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直到二战结束以前，萨特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学以及勒阿弗尔中学他的学生们的证词、西蒙娜·德·波尔瓦关于三十年代他俩最初友谊的证据，勾画出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形象：思辨的激情消磨了他的全部时光：先是哲学——在柏林获得奖学金并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一生——紧随其后的是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个三十五岁的青年，据他自己承认的说法，“在1940年以前，我一直对政治缺乏见解，连选举都不参加。”应征入伍后，在德国入侵时被俘，在战俘营里蹲了几个月，获释时对政治的关注已占据了心头。但是，尽管他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就是在德国占领时期，他对政治的关注也没有在发表的作品中明确地表达出来（如《想象》、《存在与虚无》、《密室》），或许《群蝇》除外，剧中灵活地使人可以看到一个反对专制政治的隐喻（后来，马尔罗直率地回忆说：“就在我同纳粹作战的时候，萨特却让人上演他已经德军当局审查批准的话剧。”）。
实际上，萨特的政治活动是在1945年10月开始的，即法国解放的时候，标志是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了，而政治也为他后来写出的一切提供了条件；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声明、宣言和举动渐渐地凭借知名度、或许在政治领域比他由才气而写出的作品更有实效。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他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开态度导致许多法国青年加入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行列里来，相反地，很少有人读过《辩证理性批判》，这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企图用他那毫无反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给马克思主义增加活力，而他的这一哲学本来是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听的，但反响几乎等于零。
很难总结三十五年来萨特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因为时间离我们太近，内容也太复杂。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热情过度往往使他办事不公正，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态度又总是有豪爽大度、为人正直的基本性格，因此哪怕他在政治上犯错误、患了幼稚病也是令人尊敬的，还可以说他那辨证的才能成了双刃利器，因为让他有了说服力的同时，也给他坚持的一切，甚至他那些专横的命令（如著名的“一切反共分子都是狗”）穿了真理的外衣，这些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但不全面。了解萨特的总体永远比任何一种简单概括更加有益。
还从来没有人对萨特采取种种立场时所怀着的大公无私和光明磊落提出置疑。他的立场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贯的和坚定的，比如，反对殖民主义。当印度支那还是法国殖民地时，当欧洲的左派政党中几乎没有人挺身而出支持北非和黑非洲的殖民地争取独立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对殖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坚持正确理解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时，他是一贯的和清醒的；他向法国人说明：亚、非、拉美是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世界，它们的贫困部分地说明是由于老殖民列强和新殖民主义者造成的，它们的文化应该加以研究和受到尊重（在第三世界成为时髦的名词之前的许多年，《现代》杂志刊登过不少文章介绍亚、非、拉美国家的情况，我至今记得在1954年或1955年间该杂志刊登过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文章）。
但是，这些是萨特政治活动的侧面。核心是信念，使他获得了解放并陪伴他到去世的信念，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有责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工作。“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各种不同的东西；萨特一生中都在支持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到了晚年，甚至支持北欧的社会民主制度，经过多年辱骂该制度是不足挂齿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后，他承认这个制度在调节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关系方面比任何制度都走得更远。
他亲苏、亲华、支持卡斯特罗、同情托派、保护城市游击队员，但是一直不加入共产党，而且一直当个所谓的“同路人”。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像其它知识分子那样是机会主义的顺从，是失去独立性，是变作纯粹的工具。只要时候一到，他就保持距离，就严厉批评法共和苏共，比如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审判希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因为他这种与法共保持距离的态度，共产党人攻击他的凶狠态度远远超过文字批判，尽管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思想和道德的努力奋斗中度过的，虽说他是个党外人士却从来没有故意与法共作对。对于这一戏剧性的立场——五十到六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态度——1960年萨特在一篇散文中是这样提出的：“与共产党的合作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是必要的呢？因为社会主义是面对人类问题唯一的彻底答案，还因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实现的。那么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思想”，法共是搞教条主义的，彻头彻尾地跟着苏联的政治跑，还因为在苏联虽然它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是“唯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在那里‘进步’这个词是有意义的”，却出现了严重的修正主义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滥用职权，腐败成风，官僚横行，甚至有严重的犯罪活动。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那么怪我太笨拙，而并非我的本意。因为这恰恰就是萨特以他闪光的智慧在《共产党人与和平》、《斯大林的幽灵》等大量文章中以及同朋友、同志的辩论中所经历的痛苦的两难境地；这些朋友由于无法每日跟着他走这条立场困难所迫的弯路，便一一与他绝交了，他们是：加缪、阿尔朗、埃坦布雷、梅尔劳·邦迪，以及其他许多不大知名的人物。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正是这个两难境地很难得到人们的原谅。对于我们这些如此钦佩他智慧威力的人来说，这个两难境地根据他善于化做不可争辩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纯粹是一种信仰行为所致。如果使用他的术语，就是“恶意”所为。这个两难境地还会让我们这些多亏了萨特才从教会、罗马和唯一真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想到：还有另外的真理，另外的教会，另外的罗马，批评他们也是必要的，有时要严厉地批评；但是明明知道为了当一名“进步人士”就只有怀着下地狱的思想过活而别无他法。
（四）
未来的读者对于萨特在我们时代的意义将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如同我们很难准确理解伏尔泰、雨果、纪德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意义一样。萨特与这三位大师相同，都属于法国那奇怪的制度：精神长官制，即指教授知识、写作甚至说话的长官，广大听众赋予他立法权；上至政治、文化、道德等重大问题下至生活琐事，由他一锤定音。这位身兼学者、权威、神甫、导师、首脑、教师、父亲于一身的精神长官用思想、行动、态度、意见影响着他所处的时代，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思想意见是他独创的或者有时只是他的感觉，但随后便化做公共财富，溶解到民众的生活里去了（这个精神长官制是地道的法国造，因为虽说在别的国家的偶尔有几位扮演这类角色的人物——诸如，西班牙的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在法国，至少从十八世纪开始，全部精神生活便以这种方式围绕着既是作家同时又是艺术感觉、爱好和偏见的权威们旋转流动着）。
对于仅仅通过作品来了解萨特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知道他说过的或他以为可能说过的事情对成千上万人的影响并且化做行为即“生命选择”时达到何种程度。我想起了我的朋友米歇尔，他曾经禁食，赤裸着全身，迎着巴黎冬天的寒风，上街游行反对占领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回来时得了肺炎；我还想起了我隐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品的那间拥挤的阁楼，因为大家都“应该有所承诺”啊。为了萨特，我们在关键时刻堵住耳朵不肯倾听加缪的政治课，但相反地通过萨特和《现代》杂志，让我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事件的复杂性。谁有理？是像大部分左派人士坚持的那样，以色列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手工制品吗？应该相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是一样的吗？萨特把我们从简单化和片面化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总是坚定、清醒、勇敢和光明磊落的。他明白可能有两个同样正确、但是互相矛盾的立场，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合法地确定了各自拥有祖国的权利，因此应该维护这样一个论点（那时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由于埃及的努力，可能性正在出现）：只有以色列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后者也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时候，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对萨特的失望发生在1964年夏天，当时读到一篇《世界报》为他写的报导，文中写他在文学方面似乎背弃了从前的全部信仰——以及在我们心中建立的信仰。他说：面对一个正在饿死的儿童，《恶心》毫无用处，一钱不值。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作诗、写小说是没用的事情？甚至更糟：在社会不公正存在的情况下，写作是否是不道德的事？看来是这样，因为在这篇报导里。他劝告新兴的非洲作家暂时放弃写作，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或其它更紧急的任务中去，为的是建设祖国，因为只有等到将来才有可能搞文学。
我记得那时想呀，想呀、翻来覆去地想这篇报导，心中有一种被出卖的受侮辱的感觉。从前，这位大师教导我们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事，可不能拿它当儿戏，创作是可以改变人生的行动；突然之间，他又告诉我们：事情并非如此，文学说到底，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文学是一种奢侈品，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享受，贫困、落后的国家用不起，比如我的祖国。可那时已经没有任何道理能让我抛下文学了，因此，这篇报导所起的作用恰恰是让我抛下了萨特：伪装已被剥去，维系精神长官与其追随者的非理性纽带已经中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我意识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会说蠢话（尽管是在气馁的一瞬间）的时候心里是多么地沮丧。经历了这么多年对他的崇敬之后，心中同他展开辩论、用成堆的问题把他难倒，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到精神一振。在一个国家里，根据人均占有多少蛋白质系数，写小说才是有道德的行为？国民收入、儿童文学、死亡率、健康状况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指标，绘画、作曲、雕塑才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类活动能够比小说还要更优雅地经受住与儿童的死亡相比的打击？星占学吗？多少死去的儿童与量子理论相等？
萨特这些宣言掀起了大辩论之后，他本人出来做了淡化和修正。但实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对文学的失望。无论如何，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有错误：他要求文学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谁要以为一部小说或者剧作可用看得见直接、具体的方式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那他最后对文学或者任何艺术都会感到失望，因为艺术品的社会效应是间接的、看不见的、只可意会的，很难加以测量。这是否意味着文学艺术无用呢？这虽然不能像证明一个定理那样加以证明，但毋庸置疑是有用的。我自己知道
虽然事过境迁，虽然心头有些怨气一直没有散去，对萨特言论、行动和作品的关注却始终不移。或许如同所有这样或那样受过他影响的人一样，我在每次辩论、每次危机、每次决裂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萨特，为的是了解自己的表现优劣。我现在还记得1967年在互济会上我坐在他身边时产生的喜悦心情，那是一次要求释放乌科·布兰克的活动，我也记得在发生所谓“巴迪亚案”、知道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国第一批在我们的抗议书上签名者时对我们精神上所起的镇定作用。
随着他一道逝世的还有某种理解和从事文化的方式，这一度也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随着他一道结束的还有一种精神长官制，这种制度可能是最后一次出现了，因为与他同代的精神长官们都是很有学问的，或者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及其聪明的追随者；后来年轻的几代人中大概没有任何人能够填补他留下的这一影响巨大的空白了。
有人说我这些关于萨特的笔记太生硬了，不该从一个欠他情的人口中说出来。我想萨特是不会在意此事的；可以肯定他不会喜欢法国官方给他下葬时放的无情焰火——赞美、颂扬和涂脂抹粉，因为他始终对官方都出言不逊。应该记住的是萨特是个不讲虚荣的人，他一向不赞成搞纪念活动，并且厌恶伤感主义。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代表作品有《绿房子》、《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等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自1990年以来首位拉美作家获奖。颁奖词就是对其作品的评价：他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