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一夜情、婚外恋的作品，一味渲染性和欲望，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 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
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读过一两百篇作品，那种鲜活、新颖、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有些人物形象，要么是模糊的影子，要么是理念的木偶，很难留下深刻印象。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但也有一批。对于短篇小说，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但文学史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清浅，正面品格着笔较多，负面性格浅尝辄止。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性格，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主人公张五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身份逐渐转换，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到生活悠闲、妄自尊大的富豪的看门人，到既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勤劳、善良、聪明以及自私、贪婪、狡猾、虚荣等性格和品性，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而聪明、大胆、执著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还有赋予诗意的意象化人物，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着力刻画一种心理、精神的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等等。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李浩的《爷爷的“债务”》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温亚军的《麦子》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如甫跃辉《秋熟》中的老龙太、翠妮祖孙俩，在古朴、丰饶的乡村秋景中，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他们的善良、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再如马金莲《鲜花与蛇》里的农村少妇阿舍，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生活画面上，呈现出一位勤劳、质朴、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又如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的少年活佛乌金，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褪去了神秘色彩，闪露着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也许是有感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塑造写实人物，有人称之为“非虚构文学”。邵丽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她的《挂职笔记》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熟悉的几个人物：副书记祁福旺、小车司机刘三召、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人物性格的鲜明，生活细节的有趣，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生猛”扑面而来。《老革命周春江》塑造了一位逼真、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他没有文化，思想守旧，但资历深，工作认真，廉洁刚正。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他怨气很大，多次上访；但他对党、对革命忠贞不二，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一个质朴、赤诚、执拗而又狭隘、盲目、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形象来。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
历史题材的发展
短篇小说不仅擅长描写现实生活，同时适宜书写历史生活，表现历史题材。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题材作品，但数量较少，构不成阵容。2011年我们欣喜地发现，历史题材在潜滋暗长，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历史题材的发展，显示了短篇小说表现领域的扩展和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放。聂鑫森、孙方友、谈歌等人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不断有新作问世。现在又有一批作家在跟进，且显示了新的创作特色、艺术生机。诚然，当下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譬如取材还不够开阔、多样，思想观念还不够新颖、深刻，还需要不断提高。
古代历史题材，由于时代久远、生活隔膜，在创作上有相当难度。只有那些熟悉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生活的作家，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又有一定造诣，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叶广芩出身满族，是叶赫那拉氏后裔，不仅对清王室家族生活有深广的了解，而且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源渊，因此创作了众多古色古香的家族系列小说。2011年的《后罩楼》就是一篇出类拔萃的艺术精品。作品描述的是清王府后花园的故事及珍格格、奶妈黄老婆子的生活，但并没有定格在已逝的清代，而是一路扫描了这座花园和这些人物，从清朝、民国、新中国特别到“文革”时期的遭遇和变迁。故事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作者反思尖锐、思想深刻。
中国现代历史，充满了腥风血雨和革命、战争，其实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葛水平的《第三朵浪花》和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都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运动，是现代历史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当代历史已有60余年，新时期之前的近30年，也可视为历史。2011年我们看到了多篇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作品，虽然大抵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但依然有着特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原始、贫困、杂乱的历史背景下，“我”自由、快乐的儿时岁月，温暖、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以及有着勤劳、善良、正直品格并敢于抗争的老一辈人形象。荒凉的历史时代，竟有着缕缕温馨的记忆。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同样把画面锁定在童年记忆上，那位既“高贵”又“倒霉”的县宣传队名演员，她悲切而怪异的神情举止、她给乡村女孩化妆时的痴迷忘我举动、她在召唤阿花时失足落入冰窟窿中的挣扎与“舞蹈”，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叶兆言的《写字桌的1971年》写的也是童年故事，透过一张古旧的写字桌的流转，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动荡、黑白颠倒、人际恩怨，特别是文化人戏剧性的命运沉浮。在这类小说中，最具有历史反思意味的是秦岭的《杀威棒》。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站在知青立场上审视的，而在这篇作品中，作家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观照的。民办教师曹尚德手中的蛇皮教鞭，以杀威棒般的气势和力量，打掉了城里娃甄文强以及他的知青叔叔在农民面前的优越和傲慢，使他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农民，成为他们人生的财富。而在城里娃的聪明和他们后来的成功中，农民也认识了知青和城市文明。这种认识其实是双向的。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建构的过程。短篇小说在这一题材上是大有可为的。
表现形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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