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实波德莱尔做得更多。我认为是他自己选择了死亡——他在躯体里呼唤死亡，在死亡的威胁下生存——以便在自己的诗中更好地斟酌在话语极限处瞥见的虚幻事物。作为死去、已死、已死于某个此地和某个此时的那个人，波德莱尔已无须再去描写某地和某时。他已与它们融为一体，而他的话语中从来都有其存在。
而我，我是相信这个在语言中达到了到场程度的渴望的，这渴望近乎得到了满足，它意味着理解力应当在爱中消失，因为爱远比理解力伟大，即便这渴望是“苦涩的知识”，是致命和失望的认识，只能以怜悯或遗憾为家。
但若要诗成为这类斯多噶主义的东西，那么在波德莱尔作品中经常觉醒的、最接近死亡客体的怪异欢乐，其意义又何在呢？在《西特岛之旅》中，在《腐尸》或《殉情女》中，他谈论的无疑都是最恐怖的事情，都是生命的存在中最残酷的罪戾，而诗人却以一种并不残忍的炽烈喜悦来表现它们，且绝对不排斥最严肃的怜悯——那正是一种有活力的开端。在这突如其来的狂热中，实际上没人能够记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舍斯托夫面对过于沉重的现实发出的哀号。波德莱尔创作过《无法救治》与《无可救药》等诸多诗篇，他在诗里承认失败，他动员起全部力量思索着并始终在终极疲惫中行动，他在痛苦中似乎瞥见了一缕微光，尽管这一死亡客体仍具有深刻的不稳定性，但仍被他视为一种善。正如他以令人赞叹的精准所述说的，这就是那轮新的太阳；人们可以在他作品的晨曦中追寻光芒——不过更应该注意到，他既不愿或不敢更完美地认知它，也不提出任何问题，反而像谜一样去容忍它，真是一个永无结论的秘密和悔恨。我不怀疑——我也愿意在我研究的中心说出如下的词语——波德莱尔在内心中甚至在死亡中（因为他已经死了），早已预知他将拯救我们。从诗的必然性出发，我们迟早会重提这个问题，并尝试着建立起激情的玄秘，创造出一种认知。是他，波德莱尔，早已给一位虚构的过路人或童年的天堂留下了神秘行动的特权。
《“我从未忘怀，在离城不远……”》这首波德莱尔最美诗篇之一中的那所小房子，难道不正是某种现实版的风水宝地吗？那种晶莹纯洁、动人心魄，那种“黄昏中一缕斜晖华美绚烂”，它熟知逝去的每一天，如今又洒在“粗糙”的台布上，那不正是我们最纯情和最实在的待客场所吗？此地，或此时，还有最殷勤的女佣，那是《恶之花》中的另一首诗，就是被我称为姊妹篇的《那善良的女佣……》，诗中可见旧式祭仪中的女祭司痛斥对她的遗忘。
意识的黎明中存在着善，随后却被理性所葬送，这是一种昏睡的状态。
波德莱尔作品中压抑的表白一经发声，便再也没有停止流传。我们毫不怀疑，正是经由波德莱尔，兰波——要么就是出于他自己执著的追求——才起码掌握住了这一观念，即诗有能力令他自己满意。他再不愿怀疑诗能够化作实际的行动，他一点也不认可那种以幻觉自娱、满足于吟咏一己之苦的传统诗歌，如他所说，那是一种“主观的”诗，他相信诗除了场所和形式之外，需要时还应当完成由贫乏向善意的转变。兰波不如波德莱尔渊博，也不具备他那种炼金术，依我所见，是他没有更接近真实，不知道要在通透的深邃中去评定善，因为那是被剥夺了爱的童心中注定存在着的。但正确地说他的要求更高。多亏有了他，我们知道了并真正懂得了诗应当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终结，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满足诗的需求，况且这一需求和渴望又是那么惊世骇俗。
六
若以为继兰波和波德莱尔之后的诗理解了他们的苦衷或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那是不真实的。情形恰好相反，诗似乎胆怯了；它宁肯听一句悲观主义的话语，兴许在马拉美的作品中是有的，但无论如何，那是在现代的巨大空间里，在“死亡”的天穹下的话语。这是一种双重的危机——或可称为唯一的危机——它在推销一个空虚世界的遗产。假如任何神明都真的不再神化这一创造物，尽管它纯属物质，纯属偶然，为何不本能地趋避它呢？既然某种基督教在神圣观念的末日早已着手并完成了自然与存在的分离，那么对存在怀有戒惧之情的清教主义是有可能复辟的。在当代最伟大诗人的作品中，悲观论与怀疑论将共存，同时还渴望制订规则，以便收回既存之物。早为波德莱尔抛弃的那个虚幻住所，如今又人满为患。但这次却不再为了拯救存在，而是为了在某个神秘、僵化、纯形式的行动中拯救它自己，我将其称为暴亡。
坦诚地讲，我现在得承认，我对马拉美的这些规则心存疑虑，因为这些规则范畴不同，想法各异，大师的结论早已被偷梁换柱。如瓦雷里，他为了心境的平和，为了忘却希腊悲剧的理性，曾费尽心力去发掘诗歌创作的法则。如克洛岱尔，则被一系列事物的正统观念所束缚。的确，那些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的人，他们伟大的精神——准确地说是他们的个性——伴着他们被非难的行为和他们的威望及潜在的做作，构成了消极唯心主义的深厚源泉。缺席便在此地创造性地凸显了。一时间它充满诱惑，逃避了真正的激情和真实的感受。与之相反的是，在当今这个对赋予个人表达方式的智力权利或特权缺乏鉴赏力的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常自我定义。集体创意的超现实主义怪诞渴望曾经出现过。本世纪最好的诗曾经出现过，在诗里——我想起冰川、荒漠和失传的手艺，还有几个瞬间我想起枯石或雾霭——被描绘的对象像海浪一样凹陷下去，如光芒中的一道火焰与自身分离，以申明在它与我们汇聚的瞬间，我们在本质上是如何变幻无常。再有，它对最幽黯地层的用语也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后，或许对最年轻诗人们的作品特别是对其中本我意图的准伦理结尾要进行一丝不苟的审查，这个本我屡屡无据断言，无信仰写作，这是搞错了。对这些作品只有以谨严和审慎至极的态度，对其心灵和呼声进行查验后才能接受。他们制造出一个光秃秃的平台，一个自信妄为的平台。继而重新虚构出某些基本动作，在绝对惶惶不安的生活中，在连绵不绝的冰冷黎明里，连接起我们和那些事物。于是在今天，诗又重返某种深刻的现实主义中。这种现实主义并非——还有必要说吗？——那些新小说的详尽脚本，有人告诉我们那叫“客观”，但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当再无渴望、习惯或激情时，甚至连风和火都不再真实时，缺席的住所相较于这个世界就变大了。假如只为在事件或事物中去搅打主观的鲜血而真的去摧毁神的运转，这便是摧毁上帝的最终后果，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危险的辩驳。
《奥特兰托城堡》中，宫廷里那顶古怪的宽大头盔、客厅里那只巨型铁臂，早已意味着人们面对被自己遗弃的世界、面对缄默存在的真实客体的神秘出现所表现出的惊诧。而那种从宗教角度被剥夺的可能性——那是我们的善良中最可宝贵的东西——突然转变为纯粹的高潮……现代诗的困难，就在于它应在同一瞬间用基督教并以自身为代价定义自己。因为波德莱尔式的创造——为了重返决定性的真实瞬间——波德莱尔创造出的这个人或那个物完全是基督教式的，就如同在本丢·彼拉多囚禁下受难的耶稣一样，他将尊严赋予了某一场所或某一时刻，那便是每一个真实的存在。然而基督教对特殊的存在仅能肯定片刻。基督教引领着造物沿上天之路走向上帝，这就是从绝对价值中被再次剥夺的既存之物。
基于此，为完成波德莱尔式的革命，为稳固游移不定的现实主义，就应当同时完成对宗教思想的批判，因为我们都是其继承者。为既存之物指明方向的责任——那是每一部作品被剥夺的命运——这个任务如今已成为双重的责任，如果可能，就应当完全而尽早地重新思考人与这些“无活力的”物或“遥远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神降的灾难今后有可能使我们遭受除物质而外一无所有的困境。
换言之，应当重新创造一种希望。在我们靠近存在的那个秘密空间里，我不相信只有真实的诗才是我们今天所要寻找的，我也不期望求索到最后一息才能建立起新的希望。
七
T.S.艾略特的《荒原》创立了现代文学真正的神话。但艾略特本人却昧于承认或不愿承认，真有些自相矛盾。
我们如今已知道这片荒原意味着什么，魔法使泉水枯竭，使田野颗粒无收：我可以说，这便是已实现或已抵达的真实，是心灵未问究竟便已接受的那个东西。那是本质的场所和认知本质的场所。人将沉沦于悲惨的未来。高尚的生活是否会因失望而丧失呢？如果相反的反而是真实的，如果这种形而上的贫乏只是某种“百无聊赖的淡漠”的后果呢？难道说，在渔王的城堡里，一次拷问就足以破解魔咒吗？
这毋宁是回答的提问已是概念思维的光荣。这是一切思想的光荣。俄狄浦斯对西方而言是个不详的开端。
而我脑海中还有另一个问题。那是个最基本的问题，针对的是到场而不再是万物的性质。我们心中那个理性的帕西瓦尔是不会自问这些物或人是做什么的，也不会质疑它们为何会存在于被我们视为私宅的场所里或针对我们的感知会给予何种晦涩的答复。他会惊异于容忍它们的偶然，他会遽然看见它们。当然，这一死亡、这一未名之物、这一容留和摧毁它们的有限，可能是在不甚清晰的认知首次萌动之际所认识到的……今天我提议，让我们对波德莱尔所热爱的尘世万物再跨出新的一步吧。让我们在他认为已关闭的门槛前，面对他痛心疾首的黑夜去重寻出路吧。这里，一切前瞻和规划不复存在。虚无使客体衰竭，我们被卷入无影的火焰之风中。我们再无信仰可以支撑，没有形式，没有神话，渴望的目光已无望地阖上。但让我们在无形无我的天际伫步吧。我要说，让我们保持胜利的步伐吧。因为变化确已出现。原本愁惨的星空上，那最本原的雅努斯正缓缓地转过头来——那只是刹那间——让我们发现了他的另一副面孔。在被毁灭的一切可能之上，一种可能正在出现。《殉情女》失神的鲜血，或“美好季节中潮湿之夜的淡绿”，或其他所有真实的东西，或悲惨，或平静，在神圣心灵的瞬间，为了到场的永恒而飞升至此。我后悔当真正该说话的时候，我竟使用了这种不精确的语言。可今后什么词语能够不背叛我们呢？此地——始终是同一个此地——和此时，始终是同一个此时，我们离开了整个空间，滑向了时间之外。“往昔”我们曾失落的一切，在光明之门静止和微笑着重回我们面前。已流逝的和正在流逝的一切止住了脚步，那脚步便是黑夜。就好像视觉化作了实体。而认知变作了拥有——而实际上我们拥有什么呢？某个最深刻、最严肃的事发生了，一只鸟儿在存在的沟壑中歌唱，我们触碰到了能止渴的水，但时光之帷已将我们缠绕进皱褶，瞬间的抵近重又变为放逐。我们确知波德莱尔给我们留有遗赠却失之交臂。我们当时就那么准备不足吗？我们无疑就是那个寻找圣杯的兰斯洛，他来到一座小教堂，竟坐在门槛上睡着了，突然间他看到夜色中的教堂在大火中被照亮了，看到圣杯在火光中穿过栅栏，听到阴影中跃出的一位骑士高呼着“啊，我得救了！”，而他，却依旧在远离上帝的糟糕瞌睡中怔忡。
不过，失掉了这次机会后，我们再不会如此麻木，再不会自怨自艾，我们还有希望。若拯救为何物真的是一个有待知晓的问题，如果在同样的程度和近乎同样的时刻，在需要我们相信时怀疑在先，我们便总算收获了某种确信的惠赐，我们会知道除了对人类末日的思考之外，什么将成为我们据以建设的开端。从此以后，我们有了存在的理由，那便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至少应当预先重新找到一种责任和一种精神。我们所有自身的行动，那些迷失，那些衰弱，都应当变为呼唤。或者，不如将其重新认知为永恒而深刻的呼唤，不然我们为何会喜欢灯火通明的空旷大厅，喜欢被风沙剥蚀的斑驳雕像和死气沉沉的回廊呢？这不就是人们常说而我们也在河畔苦苦寻觅的某种美吗？不是的，那是我们与之共享的永恒。
话语亦如此。未知的话语同样在寻找之列。难道话语没有在古老战争中化为乌有吗？很可能这一到场的行动——那可是波德莱尔式的诗歌消陨的光芒——同样是它的起源。至于我，我早已整装待发，在诗的未来，在创造的或回返的话语中，为走上那条独辟的蹊径，去狂热地肯定这个此地和这个此时，其实它们早已化为某个那里和某个那时，它们再也不会从我们身上被偷走，他们将在有限的时间中永恒，在残缺的空间里普适，他们是可想象的唯一的善，是无愧于场所之名的唯一的场所。现代法兰西诗歌中也有圣杯的行列经过，这片土地上最生动的客体——树木，面孔，石头——都应当被命名。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
但我绝对忘不了语言在表述现时方面的无能，这个困难尚未解决。它充其量还只是清楚的或鲜明的，因为我只是想在一些无言的词语中置入真诚。但愿到场在宇宙现身的瞬间，这些词语能捕捉到它并表述出来。正如我现在所做的那样，话语当然能够颂扬到场，歌唱其行动，为我们在精神上做好与之邂逅的准备，但还未应允我们去实施。话语已成遗忘，话语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失败，总之会耽误我们与存在的相遇，对诗的这种自负，难道不该再次惩罚吗？
八
我想，倒不如重新认识一下话语的极限，并忘掉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终结，而仅将其视为一种接近的手段，视为在我们的管窥之下不会真的与本质相距太远的东西。道德的缺失可能是存在的，这就需要正视缺失，并由此达致富于激情的认知。若语言在观念上与到场一样无能，若其中一个在诗的词语中反光，甚至会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清有限与死亡在另一个进程中，我们就必须了解它，并将我们清醒的焦虑转向简单的话语。我希望，诗首先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出重头戏，存在与本质，形式与非形式在此残酷厮杀。可能要运用多种方式。因为在这片真实的田野上，旧诗也并非没有遭遇过险境。积极的经验论必不可少，它将如实见证在稍许严肃一些的作品中，诗所有的“方法”是如何遭受重创而几乎一败涂地的。这样我们将会明白，词语是有能力置身于我们所有行动之前的。我们会重新发现，其生存能力、其非理性的所谓词语联想的无限未来，只是我们与最微小的实物之间、与所有深奥的主观性质之间——甚至与有形之物在某一不真实时刻之间——无尽联系的隐喻，我们将唤醒在稳定形式中沉睡的东西，这种稳定是虚无的胜利。同样，对节律的简单寻觅也将遭到否定。形式美是理想世界的泽畔之梦。它经由一对音步表达，但正是兰波在这种抽象和遗忘中带来了奇数这个硬伤。他放任了这种争斗，或许也是一种容忍，使哑音“e”成为了隐秘的凑韵。在这种热望的双重征象之下，在诗歌构思的思维之中，他使这种清晰最终得以实现。神话将述说死亡，或承认是它们蒙蔽了死亡。观念的历险终于可以开始。观念的假设，或不如说是我们疯狂的渴望，在诗的空间里汇聚起我们的认识和概念，明确表达出原本如此的神话，并将能经受尚未定型的衍射。而捕捉不住到场且被其他一切善意放弃的诗，则将在已完成的伟大行动中惶惑地接近那种消极的神学。在与原本如此的事物的关系中，当所有标记、框框和形式被争论和被遗忘时，除了等待词语的实体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确实，在一首真正的诗里，只有这些漂泊着的真实、这些可能的类别、这些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元素才能存续，它们历来都是以整体方式介入到现时的环境中的，永远是诗的先锋，并激励宇宙中泛指的其他物质——风、火、土、水——加入进来。这是一些具体而又普遍的元素。此地与此时，从四面八方甚至从我们的场所和我们的瞬间的穹顶和广场蔓延开来。它们无所不在，生气勃勃。可以说，它们就是存在的话语本身，是诗使它们轻捷。也可以说它们就是词语，是一种承诺而非他物。他们在消极语言的极限处现身，仿佛天使在诉说着未知的神明。
这就是某种消极的“神学”。这是我从诗中所重新求证的、唯一的全部知识。
一种认知，无论它如何消极或不稳定，我或许都可以将其命名为真实的话语。它与某种程式截然相反。在任一词语中它都完全是一种直觉。当然，它也是一种“苦涩的认知”，因为它确认了死亡。它使到场复位，它知道它曾退缩。它将重塑缺失的过去并使之再现生机。它没有为复苏的希望带来证据。不过，对于我们念念不忘的拯救，它真的无所作为吗？难道真如我所说，在无天赋、无前途的人群中，诗仅仅是某种呼唤吗？确实应当扪心自问，因为这正是我觉得并非无益的区别所在——或许唯一的救助正藏身其间——假如诗歌的这种消极直觉属于所有人，对那些以写作创造诗意的人而言，只能徒增难以抑制和徒劳的渴望。
九
作为结论，我想说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我们想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等待的世界还有待认知，当来到这个创造话语的节点上，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介入其中。此地，一切都未经详查，一切都未经研究，它喜欢的只是行动的到场，唯一有价值的前景只有绝对的现时，时间在此间蒸发，一切真实都有待于存在，同时也成为了“过去”。在我们的构想中，已发生的事件作为死亡出示的证据，只是一个初始的或模糊的行动，它在幽深的未来控制着荣誉之身。而它也因此成为对我们的检验。假如我们违背了初衷，行动最终只能化为乌有。出于尊重，我在诗歌的崇高时刻里干巴巴地讲出这个令人激动的事。真的，过去和死亡，无论它们如何一目了然，无论人们如何敏锐地思考它们，它们都无法令热爱已失去之物的人屈服。爱好者可以把这些失去之物视为遗迹。虽然其中有些是无用的、不能拯救到场的东西，有些是本质已分解、难以为我们迟钝的记忆所收藏的东西，但爱好者自会明白他为何要如此珍爱地收藏起它们，就像为未知的未来准备的钥匙一样。爱好者会与词语相遇。因为词语也同样保存着那些已消失的东西。让我们好好把握住一切善的痕迹吧，而不仅仅只抓住实质。我们应当明白，它们同过去一样，也是对我们的检验，因为，鉴于将要开始的重述，它们会要求我们开始行动而非简单的梦想。
它们要求我们行动。首先要设想一下深层次的问题，找出闪光与黑夜的矛盾。从逻辑上说（但愿大家允许我使用这一词语），就是要构思一个真实的场所。因为毫无疑问，若热盼的唯一的善在此地和每日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若我们也同样毫无疑问地置身于混乱和分裂之中，为什么不能指望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律法之内，为我们重建另一处场所呢？那会是远离其他邂逅和孤独之战的另一个场所。此时，既然我们已发现游历、爱情、建筑和人们的一切尝试都无非为迎候到场而准备的仪式，我们就应当让这一切在这底蕴深厚之国的门槛前苏醒。要在拂晓的突变前大功告成。难道在某个地方就没有一团真正的火或一张真正的面孔吗？在日光下，我几乎看见了这些宝石，那是这个世界的某一天，是被拯救的一天，在这之后，若词语还有某种含义，那就唯有死亡。若还想刨根问底，最终便是与常春藤的缝隙相谐而生并富有魔力的善。
真实的场所是永恒在不断消耗的碎片，真实的场所里时光与我们脱节。我还可以这样写道，我知道它，它不存在，它在时间的天际不过是我们的死亡之钟的一道蜃景，——但现实一词现在是否还有另一层含义，它是否能在面向记忆的客体时使我们摆脱契约的束缚，而它自己却仍在寻寻觅觅？我断言，没有什么能比漂泊更真实也更理性，因为——还有必要挑明吗？——它是无法重归真实的场所的。它或许可以近在咫尺。但同样远在天涯。这便是寄身于我们瞬间的存在和可笑的到场。
真实的场所是偶然所赋予的，但在真实的场所里，偶然将会失去它谜一般的特征。
对寻觅者而言，即便他很清楚自己已无路可循，他周围的世界也将成为一所象征性住所。最细微的客体和瞬间的存在都会出于善心，以绝对的善意唤醒希望。令我们感到温暖的火会说它并非真实的火。它的实体甚至可以成为证据。它在此地，它不在此地。这就是我曾说过的，那只是漂泊者们和做出某种允诺的天使们在真实的巨大空间中再一次出现。在各类真实的场所之内，一些基本的实在性会发现已脱离了场所和瞬间；会发现其存在的属性少于语言的属性；会发现它们能携其周边出现的事物和我们轻声谈论起不可预知的未来。拜未来之赐，我重新发现了这样一点，即现实和语言已在重整旗鼓。而我要说，对真实场所的渴望正是诗的誓言。诗自我赋予能量并成为起点。在等待的空间里，词语来到我们面前，但词语仅是等待和知识，诗将会知晓从我们大部分的邂逅中去分辨已消失的品质及其警醒我们的含义。诗会依我们的心思发出天问。它会向所有路人提问。而当某些事物发现自身出现缺失，发现被召唤来的、最接近善的到场有消耗它们的征兆时，诗便会想起其苦心储备的那些钥匙，它会在其精心建造的记忆城堡里，在四散与重返之间，创立起词语灯火或词语小舟或词语河岸。这些事物实际上有如真实场所的墙垛。而它们的名字将在诗中聚合以形成某种心智，那是一种主观的心智或是一种先于统一渴望的必要实体。这样，从我们对尘世的幽黯可能的约束之中，从我们与既存事物的关系之中，话语本身形成了智慧。当然，在我们的双向旅行之中，我们是向着更为知性的方向进发，而非话语伺机引导我们前去的场所。我们的心灵应当为着决定性的偶然保持警醒……诗人就是那个“点火”的人。语言的真实便是某种身临其境。当必要的实体剔透敞亮，明白无误地成为真实场所的门槛，而同时又更不透明和更怪诞，致使必要的实体总想趋避时，就要通过四散的偶然机会开始下一步，但应是秘密的一步。那是某种光芒中的混乱。是水晶般的纯洁中某些难以把握、黑暗且无形的东西。这就是词语为何会把那些随意的和诱惑的文字——其中不透明的物质与澄澈的概念并存——呈献给焦虑的诗学的原因。当我说一朵花时，这词语的声音、它神秘的形状就成为对谜的召唤。一旦透明与不透明结合起来，若有哪一位诗人能写出“苍白的绣球花与绿色的爱神木相连”，那我们就不应怀疑他可能已非常接近那扇回避的大门。当然，也可以说此人之诗“费解”。因为他唯一的客体或唯一的星辰已尽在不言中，尽管他仍在追寻更为丰富的词语。
诗仍在话语的空间持续求索，它的每一步探索，在再次确认的世界中都是可检验的。
诗正在经历蜕变，从结果到可能，从回忆到等待，从荒陌的空间到缓慢的进展，再到希望。若它能在谢幕时把真实交还给我们，我会说那就是传授宗教奥义的现实主义。但对这个问题还能回答些什么呢？况且那还是我第一个提出的。这就是将成为我们的命运的诗。因为到那时候，我们都垂垂老矣。话语的行动还将与我们的其他行动在同一进程中发生。在诗歌的危险和放逐的矛盾中，行动与其给予我们其他的生活，还不如给予我们这个生活。事实上，假如我们不能抵达那个真实的场所，我们又能指望什么呢？
我思念那个希望最明澈、痛苦最剧烈的诗人。在19世纪的法国，那些人在最隐秘处勾勒出这种四边形，所有的思想都纠结在无限的折射之中，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像诗的化身，完全沉溺于这种无源之爱和尘世存在之中。但他渴望依旧，正直的心中对盼望圆满的冲动仍葆有不可磨灭的情感。我把这种清醒和希望的结合称为伤感。在正义女神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强烈的伤感更优雅、更真实或更美的了。那至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倾囊相赠。而贫寒之中的给予则意味着上善。
长久以来，诗一直希望能寓居观念之家，但如人所言，它被赶走了，它一边逃离，“一边发出痛苦的哀嚎”。现代诗离它可能的家还很遥远。四面花窗的大厅始终将它拒之门外。形式在诗歌中被接纳还不那么名正言顺。但诗的机会快来了，那至少是个机会（现在我很赞成这种机会），在长久的放逐中，诗已达至认知的程度，仅此一点便可开启到场的门扉。真是历尽磨难。难道真的有那么难吗？能在山腰处瞥见夕阳下的一扇花窗，难道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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