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已经适应阳光的目光集中到黄布等人生存的这个小城市，这个小城的节奏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那么舒缓那么人性，阳光也发出钢琴叮叮咚咚的声音，整个小城的空气中弥漫着浴室的芬芳，整个小城像卧室那么舒适，对时政的针贬如同网络对话一样毫无禁忌，人们不乏一针见血的批评好像是说给电脑听的那样毫无反弹，黑夜中的行为和阳光中的行为一样自由随意，这一切让人感觉这是一个自由、人文、理想的存在环境。而实质上就像奈保尔所说，对于一个游客，你不会比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景区的人理解得更多，一人外国游客，不会比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更理解这个国家。一个景区或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人失去意义，在于这个景区过于粉饰的自由和过于强调的美丽失去了意义。其自由就像中国西部的辽阔对于旅行者，对于一个长期守候的人，因其辽阔的空洞与自由而让人绝望。黄布生活的城市，经常因迎接某种大型政府活动过度粉饰，表面的自由抹杀了这个环境的对于生存者的真实意义。
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在自由的环境中从阳光下带回黑夜的伤痕，让人想到生物性自由帮助不了缺少健康的人。这必然导致，“在自由的颠倒中，关于纯粹的生活秩序所具有的相对性的真正意识，关于自由在其超越者面前的虚无性的真正意识，都转变成对一切的否定”。⑥ 这不是自由赋予人的态度，而是社会通过非本质的自由赋予人一种意识，必将导致主观与客观经常失约。否定因此成为人的惯常态度，其行为本质上多多少少就带上了对生活秩序的破坏因素。无意识否定因素一旦像水墨一样浸洇开来，伦理观就像一幅作品中的线条日益模糊日趋陌生化，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包括政府需要的创新行为，都将是破坏行为，以价值考那就是虚无性行为。黄布在这个小城的某个行业缔造了一种秩序，他接下来被称为创新的行为，无不败露颠覆与破坏的意味，否定与颠倒绝不能说与虚无性无关，这样的人在当代社会大兴其势，有了这种类型的人以及他们的创新，整个社会就会日复一日的重复虚无。
虚无性还不能产生一种感官折磨，它使一种意识支配另类文化行为。这种现象在《大雨将至》中主要体现在黄布身上：所谓的有价值的创新，无不是在解构传统观念的情况下，其行为受外来文化支配的结果。外来文化的殖民意图被本民族的人转化为新的文化剌激，因其被视为是本民族精英人士的智慧表达，而让人毫无提防地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带来的精神折磨。这些思考在《大雨将至》中平淡而入平淡而出，不以不适性来剌激阅读者的感官，其自如程度到了像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讨论中国历史时疏漏了一次重要殖民一样自然。当人们讨论这个民族遭遇了几次外族殖民时，以统治者民族身份定的话，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元清两次，而实际上，当今本族人用绝然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外来文化和外来政治理念施政于这个民族，其实就是最骇人的第三次殖民。奈保尔看到殖民后的“印度的审美意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自己的东西”。⑦ 可是，中国用自己的材料也制造不出本质上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民族文化基因意识不能复苏，富含极大虚无性的自由对于一个生命及其创新毫无价值，《大雨将至》以另一类型的存在及其另一类人物的命运触及这一问题。
另一类型的存在以萧虹的伪国民存在为代表。典型的伪国民存在：惯于病己厌根，尊崇他族文化外在特征，不论其适应性好坏与否时时以之为标准，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中国已形成一个操控能力很强的阶层。萧虹怀揣他国国藉进入这个小城市，天马行空的气质压根儿不会被中国小城的法规和道德伦常所修饰，她甚至是一个连文学修饰都不带的自由者，她的行为有点像英国公民在中国举行同性婚礼而不遭到任何约束一样。而从与之相关的事件到秉性、从生存动机到伤痕，甚至她的歇斯底里，都以优雅文明的形式表现出现。在当代中国，这一类人几乎就是任何人都可能在大街、办公室或者厨房碰得到的熟人。萧虹的心灵虽然有很多羁绊，但是心灵与行为仍然拥有一致的自由性，使得她不需要为任何事负有责任。这种生物式自由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叉，来自不满意心理与意识，“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是一种隐藏着的毒素，它使生活成了单纯的否定性的诅咒，而不是积极的行动与工作。当染上这种毒素时，我们的全部愿望就在于躲避一切现实事物，以便不负起正视它们的责任。”⑧ 当一个人以为自己的行为不具有伤害性，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既是透明的，也是神秘的，这是迥异于生活、还没有染上疾病的文学视角中的幻象，而现实中，她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责任感而闹出许许多多文学艺术所需要的故事。但是，这个人物一旦需要触及命运等问题，行为之前的选择就存在非价值判断。无法透支结果的正确性，就没有任何理由作出选择。“当每种选择似乎都有明确而充分的理由说明是正确的时候，任意性就意味着在需要理由的地方理由不足。”⑨ 理由不充足其行为的价值当然不完整，这是颠倒的自由赋予伪国民存在者在当今社会的特权，但其行为的非价值结果却由他人负担。
即使如此，《大雨将至》中的各类人物的种种行为也不排除其实都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价值。但是，他们选择方式的大环境出了问题，他们所在的大环境（存在的外部世界）的价值导向总是让人的行为动机化，这样的大环境或许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外部世界如果只提供捷径、只提供最优惠的方式，人干吗要选优择可能要付出代价的方式呢？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文明的社会里，道德让一条路变得很长，让目标变得遥远，道德让一些事变得不可能，让某些行为变得不可以，而消解道德可以剔尽生活中的许多不可能性，牺牲道德可以节省许多距离。这促成卢梭式忧虑在中国出现：“如果发财致富可以不惜一切的话，道德将成什么样子？”⑩ 卢梭认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外部世界趋于恶劣可能逼迫人丢弃一切沉重却是好的东西，最后人总还会以道德与之相抗，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悠久的一个必然条件和必备的精神品质。但是，目前的中国打破了文化之所有能够悠久的定律，所有称得上优秀的东西几乎所剩无几，那么，人到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能选择饰物来掩饰自己的残缺，市政官选择用威权、女性们选择用秀色、就连小说的主人翁黄布，也只好选择用智慧来装饰、帮助自己。
《大雨将至》比这种分析直接，受所有叙述保护与同情的几乎是作者式的小说主人翁黄布，整部小说几乎没有给他分配更多一点的希望与可能性。黄布不会因为智慧他的欲望对于社会就是有价值的，他的优雅和文明有时也被他人视作缺陷，他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比他人多了些智慧的光彩而已，其效果在世俗标准下那是一份潇洒，可以获得更多的崇拜、粉脂与项目；在文明标准下，其行为并不亚于阳光的一个帮凶或者黑夜的一个同伙。在作者赋予阳光的所有象征意义上，他其实是以阴影衬托阳光下的悲剧，而任何悲剧都以道德为代价，他无法以牺牲保全悲剧的初衷。
卢梭说，在远古时代，自从艺术在古希腊兴盛，人们的风尚便败坏了。在中国，自从有了文化革命（中国历史上出行多次，最严重的一次是从五四运动开始），道德便败坏了，自从经济开始兴盛，礼义廉耻就灭绝了，社会也腐败了。“古代的政治家历来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要保持良好的风尚与道德的，而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却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和追逐金钱。一位政治家说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价值只相当于他在阿尔及尔卖身的价值；另一个政治家则按照这个说法一计算，发现有些国家一个人却一文不值，而且，在另外一些国家里，一个人的身价比一文不值还要贱。他们像对牲口估价那样估算人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对国家的价值，仅相当于他们自己的消费。”⑾ 对一个地方、对一个国家只有如此价值的人，他们实在担负不起有关道德的责任，因此，《大雨将至》在揭示这一点之余，没有过多地谴责人物的行为。
在一个比小说更加奇幻诡异的社会，任何平淡的叙述都掩盖不了险象，即使如此，令人震惊的真实仍然威胁不了作者一贯的冷静态度，因此，我们仍然不能滥用一些流行评语。《大雨将至》没有因为社会需要那么一点儿警钟一鸣的声音，而制造尖锐与跌宕的回响，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意识到，人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算后，人异化只是社会的具体表现。目前，异化已经不是端睨而是事实，异化已经完全常态化而被视作人类发展正常状态，因此，异化几乎被自觉接受而再也引不起震惊。社会正在承担异化的结果，动用异化这个词汇，对人已经没有半点审判意义。在黑格尔和我们中国最信服的马克思那里，“‘异化’有另一种意义：简单地说就是，人在活动时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异化：在完成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成为客体，也就是说，在客观世界和社会关系中异化，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异化：在制造实物和构建关系时不得不按照他必须去适应和遵守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去制造和构建。”⑿ 《大雨将至》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一个人必须适应而又必须遵守的关系，人按照这种关系赋予的各种守则去工作去生存，正确地去做事，通过自己的工作在大自然中存在，置身于他必须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世界中。但是，《大雨将至》中的人物正确地做事，并不一定能正确地存在，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正确”具有不确定性，这个社会不具备正确性。艾柯说，“越是感到自己被迫行动，越是作为最可能的方式接受他生活在其中的现状，这样的异化就越是强大”。⒀ 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文学艺术的担忧超越了艾柯理论的严重性：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在性方面和利益方面有时略感强迫、略感不自由外，其它方面几乎是完作自由的，即自然而然地置身于他遵守的某种关系的义务中，从而陷入无法确定“正确性”的危险地境。
展示人的如此境地，《大雨将至》触及到了人文主义的“人总像至少是一种可靠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经触及这个问题，疑问如云铺天而来，随之，价值之所是？正确之所是？可靠之所是？人之所是？种种疑问伴随着小说的叙述出现，进而让人看到，“这些问题开辟了通向‘一切是允许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无价值’之路”。⒁ 这一问题在《大雨将至》中打破了政治学的主体存在的人类或多或少期待的一致性，从而暴露政治带有明显的超验的假设，----在理论上一直是自信的，而在客观世界，这一假设早已投降并成为现实。不过，这一现象至今仍被隐匿、修饰，就像《大雨将至》中设置的阳光和大雨这两个非对称的象征体一样。大雨将至之际，不知道是大雨投降阳光呢，还是阳光投降大雨；不知是理想征服了现实呢，还是现实毁灭了理想。在社会变幻的阴晴关系中，人的疑问被全部消费，同时消费掉的还有人对社会的全部忠诚。
一个人的忠诚被消费，人的生活无异于在练习死亡；一个群体的信念被消费，一个民族的行为无疑在反复温习毁灭。古代西方人是一种“圣经式”存在，古代东方人是一个“佛经式”存在，人身处的外部世界都能珍视存在者的忠诚以及信念，同时也提供信仰、忠诚与信念；当代西方人是文化存在，东方人则是数化存在，后者因只剩下生物学意义，其区别十分明鲜，前者珍视人的价值，后者消费人的价值，使人越来越矮化、越来越轻、越来越够不着价值天平。数化式存在影响到生命意义，在一个阳光灿烂、自觉十分健康的环境中，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数字的命运，人的运命就是一个脏字的命运，人如同一个脏字或者某种疾病的名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忌讳、嫌恶、回避、提防与敌视。《大雨将至》中有关医院的那些场景，淋漓地展示了人之于人、社会之于人、政治之于生命的一种医学防疫态度。
当读完《大雨将至》最后一行，而恰巧读者所在的某个北方深夜或者某个东方深夜也是一幅大雨将至的样子，这仍然不是结局。人的目光已经既适合阳光，也适应雨夜，但是我们不会比小说看得更远，就像一个景区的旅游者，不会比守夜人体会得更真切，因为景区的美丽不是答案。“答案是没有的；如果诚实地体察生活，生活会没完没了地提出问题，问题一定还会留在耳边再三盘问，毫完解决的希望”⒂ 小说中唯一的死亡让希望从《大雨将至》的所有文字中退去，此时，我们深深的绝望将接受睡眠与美梦的修补。如果第二天还会醒来，所有的人都必须提起笔删去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的有价值的生活，往往始于他撒的第一个谎，某个南方小城一直赋予人价值，始于阳光一直的谎言。
注释
1、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道德和长篇小说》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239页。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15页。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15页。
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52页。
5、德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121-122页。
6、德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156页。
7、英 V·S·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海南出版公司2014年8月版第6页。
8、德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156页。
9、英 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39页。
10、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一版第28页。
11、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一版第28-29页。
12、意 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78页。
13、意 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79页。
14、法 让-弗朗索瓦《非人》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2页。
15、英 维吉尼严·伍尔芙《现代小说》载《二十世界文学批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65页。
2014年9月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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