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
主持人：傅小平
对话者：雷达 白烨 李建军 李云雷
背景
前阵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引发了文学界与公众对路遥同名小说的持续关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因其沿袭了在当时看来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子长期为文学界漠视，也正因为其路遥式的现实主义书写赢得了一代代大众读者的心。这一冷一热，看似悖谬的现象，都关乎一个词：现实主义。那么，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我们该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现实主义？就此问题，我们约请雷达、白烨、李建军、李云雷等嘉宾展开直接而尖锐的对话。
◇ 在当下的理论批评界，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常谈和再提现实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谈论这个概念，不仅先要进行自我论证，而且显得了无新意。
傅小平：应该说，现实主义于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现实主义在很多文学中人的眼里却成了守旧和缺乏创意的代名词。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以路遥小说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在漫长时间里迸发出来的持久的生命力，事实上已经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雷达：“现实主义过时了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当然，最简单的回答是“没有过时”，路遥热不就是一个好例吗。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当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发生评论界与读者看法的巨大反差，乃是因为，评论家总是习惯于从文学史，社会思潮，创作方法，文学的思想艺术背景，来考量和评价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专业眼光”。何况在当时那个观念革命，先锋突起，大力借鉴和实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潮中，记得黄子平当时开玩笑地说，新方法像条狗，撵得人连撒尿空儿都没有，如此氛围，突然遇上这么一部面貌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评价怎么会高呢。路遥说，我是用中国的筷子吃饭，你们是用西方的刀叉用餐，事情好像也不完全如此。对读者，特别是普通社会读者而言，他们很少从文学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审视作品，以定高下，他们更看重作品与他们的生活，命运，心灵体验有多少沟通和感应，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和震憾。这大约就是出现反差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却不能从《平凡的世界》得出，要独尊现实义的结论。
现实主义不是以邻为壑的唯我独尊主义，也不是万物皆备的“好作品主义”。就二十世纪文学而言，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小说家们已不限于展现周围的客观世界和传统的主观世界，而是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领域，在意识流，象征，荒诞，反讽，魔幻，神话原型等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开拓。正如卡彭铁尔所说，当小说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那样，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从读者惊讶“这不是小说”开始的。我们在肯定《平凡的世界》的同时，要看到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并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用魔幻的，狂野的，心理的，变形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融合而成的好作品。
白烨：我认为，从我们的作家的旨趣和他们的作品的意趣来看，自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与当代文学，其创作的主潮，就是现实主义。在当下的理论批评界，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常谈和再提现实主义，是因为谈论这个概念，不仅先要进行自我论证，而且显得了无新意。
如果我们就依据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真实地反映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和性格塑造的本义，来打量我们的文学创作，看取我们的作家风格，就会看到，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大概是大多数作家作品的基本写法，主要路数。这不仅为作家们所擅长，也为读者所喜欢。因此，现实主义一直都在生存者，发展着，演进着，不必刻意再去重提。
李建军：中国近现代到当代的文学发展，最开始接受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到五四时代建立启蒙和批判的传统，到后来这些传统都被抛弃，开始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一种简单化的狭隘的叙事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被抛弃，更多人因为学习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技巧，开始使用一些很极端的技巧和方式，放弃对人的个性、内心活动的描述，追求冷冰冰的“零度写作”效果，排斥作者个人情感和思想的介入。我们以“现代主义文学”的理念和趣味来作为评价的尺度和坐标，而过度地强调了怪诞、奇异、陌生、晦涩等美学效果，过度地强调了对暴力、力比多等非理性内容的意义。我们蔑视常识，蔑视大众，蔑视那些固有的文学经验。极端自我和极端封闭的叙事内容，极端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与含混不清的“叙事圈套”，都受到了不少学者和批评家无原则的赞赏和不合理的“过度诠释”。事实上，这样的经验，只是西方现代主义变形过程中不成熟的经验。
◇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还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常在常新的创作精神。
傅小平：在当下中国语境里重新认识现实主义，有必要对被加上各式前缀的现实主义做一辨析，也有必要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做一梳理。大体来看，只要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什么主义的创作，都没有脱离开对为现实主义创作极为关注的社会现实的观照与书写。
白 烨：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就曾开展过为期数年的热烈争论与讨论，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说法。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联系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对应着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创作，跟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俄苏的批判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剥离开来的，是内涵与外延都并不类同的两个概念。简要地说，关于现实主义，有偏严与偏宽的两种思路的理解。偏严的，在内涵与方法上都持守现实主义的原本要旨，即“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主要强调富含人文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精神。
李建军：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而且还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就前者讲，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是可以被不断吸纳、丰富和完善的，就后者讲，现实主义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文学，只要你想成为伟大的文学，你就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你就必须有伟大的伦理精神——有仁慈的情怀，有真诚的态度，有求真的热情，有批判的勇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在当下，重提“现实主义”，已经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
雷达：在近当代的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的衍变名目是十分繁多的，“无边现实主义”“开放现实主义”“功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等等，各有各的含义。在我国，近年来的情形又何尝不如此?姑且不论作家们自立的各种名目，仅就评论界来看各人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也是大相径庭。把本应属于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股脑儿装进“现实主义”大口袋的现象，或者把仍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硬拉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派”的现象，并不少见。
事实上，现实主义并非是“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的”，那是指的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其实，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常在常新的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根子就很深。现实主义是有其质的规定性的。就现实主义来说，无论远近，我想它总是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它总是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或表现）世界的，它也总是强调人类理性的力量、实证的力量和判断的力量；由于它对人和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肯定，它也许更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即存在）的作用，并重视社会性，把人看做“社会动物”。当然，方法虽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认，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多种创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涵盖广度，人性揭示的深度，艺术上的创新尺度。
李云雷：确实如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于它与时代、生活的密切联系，而生活之树长青，现实主义也必然会胜过更多观念性的写作。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重申“清醒的现实主义”》也谈到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影响深远，也发展出不少艺术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当下，也有作家提出了对现实要“正面强攻”等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在这些基础上，我依然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界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先在的“批判”或直接将其视作“荒诞”，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种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做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面对复杂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切表明态度，而是以清醒的态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想象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以新的方式为之赋形。
◇ 我们的文学缺乏“批判”精神，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组织方式和文学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如何重建稳定的价值体系，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傅小平：综观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最能体现创作实绩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各种矛盾聚集的当下中国，可以说为这一创作准备了丰厚的土壤。那为何当下中国特别缺少批判现实主义一脉的创作？
李建军：“批判”是文学的灵魂，是文学面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批判”也是文学的力量之源，是文学是否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大多是虚假的、软弱无力的文学，是缺乏力量感和生命力的文学。就文学的叙事资源和表现内容来看，我们的文学确实拥有“丰厚的土壤”。但是，倘若没有“精神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壤也不可能开出灿烂的文学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学果实。我们的文学之所以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组织方式和文学价值观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极其僵硬的方式，将文学纳入了一种“建制化的结构”，给它设置了太多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同时，又用一种过于实用主义的观念来理解和评价文学。长此以往，文学便失掉了个性、活力和锋芒，循规蹈矩，瞻前顾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越雷池半步。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路径，就是重建良性的写作环境，给作家更大的写作空间，鼓励他们直面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残缺和问题，严肃而尖锐地叙写那些迫切而沉重的题材。
李云雷：从理论上来说，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试图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做出超越，现代主义将探索的范围从世界转向内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批判”转向“建构”，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探索都有得有失。在我看来，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一是要对当下中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二是要有一种稳定的价值观。
当下中国确实各种矛盾聚集，我们生活在其中，但要想对之有一个整体的理解确实很难。从宏观上，可以说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或者说处于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经验不同于欧洲、美国、日本的经验，现在我们在知识上尚不能充分解释与说明，对于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经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与清醒地加以认识。
从价值角度来说，批判现实主义背后是一整套19世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后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体系中，才有可能对现实进行批判，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重建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白 烨：我以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学流派，已是一种历史形态，是欧美和俄苏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一种概括，它确实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高峰的标示，但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运用于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我们的文学创作，并不缺乏现实主义，只是有“高原”，无“高峰”，缺少拔尖的文学大师，缺乏应有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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