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女诗人吉皮乌斯
汪剑钊
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 “白银时代”，吉皮乌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她的创作以其极端、犀利、坚硬的风格而赢得了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的尊敬与好评。在同时代人看来，“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勃柳索夫语）而她的创作则“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安年斯基语）。
1869年11月8日，姬娜依达·尼古拉耶芙娜·吉皮乌斯诞生于图拉省别连瓦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远祖属于十六世纪移居到莫斯科的德国侨民，母亲是一名迷人的西伯利亚女郎。童年时代，吉皮乌斯就显得与众不同，经常穿着一件玫瑰红的短毛衣，从不扣上衣服的最后一粒钮扣，面情永远严肃而孤傲，极少与人交往，一直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吉皮乌斯这种异常的举止很大程度地来自她忧郁的天性。与其他孩子爱慕自己双亲那种纯粹的天伦之爱不同，她的爱掺合着许多虔敬的成份，到了近乎宗教崇拜的边缘。据说，由于父亲的坚决要求，稍长一些的吉皮乌斯被送进了基辅学院。但是，她无法承受这种亲人离别的悲伤，以致于几乎所有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度过。显然，对这位略带神经质的少女来说，一次离别便无异于一次深刻的死亡。成年以后，吉皮乌斯作过如下表述：“自童年时代起，我就被死亡与爱情烙下了创痕。”她刚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次事件给了她严重的打击，令其初次体验了死神那君临一切的威慑力，意识到生命出现之初，随即就被死之魔网所笼罩的处境。由于上述种种情态，在基辅学院校内，吉皮乌斯被称为 “怀着大悲哀的小人儿。”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梅列日柯夫斯基。丈夫是一名有着强烈的宗教激情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婚后不久，梅列日柯夫斯基放弃了诗歌创作，转而投入小说领域和评论界，受他的影响，吉皮乌斯也化费了大量时间写作小说和散文，以换取稿酬，支持丈夫腾出自由的时间来创作著名的《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1893年，梅列日柯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俄国文学的衰落及其新潮》，从面宣告了俄国象征主义的出现。吉皮乌斯以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的抒情才能，参与了这场风靡整个欧洲的前卫艺术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
十月革命后，吉皮乌斯夫妇流亡到法国，在巴黎的寓所内集聚了一大批俄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织“绿灯”社，举行文化沙龙，继续传播俄罗斯魂所散发的神秘主义思想，坚持宗教的虔敬感，倡导受难意识和悲悯感，以十字架上的爱去迎接世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耶稣的第三次复活的来临。除文学界的人物以外，当时与他们经常往来的，还有罗扎诺夫、费洛索弗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杰出的宗教哲学家。由于他们勤奋的著述和积极的活动，引出了一系列现代思想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存在主义色彩较浓的学说，直接影响了法国哲学家马塞尔与德国人类学家舍勒。正是他们这些缺乏体系，看似零碎，却能互相补充的观点的产生，与德国的马丁·布伯和布尔特曼，美国的蒂利希和尼布尔一起，形成了寻神论存在主义思潮。这一思想由于融合了基督教神学的精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里，至今仍起着“清洁剂”的作用。
1945年9月9日，吉皮乌斯病逝于巴黎吉皮乌斯七岁即尝试写诗，1888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其诗歌多以编年结集，有《1889—1903年诗选》、《1903—1909年诗选》、《1914—1918年最后的诗篇》、《闪烁集》、长诗《最后一圈》等；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鬼玩偶》、《爱情-王子》，剧本《红如罂粟花》、《绿戒指》，论文集《文学日记》和回忆录《活生生的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等。
人类打从脱离自然这一母体开始，便被判定为一个异化的临界点。一方面，主体意识逐渐加强的它，是自然的逆子，拚命地挖掘、搜括养育过它的施恩者的财富，供自己大肆挥霍，造成两者永不间断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被客体化以后的它，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社会对它的戏谑、嘲讽，乃至戕害，个人与群体潜在地构成了互为地狱的宿命。如此一来，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有如浮悬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空气一般：竭力向上飞升，期望进入美丽、纯洁、神圣的境界；同时，又被大地的鄙陋、污秽、庸俗所牵扯，不得不深陷于淤泥之中。这种生命的两难必然地带给人类以人格分裂的恶果。正是上述状态埋伏了吉皮乌斯《无力》—诗的哲理背景：
我以贪婪的眼睛远眺大海，
被钉牢在海岸的泥土中……
我在深渊之上凌空高悬——
我不能飞向蔚蓝的天穹。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既没勇气死，也没有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大海以其浩瀚辽阔引发了抒情主人公无限的遐想，“贪婪的眼睛”传神地暗示出追求的认真与执着。然而，不幸的是，高远的理想仍然必须忍受脚底现实淤泥的裹胁。有感于此，吉皮乌斯袒露了五组对立的矛盾：我渴望飞升的生活，脱离恐怖的深渊，却只能像一只“死鹰”似地僵卧在悬崖之上，“选择”的困难便油然而生，是反抗，还是屈服，是生，还是死，难以寻觅到确定的意义和价值，“我”在冥冥之中感到象征着幸福的上帝近在咫尺，却不能对之进行通常该作的祈祷；内心深处渴望情爱的温柔，却没有能力付出因获取而需要的牺牲，诗的末节如是述说：“朝着太阳长长地伸出手臂/我瞥见了苍白的云幕……/我仿佛悟出了真理，/却找不到语词将它说出。”它们泄露了抒情主人公深层的无奈：人类这一强壮有力的“太阳”，其所凭依的基础不过是“苍白的云幕”，而这种脆弱正是其悲剧性的症结所在。
在吉皮乌斯的整个创作中，生命在两极之间的彷徨与犹豫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充分反映着西方两大文化在融合之后一直未能调和的冲突与抗争。赞美理性，热爱肉欲的享受，提倡审美的人生是希腊文化的一大特征。古希腊人推崇知识，信任科技，认为在理性主义的光芒照射下，能够恣情任意地取用造物主留给人类的一切。他们肯定世俗生活，鄙弃苦行僧的禁欲主义，歌颂“醇酒美人”，喜好在冒险和战争中发泄过剩的精力，表现出入世、达观的青春期文化特征。与之相反，希伯莱精神则标举信仰，专注于灵魂的拯救，它跨越了人类幼稚的童年期，显示出壮年期的清醒，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尘世那色彩斑斓、诱惑不断的一切，由对肉体死亡的恐惧，激发起灵魂不朽的向往。希伯莱文明为后世设计了一个获救的途径，在生存的艰难里衍生出天堂与地狱的对峙，以浪漫的想象呼唤受难的基督降临，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去蒙受神性的光照。世界文明经过几千年此消彼长的发展，这两大文化逐步在欧洲的土壤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成为其两个著名的始源。但是，肉体的永久羁绊与精神的无限自由之间生发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伦理体系逐步确立的社会里，它们往往演化为道德上善与恶的无休无止的纠缠。
在吉皮乌斯的沉思域内，关于善与恶的问题一直徘徊不去，折磨着她的心智。根据圣经传言，邪恶之产生乃是由于人类得到了智慧树上的苹果的缘故，是知识与理性助成了生命最初的堕落，正是在这一起点上，吉皮乌斯进行了信仰确定前的怀疑：上帝是万能的。既然如此，他为何又容许世界上有恶存在？他为何不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加以制止？或者，他为何又在放任自流以后对之施予严厉的惩罚，令其痛苦和疯狂？这里牵涉到基督教产生以来许多神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难题：上帝如何显示神恩？舍斯托夫对此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诠释：“神认为一切都是善。……神既无道德上的赞同，也无理性的依据，因为他象凡人一样，不需要依据、支柱、根基。无根基，这是神的主要的最令人羡慕、也是我们最不理解的特权。所以，我们的全部道德斗争（理性探索也一样），——既然我们承认神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迟早（当然是很晚很晚）要把我们从道德评价上，从理性的永恒真理那里引向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那无往不在的枷锁多半是他自己的手所铸造，神学存在主义把这种自由的预感重新归还给世人，鼓励他们摆脱既成的善恶原则，弘扬健康的天性。吉皮乌斯是一名虔敬的基督徒，尽管内心充满了许多异端的思想。她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仁慈与强大。为此，她拥持上帝恢宏的包容性，并以人性的丰富多彩作为证明。
上帝，恶魔也是你的造物，
我为此来向你求情。
它身上烙印着我的痛苦，
这是我爱上恶魔的原因。
痛苦地反抗，它专心一致
给自己编织着罗网……
我不能不将怜悯施予
和我一样痛苦着的生物。
正如人类原本出于偶然被抛进世界一样，生命的进程同样被难以捕捉的偶然性所操纵，所谓“绝对”、“必然”更多地只是出于臆想。因此，绝对的恶，必然的善并不存在。正如丑陋的胚胎孕育出美的人体一样，善常常脱胎于恶，当世界充满了保守、虚伪、浅薄、麻木、愚昧、腐朽等种种存在物，作为破坏之象征的“恶”自有其革命物涵义，对推动世界前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吉皮乌斯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干杯》一诗较能传达出她对生活的辩证法的体认：
我的失败，真诚地欢迎你！
我爱你，正如我对胜利的眷恋；
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
欢乐与痛苦原本是一体相联。
多么地安谧啊，明亮的黄昏！
平静的水面有轻雾在徘徊；
最后的残酷蕴含无限的温馨，
上帝的真理包藏着上帝的欺骗。
存在主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具体到以人类的生存来附比的话，也就意味着，生活是根本性的，它决定着本质，“首先人存在、露面、出场，而后才说明自身，……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他们看来，生命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它的意义所在，那种离开人的活生生的存在，去刻意寻觅飘渺不定的本质（或曰意义）的做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徒然地浪费生命而已。因此，唯有正视人生，拥抱生活的全部，连同拥抱它的缺憾，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行为。女诗人笑傲人生的激情艺术化地体现了这一哲理，她深刻地洞察：“欢乐与痛苦原本是一体相联”，“最后的残酷蕴含无限的温馨。”她呼吁，热爱人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幸福、欢乐、希望、成功、升腾、美善等正面东西的接受，也应该同时容纳它的负面，诸如失败、灾难、绝望、挫折、丑恶、痛苦等等，唯其如此，方才称得上对人生圆满而完整的享受，人格的高贵在行世的谦卑里呈现，无限的柔情在最后的残酷中萌生，在苦难的深处咀嚼生活的甜蜜，透过一无际涯的绝望去感受绚丽的希望之迸发。她呼吁人们，不论人生的酒杯斟满的是什么样的液体，都要一饮而尽，应该以酒神式的豪放，笑对世界。
在《献辞》一诗中，吉皮乌斯宣称，我的灵魂是高尚的，它印证着上帝的真实性。而它最坚固的基石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所以，人们应该自爱，向自身投入最大的热情：
可是我爱自己，恰似爱上帝，——
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
“自我”在此得到了最大胆的凸现，孤独被赋予了创造的可能。论及至此，应该消除一种误解，爱自己绝不等于自私自利，也并不意味着狂妄自负的傲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自己”都拥有原始的生命冲动，是一个本真的存在。只是，后天理性的生活施展了强大的吞噬能力，将它隐匿和淹没，以致于浑然不觉地被庸众所同化。也就是说，日常的此在抽离了我们的“主体性”，使之迷失于“人群”，构成了海德格尔拟定义的“此在之沉沦”。认识到这一点，唯有强调出我们生存的“唯一性”，方能实现对生命的“还原”，从而避免“存在”单调的重复。因此，爱，首先必须自爱，显示出自身确立后的诚意，才有资格去向他人付出一份真正的爱。
1893年11月17日，吉皮乌斯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通向自由的道路，一个人不能达到没有真理的自由……那是来自人民的自由，来自人性的所有事物，来自一个人自己的愿望，来自命运……”稍后几天，她又写道：“自由，这是我来自于你的思想的最美丽的思想。”女诗人深深地知道，自由不是没有重量的，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崇高的责任和义务。在《真理或者幸福》一诗中，她告诉世人，生命行使自由的权利在于寻找真理，并非追求幸福。尽管“你们”害怕凶险、痛苦、漫长的经历，为“我”指出一条宁静的没有炼狱之火的途径，但并不是“我”要达到探索目标应走的道路，不符合“我”的自由选择。我的使命是为了获取真理，它恰恰与世俗的追求背道而驰。因此，尽管我们相互怜悯，相互为对方祈祷的内容并不相同：
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
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吉皮乌斯对真理的体悟与她强烈的宗教意识关联很大，她渴望拥有一个精神的现实，对物质的现实则予以严厉的批判。这方面，吉皮乌斯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她的眼里，后者的作品过于贴近政治与社会，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对人类精神的提升，隔断了与上帝的默契。她认为，对一部艺术作品来说，它的美学的和宗教的内容应该高置于社会的、政治的观念之上，藉此净化人们的欲念，专事供奉上帝，答谢其所赐予的神恩。
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是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她的作品所阐述的内容远远超出普通的抒情诗人惯于流露的个人的、感性的体验。高度的理性和高度的激情的相互提升，铸就了吉皮乌斯独特的艺术风格，即便是那些带有明显情欲成份的情歌，也总是被她精神努力的强度提高到了形而上的层次，其中包含的某些色情因素也被这位女诗人对上帝和三位一体的创造性想象而消解了。在吉皮乌斯看来，诗歌体现着经验与超验的综合。诗是艺术精神的怡然自得和宗教的心旌神摇的结果，艺术家的任务是抓住充满了神秘意味和内蕴的灵魂之闪光点，将它传达给读者。吉皮乌斯竭力以自己的创作鼓动一场宗教革命，促成人类的精神变革，迎接她所预言的第三约（相对于通常人们所确认的旧约和新约）时代的到来。因此，她提请人们注意三位一体的奥义，注意基督化身为人子的重要性。正是基督与人类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同构，才使得后者拥有得到拯救的可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二十世纪初，虚无主义思潮一度流行，对文化的各种形态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加速了西方世界的没落。在一片意义与价值的废墟上，现代人应该如何拯救自身？“人可以忍受饥饿感，却不能忍受无意义感”。重建精神尺度的问题就这样摆在了这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面前。吉皮乌斯的解决方案是：爱，寻找一位爱的上帝。考察这位女诗人整个思想的发展脉络，关于爱情的神秘主义冥思构成了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标示着俄罗斯理念对世界文化最出色的贡献。当她同时代的作家，如普宁、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耶夫在悲叹爱情如朝露一般易逝之时，吉皮乌斯却以独具的慧眼肯定了爱情的不朽与恒定性。她写过一系列关于爱情的文章：《艺术与爱情》、《爱的批评》、《爱情与沉思》、《论爱情》、《爱情的加减法》等，其中代表着她思想之精髓的是抒情诗《爱，只有一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将它译成德文），吉皮乌斯如是表明自己的主张：
波涛汹涌，散成碎沫，
仅仅只有一个。
心灵不能过着背叛的生活，
没有背叛，爱——只有一个。
……
我们为爱情付出血的代价，
而忠实的心灵——依然忠实，
我们只拥有一次爱的权利……
爱只有一个，好比只有一次的死。
在吉皮乌斯看来，爱情由于它的唯一性和恒常性，能够帮助心灵拒绝生活中的变节叛卖行为。上述诗句告诉我们，生活尽管枯燥、单一而冗长得令人厌倦，但只要胸中揣藏起始终不渝的爱情，就能逐渐靠近永恒和不朽。
世界尽管光怪陆离，千变万化，吉皮乌斯的爱情永远坚持着它的唯一性，在不可分割的生存状态里散发神性的光辉。这种本真的爱情卓立于“物理时间”之上，循着情感控间伸向无限，它不可重复，独一无二，是人类皈依永恒的过渡。爱情是生活的最高价值，它消解一切矛盾，清除所有障碍。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占有显著的地位，是双方达成沟通必不可少的桥梁。正是这一中介性的存在，个人与社会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当今世界，个人倘若要摆脱其软弱无助的状况，唯有和其他人一起，积极地介入生活，才能成为整体中的有机成份而变得强大起来。爱情介入生活的有效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他人的价值的可能性，而个人也唯有认识到他人的价值，才能够真切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使个性变得丰富起来，高尚起来。
吉皮乌斯属于那种对“奇迹”存有“诗意的永恒渴望”的诗人，在一本诗集的前言中，她写道：“作为人的本性自然的和最迫切的需要的东西，就是祈祷。每个人一定要祈祷，或尽力去祈祷，……诗，在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写诗，文字的音乐——这仅仅是祈祷在我们心灵里所采取的形式之一。……我确信，对韵律，对说话的音乐，对内心颤栗体现为正确的语言的声色变幻——永远和祈祷的、宗教的、彼岸世界的意向，和人的灵魂最神秘的、最深刻的核心联系着。所有真正是诗人的人的所有的诗——都是祈祷”。诗、哲学、宗教分别作为美、真、善的路标，被竖立于人类由生命到死亡的那一次漫长的旅途之间，它们的最高境界，或称终极的关怀，必然殊途同归，进入浑然一体的状态。吉皮乌斯的创作体现了将真善美合一的努力，为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由浪漫主义转入现代主义阶段作出了时代的见证。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他自己却疯了，因为他无法在信仰真空的状态下维持心理平衡。从某个角度来看，上帝与人类是宇宙的两极，他们需要相互支持。人之所以需要上帝，是因为他置身于大地这一充满罪孽的堕落空间之中，上帝需要人，则是由于他充盈的仁爱需要得到证明。这样，祈祷作为神学意义的语言艺术便是祭司式的诗人最容易作出的选择。吉皮乌斯的祈祷并不是对上帝的乞求，而是一种目标的自我实现，她在诗歌的对白或独白中与灵魂或上帝对话，用来克服人性的弱点，以完善和丰满的形象迎接最后的审判。
综上所述，吉皮乌斯的创作是理性与激情高度统一的结晶，属于俄罗斯“白银时代”伟大的精神遗产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为三十年代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导向性的贡献。她以全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韵律、自己的抒情方式，丰富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神性内蕴。在人类的蒙昧时代，祭司们通常以诗歌的言语方式传达神的谕示；而今，迷惘的现代人为拯救失落了的灵魂，再次推举诗人成为他们的先知。吉皮乌斯被赋予的或许正是这一份十字架上的光荣。
心灵不能过着背叛的生活，
没有背叛，爱 —— 只有一个。
——吉皮乌斯
吉皮乌斯诗选
汪剑钊 译
从没有过
天空中静静安睡着黎明前的月亮，
我向月亮奔去，灵敏的积雪吱吱响。
我不倦地盯视着粗鲁的面孔，
它回敬我一种奇怪的笑容。
我想起了一个奇怪的词语，
我一直默不出声地将它重复。
月光变得更加凄楚，更加凝滞，
马儿跑得更加轻松，更加迅疾。
我的雪撬不着痕迹地轻轻滑过，
而我依然念叨：从没有过，从没有过！……
哦，莫非是你，单词，熟悉的单词？
可我并不怕你，我怕的是另一个单词……
月亮僵死的光线并没什么可怕……
我怕的是，我的心中一无惧怕。
心灵唯有领受没有悲伤的寒冷的爱抚，
而月亮行将沉落——它逐渐死去。
1893
无 力
我以贪婪的眼睛远眺大海
被钉牢在海岸的泥土中……
我在深渊之上凌空高悬——
我不能飞向蔚蓝的天穹。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既没勇气死，也没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朝着太阳长长地伸出手臂，
我瞥见了苍白的云幕……
我仿佛已经领悟了真理——
却找不到语词将它说出。
1893
爱情——只有一个
波涛汹涌，散成碎沫，
仅仅只有一个，
心灵不能过着背叛的生活，
没有背叛，爱情——只有一个。
尽管我们愤怒，或者游玩，
甚至撒谎——可心里静谧。
我们从来不会有所更改：
心只有一颗——爱情只有一个。
生活因为单调而十分强壮，
空虚乏味，枯燥单一……
生活的道路漫长又漫长，
爱情只有一个，永远只有一个。
唯有在不变中才见出无垠，
唯在恒常里才见出深蕴。
道路越远，离永恒越近，
愈加清晰的是：爱情只有一个。
我们为爱情付出血的代价，
而忠实的心灵——依然忠实，
我们只拥有一次爱的权利……
爱情只有一个，好比只有一次的死。
1896
微 尘
恐怖和人间不幸的怜悯
将我的灵魂牢牢地控制，
我无法摆脱开微尘——
到处我都与它粘连在一起。
裸体的夜对我睁着眼睛，
它忧郁一如阴晦的白日，
唯有低低奔跑的乌云
飘下一道垂死的影子。
刹那间激扬起的风儿，
呼吸着雨水——转瞬即逝。
灰色的蛛网伸张开纤丝，
自天穹向下浮游飘曳。
单一模糊地慢慢滑动，
它们好似人间琐细的日子，
可是这些细线织成的罗网
远比垂死的雾气沉重。
置身闷热的尘埃和迷雾，
心灵力图挣脱生活的缰绳，
顶着虚弱无力的恐怖，
徒然地奔向最后的牺牲。
而屋顶上的点点尘粒
仿佛在羞怯的梦中，轻轻叩击。
微尘，我祈求你，轻些，再轻些……
啊，请你们小声地为我哭泣！
1897
敲击
子夜的影子，万籁俱寂。
心在敲击，钟在敲击。
夜黑得不可思议！
它的幕布多么厚实！
而我知道，那颗孱弱的心，
它的黑暗更为沉寂，
我向你祈祷，啊，父亲！
给我声音，或者一个暗示！
我爱自己，也爱世人，
却更迷恋深藏的灵魂。
我要把这一个灵魂，
按我的心愿折成两份。
寂静变得更富有生气，
黑暗中，它传出一个声音：
任由它黑暗永无休止——
光明终将从黑暗里诞生。
1900
爱情
我的灵魂中没有“痛苦”的位置：
我的灵魂就是爱情。
她粉碎了一切希冀，
为的是让它们起死回生。
语言是开端，请等待语言，
它将向你们敞开。
已完善的——将重新完善的，
你们和他——是一个圆环。
最后的光一定会普照众生。
凭藉着一个标帜，
上路吧，痛哭与欢笑的人们，
大家都向他走去。
人间的解脱把我们带向他，
还有可能出现奇迹，
万物都在一起融合、同化——
天空与大地。
1900
电
两根线缠绕在一起，
线头光秃秃露在外面。
那时“正”与“负”不曾融为一体，
不曾融合，只是相互纠缠。
它们黑乎乎的缠结
那么紧密，那么死气森然。
可是，复活等待着它们，
它们也等待着复活。
两根线头相互触碰——
另一对“正”与“负”
和这一对“正”与“负”同时惊醒，
一旦两个线头融为一体，
它们的死亡将引来一片光明。
1901
作品选自
《致群山中的她——吉皮乌斯诗选》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