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追求共性
现在的中国社会早已由集体主义时代进入个人主义时代，这在文学上有明显的反映。《荒原》的作者艾略特说过：诗人都在追求个性，却忘了共性才最重要。没有共性，作品很难引发读者共鸣。台湾诗人杨牧认为《静夜思》是李白诗里写得最差的一首。但这最差的诗为何却妇孺皆知，成为唐诗中流传最广的作品？原因很简单，思乡之情人皆有之。即使时过境迁，它也不过时，这就更了不起，具备超越时空的魅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过两首诗，至今不忘，还能背诵。一首是世界语学者苏阿芒的《手绢》：
在我们痛苦的分手后
船已渐渐离开
我还看到你在远方
向我摇着手绢
你的手绢就好像
海鸥在蓝天里飞翔
在无尽的黑夜里
在我的梦中飘荡
我那时正失恋，便“一吟双泪流”了。那时还有许多年轻人像我一样喜欢这首诗，痛苦化甜美，失恋反倒更开阔，得到的更多，这就是共鸣的结果。还有一首诗，是《诗刊》的“青春诗会”上刊登的四川女诗人李静的《雪》：
总不见你，总不见你
轻捷的身影
秋天已翻过山去
林深处，还有蒲公英飏起的叹息
听说，在遥远的地方
你也焦急
系上头巾，又解下头巾
微凉的风中
没有一丝白色的消息
你，该不会像去年
忘了这里
我不再等你
不再幻想从大森林多变的眼色中
译出你琢磨不定的谜语
让南国秋野的寂静
平息我石榴般狂舞的思绪
山冈上翻卷的风
会把我骄傲的长发
梳成旗
可我的眼中
却还是你
你看，女诗人想见又见不到，想忘记又难以忘记的心理，刻画得多么生动、微妙。她以在四川很少降临的雪，来暗喻美好的爱情和希望难以实现，虽然诗人也曾矛盾重重，但最终没有放弃她的追求。这样的诗，谁读了能不为之动容呢？现在诗坛上的女诗人，像吕约、巫昂的诗都写的深刻而有个性，我很看重。但我认为，她们再追求一点共性，多一些普世价值，就会更好。
我自己也有一首小诗，叫《新婚日记一则》，有不少人喜欢，我自己倒觉得它很浅显，献丑如下：
我们的家简朴而洁净
我喜欢这样
只要不缺少一张桌子
桌上有一束野花 摇曳 芬芳
但墙要白些 窗要大些
心才宽敞而明亮
如果没有音乐 没有月光
那就听两颗心的碰撞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农垦工人》杂志的副刊上，编辑是刘文涛女士。她约了我一组诗，只选了这一首。她那时新婚不久，想必也有同感吧。让我意外的是，台北出了一本《暖·情诗——情趣小诗选》，也选了这首诗，编者是鉴赏力高超，写了一辈子新诗的向明先生。更让我吃惊的是，最近一位广告公司的陈老板，把我邀请到他装修豪华的家里，为我朗诵这首诗。我坐惯了冷板凳，在那几万元的雕花木椅上臀部发痒，试探着问：“你喜欢这首诗的什么呢？”他说：“纯朴啊，就是纯朴，我刚结婚时就是这样。”
我终于明白，还是有人喜欢纯朴，怀念纯朴。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追求表面上金光闪闪的东西。更何况，文学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用得着再镀金吗？
（五）怎样写诗、改诗
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不愿更新，好事就变成坏事，你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有人走路顺拐，一辈子都难改。（众笑）我从“文革”后期就开始写诗，那时才13岁，只会模仿，怎样开头，如何结尾，哪里押韵，都成了固定的习惯。写出的诗大都是克隆出来的标语口号，什么“迎来一轮红日在全球冉冉升腾”，“今日欢呼孙大圣，毛泽东思想万代飘”，“黄金的大地啊光灿灿，人民的力量大无边”之类，大而无当，毫无个人对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为了克服这种恶习，我从八十年代后期，受意识流文学和弗罗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采用了一种奇怪的写诗方法：当灵感袭来时，先写成意识流一样的散文，不分行，纪录自己最原始的想法、情绪，记完后放入抽屉，过几天再拿出来，挑出精彩的句子，排成行，用音乐的旋律重新组成诗。有时，你只有在非诗状态，才能更接近诗歌本身。什么是诗？怎样写诗？世界各国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千万别盲目相信文学教科书，我当年就是一个受害者。说抒情诗必须纯抒情，和叙事诗完全不同，但杜甫的抒情诗《羌村三首》里分明有叙事和生活细节的丰富描写，没有人说它不是抒情诗。说诗必须有形象思维，不能概念化，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通篇都是告诫、提醒和鼓励，没有任何形象，却没有人说它不优美。说诗是与小说、散文相对的文体，但我们在阅读小说、散文中经常发现激动人心的诗意，甚至相信史托姆的小说《茵梦湖》就是一首好诗，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比诗更像诗。而很多的诗，你阅读时恰恰找不到诗意。说写诗的人文化越高水平越高，但为什么没有文化的农民唱出的信天游反而流传更广更为优美？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作家，尤其是文学评论家的某些文学观念是有问题的，是从现有体制的需求甚至积弊中产生的，从个人的偏见和人所亦云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延续，在现实生活丰富的土壤中酿造，经过美学的过滤达到纯度的，尤其是大家都公认的某些标准和尺度，更有杀伤力而缺少滋养与启示。写过《坚硬如水》的作家阎连科很清醒，他说：做个好人，写坏的小说。这“写坏”其实就是对庸俗创作观念的挑战。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也应该这样。
诗人都有经验，改诗比写诗更难。“玉不琢不成器”，高质量的修改可以挽救一篇平庸的作品。以我的经验，可从三个方面下手：1、整体的把握。你想写什么，明确还是朦胧，曲意还是晓畅，无奈还是难言，都要围绕一个中心，或是围绕某种情调，某种氛围，某种感觉，即使是空灵的作品也要这样。2、沉淀期长。作品完成后，要在抽屉里放上几个月甚至两三年，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尚未水到渠成，诗也过于单薄，或是臃肿，意象不鲜明，需要岁月的积累，一层层加厚它，优化它，去繁就简，留下至关重要的东西。3、感染力度。感染力度是指诗中是否有真知灼见？是否有气度，有创造，有令人惊叹的智慧？留给读者深入的空间有多大？感情的面积有多大？浓度和纯度高不高？是否在某一点上达到极致？用词是否达意甚至传神？都很重要。我的一首诗《缘》：
你的被风吹来吹去的感情
我的投入荒原落地生根的等待
枝丫交错乱眼
一个整体的感受 凝聚为笔尖下
欲滴的墨水
这首诗到了向明先生手里，他把“一个”改成了“一生”，一字之差，境界马上就见大小，乃大诗人之风采。
以上所说，只是我有限的个人经验，千万不要模仿，受到启发才好。只要不是偏执，我行我素又有何妨？我们现在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统一出题，统一考试，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听话的孩子，老师才喜欢你。工作后，领导又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你要紧紧跟上才重用你，坚持个人信念有骨气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于批评，向来不受欢迎而被冷落压抑。而且，我们的作协体制是前苏联作协体制的模式，表现在创作上的负面影响，就是敏感于文坛风向、领导喜好，而迟钝于个人孤独的探索，更没有坚持。所以我说，中国当代作家太不容易，因为有些早就需要改革的东西很强大，很坚固，它在左右着你，使你创作的主体意识很淡漠，很盲目。有时我想：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没有中断，除了安邦的儒家思想始终强盛而主导之外，是不是和上述这些问题有关？
（六）创造意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创造意境，是诗人的胸怀与梦想，是艺术的真功，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造。我的诗《森林画意》就是这样写成的。某一天雪后，天空蔚蓝，我走在雪地上，遇见了一位当年喜欢过的女孩，穿着绿色的风衣，领着淘气的儿子，蹦蹦跳跳地在雪地上走。我在师范学校上学时，与她经常通信，她把那散发青春气息的照片寄给我，让我感到了阴雨天心中也有阳光的美好。八年未见，她依然漂亮、温柔、举止大方。我也新婚，娶了一位美女为妻，虚荣心相当满足，生活宁静幸福。（众笑）我们走在雪中，愉快地交谈，留下的那条长长的足迹和远处迷蒙的松林，都令我感慨万端。遇见往日梦中情人，本来挺高兴的，可是没过几天，这好心情便被破坏了。破坏者是我的一位朋友，经商挣了不少钱，变得满身铜臭，在酒后来到我家，对我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众笑）还说我辅导的儿童版画获国际金奖是虚无缥缈的，一钱不值，直到我愤怒的把他轰出我家为止。第二天，他又找我来道歉。那是九十年代初，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商业大潮涌起，文学遭到冷遇，已明显的从影响大众充当代言人的地位，退到无人理睬的边缘，作家的社会地位迅速降低，他的言论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这两件事一热一冷，没有关联，但我却大胆的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淡化了爱情，那女孩变成了拯救我的文艺女神，从画家的砚台里飞出，饱含千年古典的芬芳，因为美而有了生命。她的儿子变成了一头小鹿，跟在她身后。这是一段文化的奇缘，是作家内心痛苦的挣扎与呼唤。朗诵如下：
直到最后一刻 你飞出砚台
在白纸上绽放
白净的笑脸叫我相信
你在漆黑中已研磨千年
穿着绿色的风衣
身后跟着一只淘气的小鹿
你带来森林深处的信息
你不曾想到 我仍在边缘
你那闪亮的大眼睛
一眼看出我的窘迫
在这眼花缭乱的时代
多需要你敏锐的直觉
依偎着我踏雪而过
是消逝的梦中令人惊讶的结合
让北极光照耀这黑森林吧
我们是真实的 被看成虚无缥缈
后来，这位打击我的朋友做生意赔了老本，铜臭也没了，真的“虚无缥缈”了。（众笑）而我信念坚定，依然写诗作画，日子反倒过得舒坦。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