气也越来越热！但我，该玩的还是想玩，该睡的必须睡足。下晚自习后，很多同学都还继续呆在教室，我就回到宿舍，天热一时睡不着，就提上自己的水桶，到离学校三里地远的一个村子边的水井去冲凉。那个水井的水质真好，凉飕飕的，能洗去一身暑热，很是惬意。洗完后，顺便提上大半桶回宿舍，除保证自己第二天早晨能够刷牙洗脸，全分给大家饮用了。更多男同学的洗澡问题，都是跑到校门外，322国道边一个池塘解决的。后来，校方怕出现淹亡事故，下了通知，不准下到池塘洗澡。晚自习后，派老师在那儿守着。一次，镇上的钢铁厂放电影，我得知消息后，悄悄告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吃过晚饭就偷偷去了。等我们回到学校，看见学校的书记带着老师正在抓下池塘的同学。他见到我，问，学校规定你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下池塘？我说，我没有。你看，我不一身干干净净的？书记一看，对啊，那你们干什么去了？我回答看电影了。结果，我的回答气得月光下的书记脸都青了！他狠狠地说：都火烧眉毛了，你居然敢去看电影！从明天起，你不要来学校了，尽带坏样子。这下，我感到事态有些严重。我不是怕没老师辅导就学不好，而是回到家里无法向父母交代。于是，诚恳地向书记作了检讨，保证说到做到，高考前不再犯类似错误。
的确，最后十来天我规矩得很。学习也更加用功。但临到去县城参加高考出发的头一天，班里学习成绩很好，与我关系也不错的彭伟彬同学突发高烧。那晚，我用桶子到那个三里远的水井，打来凉水，用两块毛巾交替，敷在他头上，进行物理降温。一个通宵，我都没合眼。这件事，让彭伟彬和他家长很是感动。他带病参加考试，也考上一个部属中专。每次寒暑假回到老家，他和他爸妈都邀我去他家玩，伟彬没酒量，他爸爸和哥哥，就陪着我喝。后来，我们都参加工作了，他分在县城。我回老家探亲，也常去他家做客。一次，我喝醉了，睡在他家。他爸爸知道我回祁东了，特意从乡下跑到县城来看我，还不让把我弄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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