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则天的故事到康熙、乾隆；从西游、水浒到解放战争；故事接着故事给中国的银幕舞台带来大景观。使作家们编写出许多告诫后人的惊世之作。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打擦边球似地写文革故事了，而知青题材写了好多年，一直没写入核心部份，写文革也更不敢触动核心了。然而，中国批评界仍在叫喊没有时代之大作，没有力作。肯定没有的，年轻的苏童仅凭一个《妻妾成群》获得小说家地位，这类历史性的东西他可以想像，不会触动什么，于是《米》也可以弄上荧屏。历史题材、历史故事对于作家安全性是相当大的。即使如今的城市作家写的城市小说也只是写些弄潮儿的大趋势的东西。弄潮儿玩弄潮儿估计问题不太大。
惟独没有俄罗斯的当代文学的那种直截揭示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不得不恭维伟大的俄罗斯的伟大的民族气质。俄罗斯文学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是中国人的典范，俄罗斯艺术观及审美观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当年的苏联号称“老大哥”时，中国人对他们还是崇拜的。直到双方的意识形态翻了脸，中国人就失去了这份童心。
我们这一代是受过俄罗斯艺术影响最深的人，记得我上小学时的音乐老师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俄罗斯派的，他回到上海老家是为了个人的原因；不然凭他的造诣这么快回国是一大损失，可惜这位音乐老师后来死于文化大革命……。
每个时代的妖魔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这个社会疾症所在。那个时候文革妖魔从瓶颈飘出后使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它操纵，成了冷酷待人热情革命的怪人。我们的作家如果能写出这种妖魔的诞生根源，历史就会凸现出来。
一个妖魔被驱逐了，另一个妖魔又衍生了；即使是信息爆炸的今天，都有妖魔在吞噬人的良知并操纵着意志力不够的人。
倘若本文专门以分析中国文人“借古讽今”的脉络，那么会涉及到许多派生出来的中国文人的“坏性格”。我们不是不知道作为中国温柔的苦恼；“说真话”才能写良心之作，写良心之作就会触及一些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弊端。这也是中国国情所致，然而几十年来的迂回术使思维多了一层朦胧色泽。
而今天，面对现实社会，可怕的故事已经堆积起来，没有人敢去清理；真相会被作些技术处理及隐瞒局部有损国格的场景，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些当下黑暗的故事。
当下的故事内容会是些什么呢？
在中国写作必须知道安全距离，这个距离有五十年之长。
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部玩完了工人阶级，污吏贪官遍地即是。工人阶级失业也不再有组织认领，腐败的基因已经渗入各处要害。封建势力又回来了，并且进入电脑时代，权利疯狂起来，私欲肆无忌惮。而官方只承认很轻微的一部份。在中国新闻仍然不是新闻，媒体的呼吸道已被布控。
所以说，我一直以自由作家自居，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思考这一切；我不受官方机构约束，顶多是写出来的东西发表困难。这是我一生的命运。从写诗至今，官方机构从不欢迎我，我是封建社会的敌人，是受压迫的另类人。
为什么写作，写什么，这是值得考虑的首要问题。廿余年的写诗生涯，有了不少生命感悟。诗歌亦是一种生命，它是创作者的精神延续。但诗的本质使入诗的故事材料有着一些不可名状的苛刻，它拒绝世俗的细节，也拒绝纠缠。
于是，我动用了小说来叙述一些世态故事，但它们更难公布于众。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更比诗暴露创作者的政治观念以及价值观。但我还是愿意写出它们，并想继续写，多写些咄咄逼人的东西。
对我来说创作就是我一生的瘾趣，它寄托了我对完美的追求……我的经历够我一生一世的汲取，过去的往事永远在教诲着我，修炼着我，从中我得到智性营养，我对于当下的东西常常吃惊不小，但更吃惊中国的文人们居然都如此麻木！为了功利他们屈辱了人性。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书里书外被颠来倒去的世间，真相的原貌无法恢复。
一个世纪以来，作家们为了“写作自由”而与极权抗争，其结果呢？看看时代的文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称之为“大作”的呢？我们被四大古典名著的阴影囹圄在一条死胡同里，中国作家贪生怕死，要仕途，要虚名，要得到官方承认。一个世纪以来，自由作家漂泊四海、远离故土、远离母语文化；而中国社会仅仅需要篡改历史真相的文字匠。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