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设置的边界：前沿、过程与超越
――刘悦笛、陈亚平、周瑟瑟关于《新世纪世界前沿文化经典》的世纪对话
陈亚平（以下简称陈）：文化不存在单极的自体，文化应该是，从旧状态驱动到新组态的互动中进行多度,多层次的融合与重构，进而达到系统与子系统间文化场域的相互促进、相互竞争与相互合生。并由此为空间性的文化要素体，提供了交互与运行的通域性。这种对“域”的逆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所以，文化自我的边界不是先验给定的，“域”的界限应消融于总体。我极端地认为，文化场域在全球化状况下将呈现“无维的维”，即呈现文化局域化—文化全域化—文化无域化三阶段。其中，无域化是有条件的暂衡，最终要与全域化走向新的失衡。在这个“后现实”的仿真时代，文化的构型与天体宇宙多么对称，叫它“文化宇宙”吧。
周瑟瑟（以下简称周）：“文化宇宙”的异型与对称是对新世纪世界文化的一个中肯的评判，我读过亚兄的《文学过程学体系》一书，你的学术研究方法我很感兴趣，你似乎是从“人类思维”的高度来创造一套相对于“文化宇宙”的新的认识论，你的诗人先验性决定了学术的超前性。我感觉到“域”的诗性是无边的，“域”的思想性更是全球化的，我赞同你把文化引向一次“交流、对话与超越”的狂欢盛宴。我想，交流是文化融合的交流，对话是文化在差异中共生共存的对话，而超越是对历史与时间的超越。并且，我发现我们在《新世纪世界前沿文化经典》的梳理中又在创造新的传统，按当代解释学（Hermeneutics）家伽达默尔的观点来看，“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我们每一个学者与诗人都有责任对“传统、文化、历史”进行新的理解与创造，从而使文化成为一种“有效应的历史”（ 伽达默尔语），文化不是固化的，传统也在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在我理解即是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论述的“有历史效应的意识”与“历史地活动着的意识。”这也是我对亚兄的“文化宇宙”的另一角度的理解。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简单地说，当代全球文化正在逐渐走向了一种“对话性的文化”。换句话说，“文化对话”，不仅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特质，而且，成为了当代全球化的主题。最新的发展趋势是，当代文化的全球对话，已经从“国际化”转向了“超国化”了。来到纽约这半年，发现这里的学术、文化与艺术界，皆在谈论“全球性的超国化”，也就是globally transnational之新历史境遇。过去我们最常用的是International，也就是“国际”这个词，inter就是“之间”的意思，国际就是国与国之间，而trans则是超越之意，当代文化流动已超越国与国了。那种“国际化”的话语权，从1848年到1989年曾占据主导，直到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历史性标志事件出现，这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终告一段落。从此之后，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开始在全球摧枯拉朽，大有弥漫世界而整体划一之势。而随着后冷战时代来临，世界政治风云仍不太平，乌克兰危机又造成俄美紧张，康德所期盼的“永久和平”似乎遥遥无期。然而，文化对话却完全不同，它不仅超越了经济的一体化，因为文化对话的前提必定是“多元共生”；而且，也超越了政治的区隔化，因为文化对话的结果应该是“多元融合”。
周：两位明确表达了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化立场，这样的立场在一个学术雾霾时代尤显可贵，亚兄的“文化宇宙”观震撼到了我，“文化”在这里做为一个思考宇宙的方式，时间与经验向后撤退，未来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形成。亚兄所发现的“文化的构型与天体宇宙多么对称”，是一种创造性发现，让我看到了自老庄以来的中国先哲们模糊的面孔，先哲的遗产是文化传统的“经典”，而亚兄属于“后哲”，创造后现代“经典”是我们站在当代的十路口的重大责任。悦兄从全球化的现实中确认了我们的主体身份，并且提出了“对话性的文化”这样的概念，我认同这样的文化立场。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越过现代化的路障，进行古今、中西对话，虽然我们在试图跨越苦难的现实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时至今日“对话性文化”的建立越来越接近我们现代－后现代性的目标。我们面临新的文化处境时有了新的姿态，“对话性文化”在重构我们的现代性主体身份的过程中正在走向后现代性，并且有了跨文化与越界的实践。那么，《新世纪世界前沿文化经典》正是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必然要出现的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与先锋文本经典，以此来记录我们挣脱文化的传统形态，向现代－后现代性实现结构性转变的这一个伟大过程。同时，以“文化宇宙”的维度去创造过去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所没有的新传统，让文化以抗争的张力走向未来，呈现出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创造力。
陈：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多样化与差异性语境。而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的产生过程是在文化完整语境的总体多样化生成过程中，这种过程是自由开放的，是自我与他者主体所包含的、未完成性的多元对话的延扩。因而，提倡文化的开放包容，才能促进世界文化总体的共生。当下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已经是“界”化了，任何逆界化或主动先锋化，都会受到这个“界”主流的遮蔽或消解。但这无所谓，因为，后现代空间是一种泛异质的文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空间，而异质性本身，就包含了不断逆核心化的主动网络化（边缘多核化），这很对应我们的宇宙天体，包括了空间上的强化、削弱和转化。因此，我认为：异质就是解构中又异构，异质就是异元的（文化）空间与同元的空间对立而又同一的合生，就是在去核心化中确立多核化。而多核化---多元化可以主导并且重新配置一种总体的（文化）空间场域。从而，当下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的“界”化，促进了逆界化进程，其实就是多元下的多界。
刘：非常赞同。这是因为，文化对话的基础就是多元，而文化多元化绝不是文化一体化。同质只能一体，差异才有多元。无差异何以多元？无多元以何对话？在此，我想倡导“文化对话主义”的新话语。Cultural Dialogism不仅强调差异而非同质的原则，而且更关注互动与相生的准则。究竟什么是“文化对话主义”呢？前面我曾说过全球对话主义、global dialogism，其实，这种对话并不囿于全球语境，文化对话主义是通过每个文化共同体与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现的。所以说，沿着从国际化到超国化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可以倡导从“文化间性”到“超文化性”的升华呢？文化间就是interculture，超文化则是transculture。从文化内部来说，东西方的文化对话的语境毕竟有别，欧美社会之所以倡导文化研究，那是因为种族与性别问题至今凸显，黑与白、男与女之对话尤为关键，而东方文化的对话则更为复杂而和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置也形成了别样的超文化景观。从文化外部来讲，东西方皆面临着人类与自然进行对话的难题，如今的西方更重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过去的东方则重人与宇宙的协和共鸣。文化与自然的节奏协同，这来自于东方文化的本源智慧，倒可以为全球性的“宇宙文化”建构提供新的启迪。
周：悦兄提出“文化对话主义”本身就是“主义”多样化的体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段，《新世纪世界前沿文化经典》摧毁的正是世界文化在“对话”过程中因为差异或不平等带来的黑暗，点亮了世界一百多位思想者的面孔，真正的学术思想正在引领变革中的时代，在后现代的问题场域，奉献出经典文本在学术重构中的不易被发现的意义，这正是亚兄所主张的“解构中又异构”的文化观念。此举超越了“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的‘界’化”，建构了后现代文化的学术高度，这是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文本路径看到新世纪前沿文化的最新思想，在这里，持不同态度与学术立场的批评界与文化理论界的学者表现出了对世界共同的兴趣－－在“文化对话主义”基础上的“解构中又异构”的先锋姿态。从而打开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在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融合与对话，无限地敞开“文化宇宙”，在对称与异构中确定了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性双重结构，历史成了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我们寻找源头，但又不被源头所困，我们必须从历史的源头走向新的文化－21世纪后现代文化与观念。
陈：21世纪的后现代文化与观念的维向的最大特征，在于：由时间性文化（历史）维度转向了空间性文化（历史）的跨界、跨元与超维。这种新的跨界、跨元与超维就必然带来新的文化场域空间范围的关系与分界，本质上是文化扩构，也可以说是文化跨构，或并构。这虽然让人难接受，但这是我们无论从先验还是后验，物质还是精神上都不可逾越的宿境。文化的图层多么的万维！后现代思境下的文化或文学、美学、哲学行为，是在生成自身空间场域的同时，创造了历史。它不是后验的、线性逻辑化的、稳构的，它恰恰是先验与客观合一的、非轴性的、非点状的、在面的界域上跨构的。这种多元下的跨界，包含了对“未在”（空间）或“子场域”的一种非设定性的“在”的指涉，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动态的界限，它的深刻在于：不断在现时化和去现时化的结合中。这难道是虚无吗？
刘：从中国文化观之，这就是一种当今“虚实相生”的历史过程。随着“拟像时代”的来临，当今文化的虚拟与现实之间已形成了一种阴阳互动的关联。在时间上，文化是作为当下的感知与历史的记忆而留存的；在空间上，地点与非地点（non-places）及其流动变得愈加集聚化。在这种“超文化转向”的历史契机中，当我们来倡导一种“文化对话主义”的时候，还要面临那些危险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敌手：一面是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另一面是相对的“文化绝对主义”。世界各方的文化是相对的，从历史形成来看这本毫无疑义，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却可以造成文化断裂。这种断裂一个是与传统的断裂，一个是与他者的断裂，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文化原教旨主义就是这样。可以说，相对本身应是有限度的，任何文化都要在流动中发展，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与转化性的创造，中国的儒道释文化亦是如此。另外一种倾向则更要警惕与防止，那就是相对的“文化绝对主义”。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表面上倡导文化全球化，但实质上则是文化一体化，表面上赞同文化差异，但实质上仍是文化普遍主义。实际上，尽管文化之间越来越无“界”，但是“异”态仍存，将全球文化进行多元整合，这就好似在做一种“全球拼图”的最宏大工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和而不同”。
周：亚兄所言的“跨界、跨元与超维”的后现代文化与观念，让我想到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所谈到的：“美国人看问题无须任何历史角度，也许连阶级观点也不需要。这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形式中亦有表现。他们不在自身特定的环境中看待自已。”我为什么提他？是因为我发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的后现代文化批评中早己经“跨界、跨元与超维”化了，同时，我也不用担心“历史虚无主义”的对立。悦兄警惕性地分析了“文化对话主义”的两个敌手：“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并指出了“全球和而不同”的文化“异”态才是根本。詹姆逊曾说，英国曾经是美国的传送带，“而如今的美国又好像成了中国的传送带”，这是令人警醒的一个世界文化现象。在中国后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感与历史性虽然时有瞬间失联状态，但中国传统性的强大足以抵消历史性的遗忘，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消除了文化障碍的全球化时代，但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是不会消亡的。一方面文化平面化的浪潮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翻新而步步紧逼，但正如亚兄在文学上所主张的“过程学”，“过程的否定性联系”是你的一个重要观点，我想也适应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世界多元文化，文化在平面化世界浪潮中又不可避免地获得了“过程的否定性联系”，这便是“文化对话主义”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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