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宾：诗·语言·世界

　　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诗意萌生时，一个诗性、诗意的世界就犹如未知的世界存在于他的生命里。这个世界必然是未知的，因为诗人还未抵达诗，他只是在去往诗的途中。所以那世界也是隐晦的，还未被命名，但在诗人的脑海中已经有无数关于诗的信息在汇集。一个诗人一生的任务就是建构一个诗性、诗意的世界，或者说，就是把他生命中的世界呈现出来。一个成熟的诗人，必须对他所要建构的诗歌世界有所想象，这就使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有那个世界的属性，使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构成建设他的诗歌世界的一块砖一片瓦。我们也正是通过他的一首首诗去辨识和认识他的诗歌世界，并最终命名他的世界。

　　世界先于诗的产生，慢于诗的显现。

　　诗性正义在于诗人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筑造诗的基本材料是语言，不是词，语言是从世界散发出来的，它有着世界的属性，而每一个世界都有自身的语言。

　　诗，语言，世界，三者具有共同的属性。这三者有如太阳、光线、和落到地上的阳光一样；太阳发出千万缕光线，它有可能落在月亮或者其它星球上，它也可能落在广袤的地球上，落在地球上有些又被乌云遮住，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是落在我们身上和周边很小的一片，这就是诗或者诗歌。世界、语言、诗三者这时的共同属性就是光和热。

　　诗是世界的投影。

　　我们从未与世界相遇，但世界就存在于那里。所谓“那里”，就是指，世界要么存在于世界之中，要么存在于诗人的想象里。但可以肯定，康德之后，这世界不存在于神的秩序里，1而是应该出现在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深渊”之上。2诗人的天职就是揭示这世界，这种揭示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创造。现代主义3之前，我们可能还浪漫地以为能直达这个世界，但经历对工具理性和人性的两面性的反思，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披荆斩棘，通过面对苦难、破碎和一切短暂之物，才能抵达“那个世界”。这世界应该饱含着曼德拉斯塔姆所眷恋的“世界文化”，这文化包括东西方活着的文化，具有朝向人类未来的文化。

　　对于诗人来说，这世界是隐匿的，被遮蔽的，还未向我们敞开，还未被诗人建造出来。

　　这世界存在于两个维度：一个是诗意的维度，一个是诗性的维度，它们对应诗与诗歌。诗和诗歌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统称为诗歌。诗是诗意的，而诗歌则是诗性的。诗性的诗歌必然触及到现实，诗是超越当下的，指向存在，具有一种纯粹性和神圣性的特质。

　　古典时期，这种划分并不明显，世界处于隔绝和大一统之中。中国的自然精神和儒仕精神便统领了诗写的几千年历史，自孔子以来到20世纪初；欧洲从神和英雄的叙事，到伴随神庙坍塌——当人成为历史的主角浪漫主义的崛起，诗人依然相信一个不被破碎和黑暗侵蚀的世界。但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完整的世界遭遇了工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摧毁，世界面临着文化的重建和面对普遍创伤的修复问题。这就为诗歌世界开辟了两个建设的维度。

　　我们可以像历史中无数隐匿的伟大天才一样消失在时间的虚无里，或者像所有高人、圣徒、大德高僧一样沉寂在孤灯野火中，但由于我们生活在俗世里，在世俗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去面壁，或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修行，并去保持不被外界侵蚀的心；我们必须依靠语言来构筑一个世界，洗涤和澄清我们的灵魂，在写作中获得生命的力量。事实上，写作就像出世者一样建造一个山野或寺庙的空间，保存着与现实保持着精神敌意的灵魂；或者保存一个抵达更高世界的灵魂。因此我们写诗，建造一个有力量的，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空间。

　　艾略特在《个人与传统》一文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即是说，诗人由某些具体事物唤起的个人情感、情绪和他的个性表达在诗歌中并不具有多大的价值；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说：“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他的观点和海德格尔有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就说过：“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耽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他们同样表述了一个诗人写作的责任，那就是，诗人的职责就是创造一个区别于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称之为诗性的、诗意的世界。当然，这世界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是被时代的世界文化或者说被最高文化所照耀，当然它也反过来创造时代的最高文化，它和人类的最高祈祷有着隐秘的关系。但它决不是现实的映像，“诗歌与现实有着古老的敌意”，许多人热衷于抒发他们被秩序裹挟的日常感受，把个人的情绪当成独一无二的体验，那都是误入歧途的自夸。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主导的时代，古典时期是由英雄和文人主导的，而这个时代大众成了英雄和主导者。大众是不生产思想的，他们只消费思想，另一方面讨好大众的诗歌（艺术）也不产生思想，这就使在大众主导下的写作陷入了双重怠工的局面。

　　这就要求诗歌必须在现实文化的基础上，展开文化想象。只有放弃对大众的期待，从他们的趣味、阅读惯性中抽身出来，重建新的文化高度和摸索新的技艺表达，诗歌才可能从平庸的泥潭中脱身。

　　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大多数都是乡土写作，他们脱离不了几千年乡土中国对他们的规范、制约，这就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为何如此多的色语、酷语、秽语写作，他们在国家话语的逼迫下与之共生，并获得寻求宣泄的大众的大面积欢呼。大众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了浅层次的启蒙，那就是反抗。那些在自然和田园里写作的安全耕作，他们终于在主流资本那里收获了犬儒主义的鲜花。只要上海的城市诗歌在下意识的选择里得到了现代性的拯救，面对城市，就是面对制度、商业和物质的现代逼迫，他们在抗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力量和现代的诗性。

　　语言在语言学中可以称为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体，也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在诗歌的世界里，象征就是语言的能指，诗性、诗意的语言就是无限地扩大语言的象征力。诗性、诗意的语言是有意和有像的，而词只有意，所指吞没了能指。

　　诗性和诗意的语言建构一个具有诗性、诗意的世界；而相对的是，工具性的词、词语，这种语言描述的是一个科学性的、具有意识形态的现实。

　　口语化写作就是词的停尸场，一首诗只是为了达意，一次抖包裹，或者一条段子，就是为了博得不愿伤脑筋的大众一次会意微笑。口语写作中，语言具有无限张力的能指被抽离开来，来自诗歌世界的属性被抹杀得一干二净，只有来自小学课本的那层意思被当工具地使用。

　　1 康德在宗教问题上认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为了道德的需要，必须假设上帝的存在。他把这成为“实践的设准”。

　　2 海德格尔的“深渊”指的是诸神遁走之后人类生存的黑夜处境，诗人终有一死的同类对于这处境却处于无知之中，那么，诗人的职责就是说出这一境况，并为同类重新寻找一条通向存在之路。

　　3 约在西方的19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