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新诗的“起点”有七八种候选，考辨其间的准点或“游移”，可在多重时间刻度中采撷更多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以便加深对这一特异文体的理解；新诗冠名的前蕴与后续变化，也有十余种之多，粗析其内涵外延的规定与微妙变换，可以感受百年新诗的巨大活力活性，而新诗的活力活性正是新诗生长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新诗 “起点” “冠名” 考辨 活力活性
一
新诗的诞生，面对几千年文化压力，绝不是“偶然之偶然”的一蹴而就，而是经由受孕、发育的漫长妊娠过程。粗放一点说，至少可以前推到1899年“要新意境”、“要新语句”（《夏威夷游记》）的“基本纲领”，或再早些的“我手写我口”（1868·《杂诗》）的主张。作为前驱的说辞，两者均有一定分量。不过现在，新诗研究者们更愿意越出铺垫期的具体起讫，把思绪延伸至“诗界革命”的大范围，有意或无意扩大新诗源头的含混性，从而大大丰富新诗发生的历史。【1】
此类延伸，有益于源流上做全面勘检，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不妨碍人们对“宁馨儿”呱呱坠地的多面寻索。因为模糊与精准本可以互为补充，况且精准的时刻表还存在诸多争议。仔细推敲起来，新诗“起点”的取舍居然有七八种之多。固然没有“绝对的开端”，但大体时间所隐含的各种资讯，足以继续让我们思考这一特异的文类。【2】
以下略加考辨。
第一个说法是1916年7月，胡适写于留美期间的《答梅觐庄——白话诗》，被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郑重称为新诗史“第一首白话新诗”。【3】该诗文白夹杂，不乏俗语方言，是胡适对梅氏观点的摘引与辩驳，构成了模拟性语调的鲜明风格。长达百多行的“分行议论文”《答》，本该成为胡适献给新诗史的第一桶金，然不受本人待见，在《尝试集》初版到增订四版中不见踪影，日记、书信里也没有做出解释。笔者只好揣测原因，可能作者感觉该诗理归“以诗论诗”者，不合胃口；且多有打油成分，尚属游戏之作，故而不便登大雅之堂。既然事主如此淡然漠然，后人怎么好强求人家作“开山之作”呢？
第二个说法，是胡适本人将他的译诗《关不住了》（《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确立为“我的新诗成立的新纪元”【4】。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由于翻译初起，通常人们都把翻译当作创作看——某种程度抬高了译诗地位。《关不住了》翻译的是意象派诗作，意义却在于采用直译方式，最大限度保留英语语法特征，让现代汉语与之建立相应的文法秩序，标志着胡适突破了“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故不惮瓜田李下进行自我举荐。但诗歌史家们根据的是创造性与创新性原则来行事的，再完美的“二手货”也只能归结于“始作俑者”的一厢情愿。
第三种说法是1917年2月《白话诗八首》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总体上说《白话诗八首》，语言明白如话，表达自由率性、分行分段排列顺当；自然的内在音节、当下生活的映像，平实清新的风貌，虽还带有旧体诗词若干痕迹，但它与文言诗的做法开始划开界线，指向了准现代形态。不少文学史家视其为新诗的诞辰之日。
第四种说法是一年之后——1918年1月《新青年》刊载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合辑”——九首白话诗。在部分研究人员心目中，他们更乐见这一年为新诗的“元年”。代表人物有朱自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做了权威性决断，不过其《导言》出现了某种“误差”。他劈头第一句“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按一：指1916年7月22日《答梅觐庄——白话诗；按二：也可能“误指”一个月后1916年8月23日的《朋友》即后来大家所公认的《蝴蝶》）。接着又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这时是七年正月”（按：《新青年》四卷一号复刊为1月15日，而农历正月如换算阳历则要变为2月）。【5】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时间节点——“民五七月”与“民七正月”（1916.7与1918.1），这多少造成了新诗诞辰的“游移”。诧异的还是朱自清不提“民六”的《白话诗八首》，让人不得其解：既然未发表的（不论是《答梅觐庄》还是《朋友》）都可以做“起手”之肯定，那么半年后公开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怎么反倒“人间蒸发”？唯一的解释恐怕不是朱自清遗忘（相隔十八年），而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前八”——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诗，而更愿意认领后来居上的三人“九首”。
部分研究者采纳朱先生的观点，如编年史家刘福春坚定不移。他在煌煌2千页《新诗编年史》中，把1918年1月做首页置顶，有意放飞1917整整一年，显然是将1918年1月“白话诗九首”铆为新诗的发端。在去年新诗会议上笔者曾请教其具体依据，刘福春笑而不答，想必他在纠结中更推崇艺术的完整性？在笔者看来，后发的集束枪弹虽然比前头单人“点射”更具力量——语言和体式方面都较前者有所进步，但在同等白话层面，还是需要遵照“捷足先登”的守则。正如《尝试集》的出版固然逊色于一年后的《女神》，但依然改变不了它在新诗集出版史上的头把交椅。【6】
第五个说法是艾青在《新诗六十年》总结一文中，举荐1917年10月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是最早的新诗”。【7】该诗充满真切的平民精神，纯熟的口语表达，自然音节与“重造新韵”，展现了彼时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颇受读者好评。然而，作为“鼎足而三”的单篇成果，还是显得有些单薄。艾青的“提名”最终孤掌难鸣——委实被整体性的“三人九首”所压盖。这首现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力作，称其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起点”似更名副其实。
最后一个说法是有人挖出1909 年5 月13 日《民呼日报》于右任的《元宝歌》（署名大风）：
一个锭, 几个命,
民为轻, 官为重。
要好同寅, 压死百姓,
气的绅士, 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该诗语言洗练，长短错落，针砭时政，情感炽烈，“应当说是一首比较好的白话新诗。这首诗比《蝴蝶》早七年问世，说它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可谓有理有据”【8】。诚然，该诗率先彰显白话诗优点，但为何不宜作为发端呢？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元宝歌》提前几年“一枝独秀”，但无法连片“秀之于林”。单桨孤樯，难以掀动滔天大浪，“骚心髯翁”，怎抵时代弄潮？或许将来，人们还会在7年时段（1909——1916）内，再挖掘出王佑任、林佑任、李佑任，想必都难成气候。因为他们都无法像胡适在理论、实践、宣传、推广上全方位地承担起历史使命。应该说，1916到1917一年间，白话诗的实验室基本上是胡适一人“独当一面”。其白话诗写作未必最好,但最有资格代表。基此，新诗的开山之重历史地落在这位绩溪人肩上。新诗发轫的首选不是1917，便是1916或1918，连贯性三年，已经备好了它的揭幕仪式。
另有一种提法是1914年1月23日，胡适写于留学日记中《大雪放歌和叔永》，3月改名《大雪》刊发在《留美学生季刊》，被称为“第一首白话诗”。此说出自2014年出版的《泛叙实派诗人论》专著之代序。【9】笔者当时相当纳闷，赶快打电话到广州向作者请教：明明都是七字文言，怎么好判定它为白话呢？况且胡适把这首诗排除在《尝试集》第一编与第二编（专收新诗）外，安排在附录《去国集》里（专收旧诗与译诗），说明他本人也不认可该诗的“小脚鞋样”——完全的旧诗遗迹。以此作为新诗起点，是不是有些草率？
笔者以为，新诗起点的取舍要遵循三个原则:公识度、相关度、优先性。不是公识度越高，越具科学准确，有一些并不太科学准确的，反而因“约定俗成”获得“准入”，所以在相当人数认领时，需要同时提防被随波逐流所“裹挟”；而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处于矛盾统一场域，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与周遭事物的关联。在网络状的普遍联系中，梳理关系中的各种难点、疑点，哪怕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不放过；应该说，起点的取舍是关于时间问题的处理，遵循时间先后排序应是最佳选择。在同等和接近同等水平的条件下，无疑应该首选那些“捷足先登”者。
依据上述原则，在七八种候选中，笔者最后敲定单人《白话诗八首》与三人“白话诗九首”为最后“冠军争夺”者。在1917年2月与1918年1月——相差一年的“较量”中，两者近乎平分秋色：在质量上，后者的整体水平高出一筹，但在时间上“慢了一拍”。综上分析考量，如果保留两个生辰（类似阴历阳历），未尝不可。但起点最好有一个明确了断。“前推”一年，新诗可能摘取更多“业绩”；“后拖”一年，则可能增加“板凳厚度”。
如此界线分明的“取舍”有必要与重要吗？重要者可能看重精准的时辰具备严肃的仪式感，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量度的优势，在心理上安妥归属感。不太重要者可能认为“模棱两可”没什么不妥，因为新诗的发难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准点”问题，即使有一年之差也不妨碍“大局之发生”，况且历史的想象力带来历史的丰富性，反倒让人获益不浅。笔者对此倒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比喻：一个人六岁上小学和七岁上小学是一样的吗？
如果确要两者取其一，笔者更倾向于把个人一票——投给“1917年2月”——以时间优先为裁定依据。因为它符合当时新诗最低门槛——分行分段排列、白话语感、白话思维；符合始作俑者的初心——自由言说、诗体解放、具体准确明白。1917年2月的起点确乎不算太高，可挑出许多毛病，但这一破壁，在百年前的困顿与分化语境中，可谓撼天拔地，功盖一世。
“准点”与“游移”的讨论，表明新诗这一文体的初始生命，在现代性的强力“漂白”下，首先不能放弃对“胎记”的锁定，因为它是生命的第一基因。与此同时，多方保留相关标识物，以增强其生命的丰富厚度何乐而不为？尤其是围绕生命端点及前后延伸线的分辨，隐伏在时间幌子下，是那么多驳杂的资源与意涵，而好好采撷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才是更为重要的。具体的时间刻度虽残余较大起伏，恰好提告人们百年新诗的历史沧桑与来之不易；而人们对原点的争岐与差异性碰撞，反倒有可能提供逾越原点、打开更加辽远开阔的话语空间。
二
钱谷融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二十世纪似乎有点“慌乱”，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10】从新诗的起点到新诗的命名，再到企图更迭，的确有些像走马灯似的慌乱。其实慌乱既正常又不太正常——有与时俱进的生机，也带有“焦虑”的体征。
作为一种新文体，一百年间居然出现十余种冠名，是其他文类“鞭长莫及”的：白话诗、打油诗、新体诗、新诗、自由诗、现代新诗、新潮诗、先锋诗、现代诗、现代汉诗、新汉诗、汉语新诗、华语诗歌、中华诗歌，当代诗，以及刚刚冒头的“新代诗”，都不乏带有新诗“替代物”的正宗、混血、变种、亚种色彩。如果再加上出自流派、群体、社团、诗社的“专有名”（湖畔诗、七月诗、九叶诗、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第四代诗等）那就更多了。粗略考辨主要名称的由头与内涵，可以加深对新诗本体、本质、属性、特点的了解。
发轫期的白话诗实在太符合其内在含义——用白话写的诗——叫白话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过，业界之外的人士基本不知道在白话诗形成之际尚有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打油诗时段。颜同林的博士论文做了较好阐释。
直至1917年前几年，“视当时的白话诗为打油诗，不但是胡适其时（留美期间）的自称、朋友之间打趣的游戏笔墨，也还带有某种概念、性质的界定”【11】。彼时打油诗充当了白话诗的“前身”，明显的证据是，胡适以打油诗为标题的尝试之作还真不少，如闻赵元任割治盲肠炎的《打油诗寄元任》、《打油诗戏柬经农、杏佛》、《打油诗》、《打油诗一束》、《打油诗又一束》、《戏和周启明打油诗》、《打油诗答叔永》（同样以“戏”为开头的戏和、戏赠、戏寄、戏改、戏慰之作也不少），在此氛围下朱经农甚至力挺“盖白话诗即打油诗”的主张，可见打油诗之“储君”地位。【12】
但毕竟胡适高人一等，深谙名分之重大，需通盘考量。他在“打油”的同时，开始用类似的白话语言，写了一批较为雅化的诗。颜同林分析从打油诗到白话诗的过渡“机关”：在当时“白话诗”本身都很难冲破旧体诗堡垒的情况下，其历史合法性并不是打油诗所能获得的，尝试的阻隔，正名的艰难，逼上梁山似的让胡适不得不自我取舍。因此在“白话”入诗都已招人攻击，防不胜防之时，干脆丢卒保车，也不妨是一步妙棋、险棋，这样让“文言/白话”之间的冲突变得集中而专一起来，诗体大解放与“白话”的联系也得到强化与巩固。【13】缘此，白话诗“挤掉”了打油诗作为“嫡系”冠名的可能，更具科学合理的内在逻辑性。但是，白话诗的“短板”也很快暴露出来，过分与“文”的结盟使白话诗陷入“蹩脚的文言散文”。
这就有了1919年10月，胡适开始启用“新诗”这一称谓。以长短句的“自然音节”与“具体”包容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14】，让相对稚嫩夹生与权宜性的白话诗“退居二线”，新诗终于在与古诗的对峙中取得了正式户籍。从《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俞平伯）、《新诗略谈》（宗白华）到《新诗底我见》（康白情）的纷纷响应，表明“新诗”的正宗冠冕更切近新文学革命的实际而广受拥戴。在新诗的户口薄里，赫然写进新户主，白话诗降格为“乳名”。
“转正”后的新诗，符合胡适与他的时代所高扬的“历史进化观”。如果沿用白话诗，无法突破“文言白话之争”的藩篱，也难以表达新诗体所承载的新内容，而“新诗”的名称则能体现其新颖之所在。通过《谈新诗》一文，胡适回顾诗歌革新诸般问题，设定新诗一些规则，为其推广提供可行的依据——新的内容通过新的形式得以传输。《谈新诗》在发表之后的１０多年里,“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朱自清）。可见改称后“新诗”影响之大，持续之久。【15】虽然至今，对新诗合法性质疑的阴影仍延绵不绝，胡适终究还是正式打响第一炮，以至于人们最初在薄薄的壳内塞进“国语的韵文”这样简装的弹药，不做太多苛责。
不知胡适有没有对“新”字进行考源。《说文解字》的“新，象以斤斫木之形。从斤，从木，从石”。由“新”引申“斫”：砍削、砍伐，是否在时态性形容词修饰取舍上比“白话”更具威力？并最后成为“总裁”。“新”的更改天然地与“旧”划了一道楚汉分界，强化了它的激进与断裂，它不是“不经意间”或即兴的，而是反复比较权衡（包括前贤“新学诗”“新派诗”及同代“新体诗”的潜在、显在影响）后的水到渠成，体现了胡适的本意，又完全匹配新文化运动的主旨题义。
当然，彼时还有其他称道可供选择，比如“燕语”，1923年年章太炎在《答曹聚仁论白话诗》中主张诗歌“以有韵无韵为界”来划分，并坚持“诗本旧名，当用旧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别造新名”。他的“别造新名”是以日本的俳句为范例的权称“燕语”也。【16】不过，“燕语”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语境与习惯，且有“复古”倾向，自然没能得到什么响应。纵有权威声望者加以鼓捣，有暌时势多胎死腹中。
新诗“入主”的实力日益强大，自然会出现“扩展名”的野心。理论上的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7】，其实早就标识出新诗走向自由诗的大趋势。郭沫若同气相求，在相同时段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8】；30 年代初冯文炳在北大课堂进一步明确：“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我们写的是诗，我们所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19】而30年代末艾青力促“散文美”的传布，更加剧了自由诗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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