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古代文人相比,今天的知识分子是虚妄自大的。
王羲之也好,苏轼也好;他们对自身的修炼是各方面的——全面地进行对世界及自然的认知。并从中领悟生命的精神元素。
为中国文化人、文学人、以及文艺创作者寻找人文素养的根源;义不容辞地打开历史,从容地寻根访蒂。为中国文化给世界的一种认识,在未来的世界整合中,作出中国文明的贡献,有必要袒露中国文人的素质养育的根基。
中国文化精神两大支柱,即创造精神和批判精神(怀疑精神),是中国文人的无悔于人类进步的理念,由此形成的创见已在根基上找到了综合性的理由。
我们是反反复复走过几个历史坎坷阶段,我们不自信时代,使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出现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使儒家修身治国的积极思考变得十分急功近利,从而使好几代知识分子成为没有文化底蕴的文化人——包括没文化的诗人、作家及艺术家。
功能领先的教育方针,使儒道哲学变得那么趋势和趋同;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界还飘浮着一批“文盲”诗人、作家及文化学者。
因为他们只是为了“事业”——这个吓唬人的号称——单一地学到了一些“机械”技术动作和艺术作秀的包装。
稍有一些个人无性的才艺,这些东西就成了“买卖”的本钱,根本没闲暇去修身养性;只有如何在社会势利的争竞中学到了不择手段去获取“成功”的功名。
我曾在北京遇见一位腰缠万贯的歌手,他听我唱歌后,一下子有了发现;他说:你怎么不上台唱歌?这么好的音色,这么宽的音域,以及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演唱表述能力……我说我是有这个素质的,我们在人类进化史上为了人类对万物和人生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了许多素质,仅仅是素质。
诗、绘画或者音乐、舞蹈、体育等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生命(人生)的乐观理解;而当今社会已经拿这些素质去换钱(我不反对去为生活经营),但他们在敛财,在堆积个人财富的同时,以经济衡量社会身价。
而素质的人文去向,仅仅是完成人生而已。
素质的全面性,决定一个文化人的智商增值;文化心性的稳定而健全,确保一个文人艺术家的气定神闲,而唯此神气安然才有深邃的思考和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才真正懂得如何去体察世态。
素质培育了品格,素质也葆育了文人的思维安全系数,即使思维在跋涉最高峰的阶段,也不会半途疾患,半途罹难。
许多思想者在最后的冲刺中,横向移徊;最终功匮一亏。许多思考者都被最后看见了的、却没有触摸到的“思想发现”导致经神分裂,造成无法收拾的神经裂痕——神经质或者幻想狂,或者自恋而告终。
宇宙的原始创生力量,赋予人们以“三位一体”的大生命融合——物质生命、灵性生命、精神生命。
物质生命担负着“家园”般的载体天命,而灵性生命去感悟生命万物世界的虚实相映的万象,精神生命需要精气和神气淫浸,它是维系大生命融合的混凝剂,使人生不被世俗庸化,也不被幻觉迷惑……。
培养大生命体的元素,正是艺术地表达和科学的阐释人类前方的最后的终极。
人类的原欲基因中,有它们独立的与天地万物沟通的信息素,譬如天籁的永不止息的訇响和地籁生生不息的呼唤,全被感性的载体接纳。
沉思中,人籁诞生了。这正是“于无声中”谛听的生命活力。
于是,梦想被文化重注它的从心理到精神诠释,于是梦见的场景被搬上画面,在问世之时,为了校对是否有着人类集体共鸣?!
于是,艺术创作,诗的创作成为一种传递人之间文化与道德的理由。
没有理由的创造,注定是排泄物、是垃圾、是渣滓。
想像和虚构最终一定要有理由而存在!
其实,古今的文人在其一生饱读史书、饱经风霜的同时,也饱尝了世态炎凉。唯有智性高的人才能用个人的处世才艺来排泄精神内存的忧患,甚至是情不自禁的喜悦。
就我个人而言,我即使在最没条件欣赏音乐或演示音乐时,我也会对着野山放放歌喉;那是一种荡气的经验。我的游历和漂泊的生涯里,偏偏和中国许多画家朋友交往甚密。我经历过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圆明园艺术家村”的整个兴衰过程,目睹当代前卫艺术的艰辛事象。
直至今日,我还滞留在北京通州的“宋庄画家群落”中间,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应《报告文学》主编之约,同意真实地述写有代表意义的画家们;并同时应部分画家邀请,参与他们的艺术评论。
我的书法作品一直是朋友之间争相收藏的礼物,我从不自谕“书法家”,我的作品不卖钱;我也不滥玩;偶尔抒发一番,赠送朋友的生日。
是的,我诗写了大半辈子,还将继续写下去;我是不知宠辱的诗写者,在我看来,写诗、书法或唱歌以及其它于人生历程中,因向往自由、感恩大自然而引发的技艺,都是人与世界相处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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