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可以说，更善于把故事推向存在。
傅小平：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创作手法过时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却并不过时，或者说只要文学存在，这种精神就不会过时。那么在新时代条件下，该如何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
雷达：现在确实有必要强调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可以说，善于把故事推向存在。我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作品才有现实主义精神，卡夫卡是现代主义鼻祖，但他的作品却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现实主义精神不能只看有多么大胆，多么尖锐，展览了多少问题，那样的话，文学与一般的社会调查何异。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艺术鹄的只能指向人，为了人，且以人物刻画的深度和绕系在人身上的矛盾的深度来衡量其艺术质量。
白 烨：我赞同要持守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这一说法要比仅仅在手法上去理解现实主义，要显得更有弹性一些。现实主义精神，我理解就是人文性与人民性的合而为一，秉持文人的操守与良知，坚持为生民鼓呼与代言，有这样的胸怀与职守，是至为重要的。
创作贵在创意，创作需要创新，但在具体文学实践中，人们常常把创意与创新主要理解为手段上的，形式上的，而忽略了与相应的观念和意境的内在对接。我觉得，在艺术的创作与创新中，一定不少忘记带上精神，这是最为重要的。
李云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现实主义首先应该汲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探索的一些成果，比如在经历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我们不会再简单地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对于何谓真实、如何抵达真实等问题，现实主义可以在汲取新的探索之后，做出更深刻的表达。其次，现实主义要对时代的“新颖性”有充分的敏感，现实主义要有“发现”，要有独特的视野、眼光和艺术敏感点，而不是一谈现实主义，就陷入了千篇一律的故事及其讲法，这是最没有创造力的。
李建军：我们的文学必须克服外部的诱惑，改变急功近利的写作态度，要有伟大作家的责任意识和高尚追求。具体说，就是要写有疼痛感和诗性意味的作品，要摆脱“贪多求快”的写作方式，将目光放得更远，像柳青那样，“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不要心心念念想着“获奖”，总想着获得平庸的批评家的廉价的赞赏和吹捧。我们民族的文学有着伟大的传统，有着俊伟而刚健的“中国格调”，从司马迁到杜甫，从曹雪芹到鲁迅，从巴金到路遥，这些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方向和丰富的资源。有了这方向和资源，我们的文学就有了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 新写实小说之后，我们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当下性的联系。
傅小平：当我们提出“路遥式的现实主义”这一特定的指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创作所包含的当下性与人民性的意涵。这可以说是呼应了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也是对现实主义的丰富与发展。由路遥的创作引申开去，可否对现实主义与当下性、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做一探讨。
李云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有方向、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又跟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样，它所有的不是一种比较明确或者坚固的理想，或者特别急迫的理想，而是在悬置了理想或将理想抽象化之后，仍朝那个方向努力。所以我觉得《平凡的世界》里面的这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正是其的乐观的基调、理想的基调存在的根本，也是他获得老一代评论家认可，包括能获得茅盾文学奖重要的因素。以后能不能再产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再有一种有理想的、有方向的现实主义？这很难，取决于现实及对现实的理解与总体感受。虽然路遥的小说也有悲剧感，但整体上是向前的，底色是温暖的，是看得见希望的，习近平文艺讲话里面说到，文艺要让人“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一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平凡的世界》可以给人以启发。
路遥小说中的人民性和其现实主义一样，也处于一种历史中的过渡状态，他小说中的“人民性”与柳青小说中不同，柳青小说中的人民性是扎根于乡土的，而路遥则要从乡土中走出，但他的小说是有人民性的，而到1990年代新写实小说之后，我们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联系。当下性也是如此，但我们对“当下性”要有一种历史的理解，要从历史的视野对“当下”有深刻的认识，路遥也正是因此，才选择了1975—85年的中国农村作为《平凡的世界》的表现对象。
李建军：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能真正抛弃现实，更不能抛弃对人本身的关注。现实主义是直面现实和历史的文学，越是史诗性的作品，就越和大事件有关。路遥所写的，都是影响人们命运的大事件，《惊心动魄的一幕》写的是“文革”乱象，《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是“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饿，《人生》写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农村青年人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屈辱、歧视。《平凡的世界》关注的，则是“文革”之后、改革之初农民的困境和挣扎，是他们在苦难境遇中为了尊严而付出的努力。
关注现实和人在现实中的境遇，是现实主义所擅长的，也是路遥和他的作品，在数十年后还能够引发全民风潮的原因所在。路遥为什么至今还被人推崇，《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在今天还能这么热？原因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是社会性的内容，不论是在30年前，还是30年后，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都在体验着和孙少安、孙少平这对兄弟一样的困境，即社会环境对人的生活、情感、思想、价值乃至命运的束缚，以及人们在这种束缚下，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望，这是它感染人的原因所在。或许有人会把《平凡的世界》当做一部励志的作品，但事实上，它绝非是简单的励志，它是从人格、情感、价值观、生活态度上去感染人，影响人，而不是告诉人们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理想化的道理。正是这样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使他无愧于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的称号。
白 烨：路遥的小说，大都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因而不仅带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还带有一定的自叙传性质。无论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都带有他自己的某些影子。路遥不是一般地描写人物，而是旨在揭示生活的艰难，命运的磨难。我觉得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品里常常出现的“我们”的用语。他写景时有“我们”：“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在默默地开放在山野地里”；叙事时有“我们”：“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像换了另外一个人”；议论时也有“我们”：“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也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在这里，“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你清楚地意识到：“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是一个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一般说来，创作者是生活的观察者，也即旁观者。但路遥与此明显不同，他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而且是生活的体验者。写别人与写自己，在他而言是难以分割，浑然一体的。因此，他从写作姿态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乃至鲜明的半自传性。在“我们”的特有用语里，既把路遥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显露得彰明昭著，也把路遥用大众的眼光看取生活，以大众的情趣的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
◇ 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作家表现真善美的意识，伦理性和诗意性的追求，等等，才是更具有稳定而普遍性的评价尺度。
傅小平：路遥现象为当下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反思的契机。是否文学批评漠视现实主义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潮流，因其先锋性、创新性，及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更能吸引评论的关注，也更为便于理论的操练？是否文学史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书写文学思潮的流变，进而造成了对不依附、不趋时的文学创作的漠视与遮蔽？
李建军：路遥在那个年代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主义”的问题和局限，也认识到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论是《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抑或是十七年文学时代像《创业史》这样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宝贵的东西。比如《创业史》，在细节描写、景物描写等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小说。当然，它也有它本身的问题，比如人物的脸谱化、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等等。事实上，路遥正是突破、克服了人物脸谱化等许多之前的问题，同时又继承了传统时代文学的财富。路遥不像先锋文学那样，幼稚而又固执地拒绝和反对一切传统，而是很自觉地维持了过去伟大经典的叙事关系，表现出真实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中充满现实感、历史感，以及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把握。他从不玩弄技巧，他的文字非常朴素，只要认字的都可以读进去，只要进入，就一定会对那些人物留下深刻印象。
《平凡的世界》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文学正在摆脱过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僵硬模式，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当时流行的是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等，新奇的文学技巧受到过度推崇，相反，任何对过去文学形式的一点点继承，都可能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加以批评。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路遥清醒而独立地坚守着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用老老实实的写实方法，表现切切实实的生活事象，不仅在观察生活和把握生活上，显示出一种热情而理性的成熟态度，而且在细节描写、人物塑造和开掘主题方面，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师风范。尤其是在伦理精神和道德诗意方面，他的作品更是包含着值得珍惜的宝贵资源。他的写作很好地维持了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健全的写作。成熟的现实主义写作经验，这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提供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文学经验。这种精神和这些经验，至今仍然值得认真地体会和吸纳。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并不认为路遥的作品有多高的“文学价值”，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这是幼稚的“文学进化论”观念的表现，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幼稚病”在文学认同和文学评价上的反映。事实上，文学有变化和丰富，但无所谓“进化”和“进步”。谁敢说自己写作比司马迁、杜甫和曹雪芹的写作更文明、更进步？文学的评价尺度，是看作家表现“真善美”的意识是否自觉、效果是否理想，是看他在伦理性和诗意性的追求上，是否达到了高尚和完美的境界。这样的尺度具有稳定而普遍的性质，绝不会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失效。
雷 达：我一直强调，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不能认为我们在技术上、手法上大大先进于古人，我们的作品就比他们更有感染力，更有价值，更永恒。要知道，文学的历史不是按思潮的先后，或像一节节车厢式地的一个线性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具体手法落后了，但我们却不能得出“现实主义过时了”的结论。然而，文学的历史既不是进化史，但同时也是进化史。既是变化史，同时也不仅是变化史。这话怎讲，这就是说，它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从大趋势看，它当然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就每一品类的艺术而言，就不朽的经典而言，它又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几乎无法纵向比较。
白 烨：你说的文学史研究与理论批评操练更看好创作中突破与超越，因而不大喜欢过于传统的作品，确实也是一个事实。我觉得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是理论批评本身已走出简单诠释作品的时期，理论批评也在面对生活和艺术，进行自己的发现与阐释。从求新求变的角度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和超越的作品，更有理论阐释的空间，更能显出研究者自身求变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理论批评与大众阅读是两回事，从八十年代以来，两者就在不断分离，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只是《平凡的世界》，还有汪国真的诗歌，也面临同样的遭遇。有时候，大众越是喜欢的，专家越来不待见。这不能说谁就有问题，只是尺度不同，看法各异而已。
因此，学界审美与大众审美之间的分离，是一个事实，也有其内在缘由。只能是尽量靠近，很难完全弥合。学界的审美标准，带有趋雅的稳定性，大众的审美带有趋俗的流行性。这种张力的存在，也是相互取长补短的参照，或借以反思的根据。
在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说道：“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这段话也向人们表明，读者看重的往往是前者，而专家看重的常常是后者。放开视野来看，评论家也是读者，是小圈子里的读者，而普通读者是大圈子里的读者。这些不同层次的读者总和起来，才是文学阅读的一个真实呈现。
李云雷：确实如此，但似乎也不应该求全责备，文学史总是不断重写的，陶渊明、杜甫、莎士比亚在同时代的人评价中都并不高，只是在后世才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具体到路遥现象，确实存在你所说的这些现象，这也提醒我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持一种开放性的反思态度，另一方面，对于1980年代文学及其文学评价体系，我们也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