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2)

　　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诗论是以诗话词话为主要载体，在鉴赏的层面上展开的，强调情感体验，注重象征意蕴的领悟及艺术韵味的品评，间或也杂有诗人生平、创作本事及传播情况的介绍等。这种以鉴赏为中心的诗歌品评，与中国古代诗歌主情、重情的艺术表达方式相一致，经过多年传承，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概念、术语、范畴、品鉴方法等方面表现了超常的稳定性，缺乏对批评对象进行分析归纳的逻辑工具和方法，很难以理性的方式深入到诗作的内部结构，也很难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对诗歌现象进行理论反思，从而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横空出世为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种转型，除去有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外，最主要的是受西方哲学思想与诗学文化的影响。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输入，维护中国长期封建道统、文统的传统诗学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新诗人开创新的诗歌世界的同时,诗歌理论界也引进了西方的诗学观念、范畴、模式、方法，结合新诗的创作实际，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架与批评方式，结束了诗话词话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理论的奠基人当推胡适。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30]胡适把杜威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实验主义”，并具体描述为：“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与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31]胡适开始写白话诗,明显是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的新诗理论就正是伴随着他新诗写作的尝试而诞生的。他的《谈新诗》作为新诗理论的奠基之作，鼓吹诗体的解放,描述新诗之所以新的特征,为新诗的合法性而呼吁,其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联系胡适上述的自白，可以看出《谈新诗》最根本的是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更新，由它开始新诗理论与传统的诗话词话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胡适之后的诗歌理论家绝大多数摒弃了传统的诗话、词话式的写作方式，而代之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胡适编选的《建设理论集》和郑振铎编选的《文学论争集》，收录了新诗诞生以来头一个十年有关新诗理论、评论及相关争论的文章，全部以论文的形态出现，其思维的深度及研究方法的新颖，在过去的诗话词话中是见不到的。与此同时,诗歌评论家们也开始了用专著的形式构建诗歌理论体系的努力。在新诗诞生的最初几年便有《新诗作法讲义》(孙俍工编)、《诗歌原理》(汪静之著)、《新诗概说》(胡怀琛编著)、《诗歌原理ABC》(傅东华著)等多种专著出版。这些作者知识结构不同，有的是对西方诗学著作的模仿与移植，有的是用新的方法对旧体诗歌的考量，尽管思考还不够缜密，结构还不尽完善，但无一不是超越了诗话词话的格局，体现了为诗歌理论构建体系的努力。

　　对于诗歌评论家来说，除去对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要有全面的把握，对诗歌文本要有精深的研究外，同时要有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的修养。艾略特在《批评中的试验》中说过：“有其他的各种知识(至少是科学的知识)，是凡欲作文学批评家的人都必须熟知的。自然特别是心理学，尤其是分析的心理学。”中国的诗歌评论界对艾略特的说法深以为然。自胡适以后,实证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意象派、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诗学的引进,拓展了评论家的视野，使诗歌评论呈现出鲜明的科学化、现代化的特征。

　　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影响的梁宗岱，是一位具有比较文学视野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论主要收集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他的研究颇多新鲜见解，如对象征主义的“象征”与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比”做了有说服力的比较。他认为，“象征”作用于诗歌的整体，而“比”则限于诗歌的局部;“象征”是物我同一，而“比”是以人拟物或以物拟人;“象征”是暗示的，而“比”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是明确的。梁宗岱论诗基于“为诗而诗”的艺术本体论的思想，高度强调形式的作用，认为诗歌不能离开形式而存在：“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32]他推崇“纯诗”，但不绝对化，而是肯定阅历与经验的作用，认为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的浸润与陶冶。

　　“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诗评家唐湜则高度重视“经验”与“理性”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在他看来，拜伦的“诗就是情感”之说已是明日黄花。他虽重视经验但同时也认为，经验的东西只有拉开相当的心理距离，沉入到潜意识的底层去发酵，才能为诗人所用，经验本身并不能成为诗。唐湜重视潜意识却并不排斥理性。他在《论意象》中说道：“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互为表里的凝合。……意象的自然成熟后仍必须有意识或意志的匠心的烛照与运斤，匠人般的工作方法是里尔克向罗丹学到的由浪漫蒂克转向成熟的古典精神的体现。”[33]超现实主义者忽视生活经验，一味强调潜意识;机械唯物论者却忽视人的深层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仅仅强调经验，唐湜这种看法则纠正了两者的偏颇，可以说，是一种深刻而稳健的主张，但其意义不限于纠偏，更是与他所憧憬的诗美理想息息相关。

　　袁可嘉则构筑了新诗现代化与新诗戏剧化的理论。“新诗现代化”的概念较早是由朱自清提出的，但朱自清对这一问题并未做详细探讨。袁可嘉则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系统化、理论化了，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这一新诗现代化的美学原则。[34]作为对“新诗现代化”内涵的补充与具体化，袁可嘉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命题。由于戏剧的首要原则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35]从而达到心理现实与外在现实的统一。

　　上述诗论家如梁宗岱、唐湜、袁可嘉者，因与外国文学颇有渊源，他们在进行诗论研究时能大胆引入西方现代诗学成果，视野开阔，故能在一定程度上逃脱陈规陋习的桎梏，提出一些崭新的诗歌观念;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极为突出，再加上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渗透，这群“艺术的叛徒”并不如他们的西方的先行者走得那么远，这是一群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走钢丝的技艺高超的能手。他们的著作不仅直接回答了新诗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且直到今天仍放射着思想的光辉。

　　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以后，新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仍然固守着祖宗留传下来的对诗歌的解读方式，恐怕很难对诗坛现状有清醒的估计、对诗的运动规律有恰如其分的把握。因此，诗歌研究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必然要不断更新。1985年前后, 在改革浪潮推动下，思想界、理论界力图冲破过去的陈陈相因的封闭式研究模式的拘囿，开拓新的思维空间，掀起了方法论讨论的热潮。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随着美学、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长足发展，随着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语义学批评、现象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文化-人类学批评等的介绍与输入，为诗歌理论家在传统的批评方法外，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有助于批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新时期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始在理论阵地上显示他们的锋芒。一批青年评论家陆续成长起来，他们的思维更活跃,知识结构更新，比起朦胧诗论争阶段新潮评论家所受的政治干预，他们受到的外部压力大为减低，每个评论家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个性，而无需乎特意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大道理来保护自己。这一切，使这一阶段的诗歌理论更具实验性、探索性，呈现了断裂错落、异态纷呈的批评格局。

　　透过对百年来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品格的描述，可以发现, 中国新诗理论是在中国诗学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冲撞与融合中艰难行进的。外来的冲击是那样强势而猛烈，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又是那样深厚而深入骨髓。冲破这些影响，靠的是新时代提供的广阔的思维空间与科学的思维方法，也靠的是革新者的巨大勇气。百年来的新诗理论与诗人们的新诗创作在大变革的时代相伴而生，冲决了旧诗的营垒，使新诗作为独立的文体而屹立于诗坛。当然，比起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百年来的中国新诗理论还远称不上完善与成熟，尽管步履蹒跚，它却坚定地行进在通向新世纪的路上，并召唤着未来的年轻诗人和评论家与之同行。

　　[1] 圣琼·佩斯：《诗歌》，《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81-482页。
　　[2]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87页。
　　[3]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1-192页。
　　[4] 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二十四歌。
　　[5] 赫兹利特：《论莎士比亚和密尔顿》，《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99页。
　　[6] 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7] 《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1页。
　　[8]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20年3月1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
　　[9] 俞平伯：《诗的自由与普遍》，1921年10月1日《新潮》第3卷第1号。
　　[10] 陆志韦：《〈渡河〉自序》，《渡河》，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3页。
　　[11] 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37页。
　　[12]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13]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14] 舒婷：《诗三首小序》，《诗刊》1980年第10期。
　　[15] 《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诗探索》1980年第1期。
　　[16] 梁小斌：《我的看法》，《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96页。
　　[17]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1页。
　　[18]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1页。
　　[19] 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283页。
　　[20] 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2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1页。
　　[22] 守常：《“晨钟”之使命》，《晨钟》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23]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黄山书社，1996年，第123页。
　　[24] 胡适：《答朱经农》，《胡适文存》卷一，黄山书社，1996年，第67页。
　　[25]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黄山书社，1996年，第126-127页。
　　[26]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27]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黄山书社，1996年，第148页。
　　[28] 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8-209页。
　　[29] 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时事新报》1941年11月10日。
　　[30]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452-453页。
　　[31]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78页。
　　[32] 梁宗岱：《新诗底纷歧路口》，《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33] 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13页。
　　[34]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
　　[35]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