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传承与创新
那么“传承”是什么？传承就是对“父”的承继。你可以说“人父”，也可以说“天父”。传承是传承“父亲们”的文学、文化中的那些依旧“活”的、具有先锋意义的精神，而不全部，不是那些陈腐的、糟粕的东西。凡是对人的最根本存在和精神有束缚的，凡凌驾于人之上的和扭曲人、异化人的非人本的东西，都不能传承，都要扬弃并予以批判。
所以传承是必须的。文学与文化都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学以及所有的文化从来都是从过去从历史中从“父”（或母系）中流过来的，都是有源头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例外的。
“传承” 按哈罗德·布鲁姆的最著名的“焦虑”说就是“影响”。父亲们或强者诗人、作家的影响。他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影响”。布鲁姆把“影响”说得很吓人，他说“从启蒙主义至今一直是一种灾难，而不是福音”。 强者诗人、作家“是他们（步其后尘者）的‘灾星’，而不是‘恩人’”。——口吻很极端很武断很决绝。所以我欣赏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说，但不欣赏他的“影响”说。因为“我是不怕‘影响’的。我坚信大地并未完全被“强者”收割干净，大地并不是一个空秋的大地，新的‘地粮’正在等待着我和我们……它们聚集，在那里闪亮并召唤。”（见拙作《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
这里我想说一下“创新”。“创新与传承”又是相互依赖的。“创新”实际就是反“父”性。如果只有传承、只有影响，就谈不上创新。没有创新，文学和文化就真的会死去。所以“一种最内在的写作始终是面向死者的、朝后的，一直向后，是反父性的；它自始自终是一场搏斗——既与他者，又与‘孤家’。这个他者，可以是历史幽暗渊薮中的所有‘他们’（父亲们）。在此，我们必须用力、用烈火，打倒并销毁‘父辈’的永生的金像，只有在销熔的金像中，我们方得以再生（或重生）。”创新不仅是一场搏斗，同时，它“又是一种召唤（直指可能之物和未知事物）——对神意、对那些游荡的、无家可归的虚位‘在者’，使那些曾经‘在’的‘在者’重新临在、复位和安居。”（引用部分见拙作《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
5、困境与突围
当下写作的困境，实际上也是人的困境。人的困境导致“写作的困境”，明白了人的困境，也就明白了“写作的困境”。但明白了人的困境并不等于解决了“写作的困境”；解决了人的困境不等于解决了“写作的困境”；解决了“写作的困境”不等于解决了“人的困境”。那个“魔鬼”依旧存在。
一个人经历了漫长的黑夜，一下子将你放逐到光明地带，你会不适应，也许会失明；经过“黑夜写作”的人们，也许不适应或不能立马适应“阳光写作”。
为什么？
因为人的“魔鬼”在人的内心里。所以人的真正的困境不在“外”，而在“内”。想想苏联瓦解和东欧崩溃后，产生了多少优秀作家，产生了多少有份量的作品？依旧是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伊凡·克里玛、赫尔塔·米勒、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等，依旧是那些在黑暗地带挣扎和写作的人们。
“阳光写作”也许是一种最正当的写作，但不一定是经世之作和不朽之作的写作。“阳光写作”也许会将一种真正的、有效的写作蒸发。“阳光”也许不会解决“人的困境”，“困境”依旧存在。这确实有点悖论。但明白和意识到“人的困境”是解决写作困境的前提，也是突围的前提。
但“突围”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的突围，只能是阶段性的。“突围”是境的提升、质的飞跃，是从一个更高的境界看“困境”。但“突围”之后，仍然是“突围”；“困境”之后，仍旧是“困境”。只要人的追求是无限的，人的“困境与突围”就无限；只要是人，就有自身的“困境”，没有无困境的人，也没有无困境的境。并且“人的困境”人自身无法彻底解决。人只有永远的突围、永无止境。
6、小说会死吗
很简单，只要人在，小说就无死；只要人在，文学就不灭。
因为人需要虚构，需要梦想；没有虚构、没有虚拟性的空间，人就无法活。现实太无奈。人甚至更愿意沉沦在虚拟之中，沉沦在一个梦想的世界。
那么，文学是什么？
文学即人的白日梦，文学即自由；文学是解放人的、肯定人的个性的，而不是禁锢人的。文学的世界是一个甚至比现实更真实、更元始、更奇特的的世界。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指涉并替代了人的这一世界。“每一作品都虚拟地实现了‘真实世界’中未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对真实世界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无法取代的、有益的补充。”（希利斯·米勒）也许只有在这一世界人的真正的存在才开始。
2015.8.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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