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
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花了很长时间做调研和档案搜索，尤其是牛兆濂编写的《蓝田县志》给了他最多的写作元素。在查阅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后，陈忠实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该县有文字记录以来贞女烈妇的事迹或名字，“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而残酷的煎熬，才换取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的。”在这样一本以摧残女性为榜样的花名册前，陈忠实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这个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在《白鹿原》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况下，“田小娥（当时尚未命名）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凸显出来，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尤其是对陈忠实自己而言。“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但陈忠实对是否一定要写性还是有不小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但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放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白鹿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四年时间里，陈忠实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另一张是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顺手从一摞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十二个字。”“后来我也意识到，仅写过的两张小纸条，都是与性描写有关。”
但电影里的田小娥和原著小说里的田小娥可能是两个人。
关于革命：“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
刘志丹当年被叛徒诱骗，造成全军覆没的地方在白鹿原东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这里走出的革命者应该不能混同于湖南江西等革命老区的革命者。
“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籓篱，反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地发起挑战……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白鹿原”上曾发生过一场农民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白鹿原》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血腥气，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了。”鏊子是北方烙煎饼用的炊具。但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把这场农民运动说成是作乱。
陈忠实写革命者不写他们的缺点，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小说里的革命者典型是白灵，白灵这个悲剧性革命者来自张景文烈士，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张景文曾任陕甘边区妇女主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习仲勋、刘志丹等曾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但无论是刘志丹还是张景文，他们都曾受到党内极“左”路线的迫害，张景文甚至被活埋。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于1934年在陕甘边区创立，如今的学校中有一座教学楼，系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齐心夫妇捐资兴建，以第一任教员张景文名字命名，习仲勋曾在病榻上亲笔题写“景文楼”。
陈忠实的小说没有正面涉及极“左”路线的破坏，但如何面对革命历史上的极“左”路线，“我一时无解”。小说里，白灵的爱情故事是先兆海后兆鹏，这三个年轻人都走出白鹿原来到西安，都接受革命新思想，投身革命，那时的背景是国共合作。
但电影里的“革命”叙事被弱化和简约化，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电影里是看不到的。
创作最后阶段：“做好当养鸡专业户的退路”
一直到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才开始写《白鹿原》的草稿。从因《蓝袍先生》诱发的长篇创作欲望，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和酝酿，终于动笔了。在动笔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估计小说大概要40万字。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元月完成草拟稿，写满16开笔记本一本半，40多万字。“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
1991年，评论家李星对陈忠实说：“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长篇，就从这楼上跳下去。”那一年路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1991年农历腊月，陈忠实的太太曾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这不是调侃，陈忠实往最坏处想，无非是不再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把写作的爱好重新摆在业余位置。”已经有了打算当养鸡专业户做退路，这个时候《白鹿原》还只剩下最后两章。
从构思到草拟再到正式稿的六年里，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鹿兆鹏、白灵们的生命历程，横在陈忠实心里六年，真正烂熟于心。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那时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的冬天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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