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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陕西新生代小说家论

2012-09-24 11:29 来源:新华副刊 作者:李星 阅读

    这是一本由八位作家自由组合的中短篇小说集,这八个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大概是因为与陕西的源缘,或是陕西籍、或长期在陕工作。说起陕西,人们很容易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为代表,和先后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以叶广岑、高建群、红柯、冯积岐为代表的三代作家给陕西文学、文化带来的巨大荣誉。按习惯的说法,在这些大家之后走上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包括年龄在“六0”后、“七0”后、“八0”后的文学新人,应该称之为第四、第五、第六代作家了,但却没有人这样称呼,原因就在于他们人数多,年龄参差不齐——大的甚至大于“六0”后的红柯,小的都是“九0”后了。更重要的是,在多元文化——文学背景下的他们虽多有为外界所注意的佳作问世,但尚未在全国文坛产生更大影响,出现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即使那几个发表了突出的佳作的作家,其文学创作的社会影响也仍在发展、成长中。因此笼而统之的称之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新生代”,或许也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缘际会,随机结合的八个人能否作为陕西文学新军——“新生代”的代表,肯定会见仁见智、各持立场。本文所论及的,也只是笔者个人对此集中作品的读后感和作家印象。

    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虽仍存有许多禁忌,在文化、特别是文学这种个人化的事业中却有着更多自由的历史和时代,也是一个全社会都在追求着权势、地位、金钱和财富的疯狂年代。当此之时,这些在经过多年努力奋斗、拼搏,除个别人外大都在体制内外站住了脚,无衣食之忧的“六0”、“七0”后,却选择并痴迷于文学,努力于文学创作,这首先就令人钦敬。在为一个年轻写作者的书的序言中,笔者曾经说过:“在当今这个浮躁、凌厉的社会,一个青年人却愿意以自己的读书、写作这种背离世俗潮流的生活方式生存,这本身就能给人以希望。”现在有八个和更多的各行各业中的青年,都选择了文学创作这种专业或业余的精神生活方式,就更能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了。

    以自己的目光、情感去观察体验现实,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现实,用自己所喜欢的话语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人性、人生和社会与文学理想,是八个人的小说的共同特点。曹雪芹曾经表达过他对他的时代小说创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强烈不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人们也表达过对曾经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政治先行”和公式化、概念化,变着法子唱颂歌的文学的不满,今天,我们可以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宣告:文学的个性化时代已经来临。这八个人方法、面貌各异的小说就是明证。因此,笔者也不想用大而空的抽象和归纳,去找他们之间的几个所谓共同点,而是化繁为简地谈谈对书中的作家、作品的主要感受。

    宁可的三篇作品中,围绕了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单位、职场、商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这和平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对人心灵和良知的压迫、摧残和扭曲。《祸》中的雷一鸣主任、《后院》刚出狱的“野兽”男人都是职场生活的牺牲者,同时也都是心灵和正常情感的畸变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强者或进攻者,也是一个嫉妒症患者,后者是弱者、被压抑者,同时也是一个幻想者。而他的《三角债》则将商战中人们贪婪的物欲、情欲和人性的堕落表现到极致。更应该强调的是,宁可小说不仅触及到人物的欲望和情感,还大面积表现了人的潜意识。如《后院》避开了对于人物真实经历层面的写实性描写,完全以心理幻觉去折射他的曾经痛苦的现实遭遇,在亦真亦幻的神秘氛围中完成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展示,表现出了以往陕西小说少见的先锋性。

    季风的《三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对所谓作家、编辑等文化人生存、生活,特别是家庭婚姻状况的描绘,让人想到王朔早期的中短篇对文化、文化人的讽刺和调侃。到最低级的场所,以最低的价格,嫖最丑的妓女,又企图赖账而杀人的中心事件,让人想到了自甘下贱、灵魂堕落、穷极无聊等很难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肮脏字眼,于斯文扫地的惨景中表现了比当年的《废都》还尖锐的文化沉沦现象。而《壁画》则从一个女老板的一次求购文物过程中,揭穿了以往人们奉为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特征的“人情”,是怎样被金钱、欲望所操弄和挤压,人的尊严和人格的“自愿”丧失,人的生活被“自愿”扭曲。而当作者这种肮脏的风格和艺术思维正被这两篇小说所定位的时候,他却以《老虎》中对一个抗日将军的男子汉人格和人生命运的庄重叙述,表现出对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文化的肯定和向往,给人一个传统而严肃的作家形象。或许,这种精心组合,正是作者表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良苦用心。

    与宁可、季风的多向社会和人格的病灶开刀的剑走偏锋相比,高涛、李大唐的小说给人的更多是浮现于童年记忆中乡间的美丽和人情的温暖,男女爱情的美好和坚贞。可贵的是两个作者都能够于结构和叙事中,将刻骨铭心、纯粹如冰的男女之爱,置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在失望中写了希望,在苦涩中写了甘甜,在黑暗中透出光明。这不是正确社会学中空洞的提神佐料,而是朴实的人生、真实的人性,悲凉绝望中的坚守。即使是写机关生活的《坐在教授对面的小唐》中的女教授,尽管被渐老的生命感觉和灰暗的家庭环境所包围、沉浸着,但对当年追求她的“小唐”和今天坐在对面的同事“小唐”的回忆却似清泉一样,如梦如幻、似假若真的滋润着她的心灵。这篇小说对人生和心灵体验和表达的细腻程度,体现出作者李大唐文学理解的新维度。

    杜文娟为本书提供的是题材和生活背景全然不同的三个小说。《米兰的风车》以抒情的笔墨,在灵魂和现实世界的穿越中,表现了“5.12”大地震后所留下的亲情伦理反思,提醒人们要更加珍惜生活,珍惜亲人之情,表达了“逝者安息、生者自强”的美好祝福。《月亮弯弯》着眼的同样是家庭的亲情伦理,极尽中国传统家庭的祖孙、父子之爱。可贵的是,作品还触及到了在当代多元社会中这相爱的三代人,追求和理想的畸变,前两者始终憧憬和谋划着的都是第三代人的生活和幸福,而孙子却只是为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而设计着,在亲情融融之间,我们体验到一种可以预见的苦涩。《夏风信子》则是同前两者风格迥异的触及当今娱乐界明星心态的讽刺小说,既然娱乐成了唯一目的,苏来宝的隐私和所遇到的尴尬也就成为值得人们同情和怜悯的了。

    如果说从前面五个作者各自入选的三个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运思方向、写法的差异和探索痕迹,因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自信、不成熟的话,那么从向岛、周瑄璞、寇挥三个人的作品中,我们则明显感觉到了作者对自己所持风格的自信,叙事笔墨的老到和从整体上所实现的真正属于文学性质的深刻。毫无疑问,他们创作的高度和成熟度,更能代表陕西“新生代”文学的成熟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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