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贝父子》写于1846年至1848年，是作者的第7部长篇小说。狄更斯一生除创作两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1841)与《双城记》(1859)外，其他作品写的都是当代生活，但都有若干年的时间差，写的大致上是他童年时代的生活，而《董贝父子》则有很强的“即时性”，描写的就是小说发表时的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外传》中四位朋友出游考察时乘坐的还是驿车，而《董贝父子》中着力描写新型的交通工具——火车。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英国早已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英国农民流入伦敦，“他们双足疼痛、疲惫不堪，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他们蜷缩着身子，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里，“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更严重的是“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 社会转型期间妇女的地位问题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故事中着力描写的两对母女(贵族斯丘顿夫人与她的女儿伊迪丝，以及拣破烂的贫妇布朗太太与她的女儿艾莉斯)，她们虽然分别身处社会两极，伊迪丝和艾莉斯都是绝色女子，性格都很刚强，但同样都未能逃脱万恶的“权”与“钱”的摧残。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女性的美丽甚至风韵、才艺都不属于她们自己，而是被标价出售。伊迪丝在违心地嫁给大富豪董贝先生之前，向这位毫无艺术品味的生意人，充分展示了音乐、美术的才华，以增加自己的“附加值”。伊迪丝和艾莉斯都不甘屈辱拼命反抗，她们主动地选择了悲剧的命运。狄更斯把爱情婚姻的理想寄托在弗洛伦斯和沃尔特、涂茨和苏珊身上，这两对的幸福婚姻是排除了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差异才得以缔结的。
本书主人公董贝先生是个硬邦邦的、不打弯儿的资本化身，坚信金钱万能，最后连遭丧妻、夭子、背叛、破产，成为一无所有的穷人后，才克服了金钱的异化，恢复了正常的人性。书中的伪君子、两面派、背主的恶棍、诱骗主人妻子的詹姆斯·卡克是个复杂的现代人物形象，他与犯错误的哥哥划清界限，装出一副疾恶如仇的假象，目的是拼命往上爬。狄更斯充分揭示了卡克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他最后被卷入火车车轮之前，却怀着温情怀念被他背弃的哥哥和妹妹。又如一心想当董贝续弦的托克丝小姐，缺乏自知之明，闹了不少笑话，然而在董贝破产后，她竭尽所能给予关怀、帮助，凸现她始终如一的执著和真诚。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批评狄更斯只会塑造“扁平”人物，这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狄更斯塑造人物的本领非凡，决不是简单化、概念化。他笔下虽无文化、但善良质朴的涂德尔夫妇，以及充满正义感、勇敢忠诚的女佣苏珊·聂宝，都是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进城找活干的乡村居民，都具有美好的心灵。从狄更斯塑造的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充分见出作者的民主思想。
《艰难时世》写于1854年，是狄更斯第10部长篇小说，直接描写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为此，他还特地前往普雷斯登去考察发生在当地的工人罢工。其实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活动，那场罢工正是在他们革命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是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长期斗争的继续。萧伯纳说：“如果你是按着写作顺序读狄更斯的，那你就只得向早期著作中那个轻松愉快的、只是偶然表示愤怒的狄更斯告别了；他的偶然的愤怒已经发展深入到对现代世界整个工业秩序的激情的反抗，你应当从这里得到享受。这里你所看到的不再是恶棍与英雄，而只有压迫者与受难者，或者身不由己地压迫别人，或者自己受苦。他们受到一部庞大机器的驱使……”在小说中，狄更斯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反对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加以美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看做是合理的和永恒的。
小说背景设在英国一处工业城市焦煤镇。书中那位靠做五金生意发了财、当上国会议员兼模范学校校董的葛雷硬就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他的教育思想可称为“事实哲学”，专讲实际利益，排除一切“真诚的情感”和“想象力”。狄更斯塑造这个人物时，摆脱了现实主义方法所要求的精确，而采用了浪漫主义方法所要求的主观性、创造性、想象力和激情。他使葛雷硬夸张、变形，他那四四方方的脑袋里装满生硬的事实，四四方方的额头就像一堵墙，就连他的外衣、大腿、肩膀、手臂都是方的。他的错误教育严重扭曲了儿女的人格。儿子独立生活后，纵情声色，堕落为偷银行的罪犯；女儿在他逼迫下，嫁给比自己大30岁的虚伪、残暴的资本家庞得贝，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无法忍受，后来她又受一个纨绔子弟的引诱，险些弄得身败名裂。对儿女教育的失败，使葛雷硬最终醒悟。
小说正面表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阶级斗争。工人们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组织起工会，进行罢工斗争。有一名叫斯提芬的工人死活不肯参加工会，他的理由很简单：“工人不上班干活，靠什么维持生活呢？”于是被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斥为“叛徒、懦夫和变节的人”。资本家庞得贝听说此事，心中暗喜，连忙派人把斯提芬找来，准奋培养他当破坏工会运动的工贼，不料遭到斯提芬拒绝，一气之下，先解雇了他。斯提芬到处找工作，中了坏人的圈套，掉落在一处矿井中摔死。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同情像斯提芬那样缺乏阶级觉悟和斗争性的工人，却对工人领袖加以嘲讽，把他描写成一名蛊惑人心的煽动者。狄更斯和马克思、恩格斯近在咫尺，但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革命学说，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应当友爱互助，劳资两利。
前苏联的英国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以及我国许多专家历来都强调狄更斯思想的“局限性”，我至今仍认为确实如此。狄更斯反对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包括阶级压迫、宗教对抗和文化冲突)。他在描写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戈登暴动”的小说《巴纳比·鲁吉》前言中指出，“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误称为宗教口号的东西，很容易由那些毫无宗教信仰者喊出来，这些人在日常行动中甚至完全无视最普通的是非原则；这种口号是偏狭和迫害狂的产物，具有愚昧无知、鬼迷心窍、顽固不化和残忍狠毒的性质。”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在野心家、阴谋家的“忽悠”煽动下，陷入宗教迷信狂热的群众干了一系列打砸抢烧、令人发指的暴行。狄更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充分揭露并控诉了革命前权贵们欺压、践踏平民的滔天罪行，表明革命的正义性。但与此同时，却揭示革命过程中野蛮、血腥的暴行，尤其是无数冤假错案的发生。我相信看过小说的人，都会牢记被暴民们错当做革命敌人送上断头台的那位心地善良的女裁缝。小说中，狄更斯更以满腔热情讴歌英国青年律师卡尔顿，他为了所爱的露西一家的幸福，甘愿替她的丈夫上断头台。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狄更斯只赞成和平、理性、渐进的改良，而绝对不赞成血腥、暴力的社会冲突。他的主张对于英国来说似乎有理，因为狄更斯逝世百年后，英国工党政府“颁布了《工会与劳工关系法》《工作场所保健与安全法》《就业保护法》《平等机会法》，扩大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并把工人监督融合到工业民主中去，使劳资共同参加公司一级的管理制度化”。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一概反对暴力革命，英国渐进式改良的成功也是百余年来工人群众斗争的成果，否则权贵资本家们闷声发财，哪里还会想到什么公平正义？又何必启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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