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马原对谈：不管潮流怎么变，还是要忠于自己的经验
1990年代初，有感于“文学正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潮汐般退去”，九叔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行程两万多公里，历时两年，采访了120多位文学家，拍摄成四千多分钟的素材带，剪辑成720分钟，分为24集的电视节目。这部电视专题片名为“中国作家梦”或“许多种声音”。这些访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见证。
本次对谈的嘉宾是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时间是1992年10月14日，地点在上海，王安忆寓所。
那个时候，王安忆已经发表了《流逝》《小鲍庄》等重要作品，不过，她的另一本代表作《长恨歌》，要到访谈的四年后才面世。时至今日，她仍是中国最高产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 摄影/肖全
马：好像作家里面你的自我调节能力不错，一直能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个大伙谈得比较多，说你“常青树”。你看当时，80年代初，你们那批年轻一点的作家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比如说，包括陈建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李潮啊，那时候李潮的影响很大了，但是好像都过去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出新，不可能一直写得好。但是，有些人有些具体问题，像李潮，什么生病啊。我们开始读你的东西，就有点……因为我们是同龄人，说话也不客气，开始有点像那种小女子那种散文似的，就是说看上去蛮亲切的，但是一定说怎么好啊，我们怎么特别喜欢，肯定也说不上。但是后来你的几个比较大的小说，大家还是没办法不刮目相看啊，就是从《小鲍庄》开始的。以前，我也零星地看过几篇，我就是觉得很女人味的，很抒情的。但是从1985年以后，可以看到，大家看到有你的小说一般都比较愿读了。
王：那也是比较早的了。
马：我大概还是读书读得比较混乱，就像听古人话吧，读古人书，不大读今人书，后来情况有些改变，就是同一代作家认识了以后，更愿意看他们的书，从书里认识这些人。可能我读你的书，还是从《小鲍庄》开始，我就这么乱说了，还是希望引一引你的想法。到现在为止，你总共写了多少字啊？
王：300多万吧。
马：就是小说作品有300多万。长篇呢？长篇有几部？
王：长篇要算我今年完成的话，有五部了，但其中有些短的长篇也就十多万字，那也算长篇。
马：陈村说你特别适合当作家，说你可以不停地写，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特别适合当作家，就你能这样总写，你看像我们都不行。咱们都是同龄人，我只有1987年，一年写30万字……
王：那你写的很多啊。
马：但是，我很多年，也没有写上十万字。
王：我大概就是细水长流了，慢慢地写，我喜欢这样。怎么解释自己呢？好像很难解释自己啊。那现在，自己好像处在一种，还在不断地行动的状态中，仍旧在做。我想，叫我自己去回想我自己的情况，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这种状态，我想我和别的作家有点区别，就在于，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个人认为，我总是不属于哪一个潮流。好像最初时，1980年的时候一种或者是“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我的文学都好像不算这一类的。后来把我算作“寻根文学”，其实我心里最明白，我不是寻根文学这一类。
马：那是因为……
王：就是因为《小鲍庄》，因为它正好符合当时有一批文化小说的潮流，正好是偶合了。就把我算在了“寻根文学”，这就算是合上潮流了。但对我来讲，其实不是，我好像始终不是在那个我们为新文学所划的几个潮流阶段里面。我看那些评论家写的文章，概论那样的东西，它就难把我划分进去，他们就说，现在又跑出什么“新写实主义”，而那些主义特别多，我自己从自己的文章里，我就发现了，我有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我很难放到哪一类里面去，就是很难在文学里面归类。但一个人总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背景，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自己的情况，我觉得从这十年来看，我的变化还都是比较自然地发展的，总是根据自己的……最基本的变化就是随着年龄成熟了，就比如说，最初所写的那些，你刚才所说的小女子的文章，其实，当时我也……
马：当时人也说起来比较年轻。
王：比较年轻了。
王：那个时候我还是很自然地按照自己的一种自然的发展，最基本的发展，就是年龄的发展。年龄它会带来很多变化，精力的变化，精力、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包括外部的，还包括心理的经验，会有很多的变化。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老实的，比较成熟地去按自己的变化来想问题、看世界、看自己吧。
我好像最初有变化，是别人那时候还比较喜欢我的什么《雨，沙沙沙》的时候，很喜欢我那种少女情怀、很纯情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很不满意我后来给他们提供了些别的面目的东西。我开始成熟以后，就开始不写这些东西，读者也很愤怒的，他们觉得我好像把大家的一个青春偶像给破碎了，那这个偶像其实是们自己谛造的，和我没有关系。他们都觉得很惋惜，觉得我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个样子了，好像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种成熟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已经是没有选择了，因为这是个自然的发展嘛，一个人不能……我已经老了我还在唱年轻的歌，不很恶心吗？我觉得要我说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忠实于自己的经验，一种经验的成长吧。
马：我前几年看你的一个短篇《鸿雀一战》，在你的小说里面，它大概是写得非常精彩的一个。
王：是吗？这是我最后一个短篇小说，从这篇小说以后，我就再没有写过短篇。
马：已经好几年了。
王：嗯，好几年了，1987年写的。
马：1987年啊，有点遗憾。
王：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没有评论，一点反响都没有。
马：有时候，是不是总有这种情形，就是真正自己写出自我感觉很好的东西，反而反响很冷淡，很平淡。有些东西，自己写出来当时也不是很激动啊，但出来好像舆论很激动，这种经历好像你也有吧？
王：我想这好像是有很多原因，一种是它正好符合一种社会的潮流，社会的思潮，那种社会思潮就合乎读者的某种心理潮流，那么它就会掀起一种反应。还有就是刚好赶上一种文学性的潮流，比如说《小鲍庄》出现的时候，我想它早一年晚一年都不会有什么轰动，正好那时候兴起“寻根”潮流，和文化小说的那种浪潮。
马：韩少功的一些文章，他自己有几篇很棒的小说。
王：还有阿城的小说，还有李杭育的一些文章，形成了气氛，这种气氛下呢，评论家也是很希望能够出现例子的。我们的小说出现，就帮他们找到了例子，我也觉得这是有很多原因，有很多机会。
马：《小鲍庄》还是不大像原来那个王安忆写的，一下耳目一新，这个现象本身可能会给作家本人带来变化。
王：啊，以后有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就连我自己也很奇怪，怎么变成这样，其实我也有写农村的。
马：当然，一般这些都不好类比。我自己知道，我不愿意别人拿你去跟别人比。但是，我说实际上有一个例子，就在同一期《收获》上，我也看了。当时，我也大吃一惊，原来铁凝的东西也很清新的，那种很女孩气息的，《麦秸垛》是同样分量的作品，但是，我说就阅读时产生的那种反应，老读者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冲击？
王：对，因为如果《小鲍庄》是韩少功写的话，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就因为是我写的，别人就觉得很奇怪，这种原因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巧合了。
马：《小鲍庄》《黄泥小屋》啊，好像你和张承志并没去倡导什么“寻根”这些理论、想法啊，但是《黄泥小屋》《小鲍庄》当时简直就成了这种理论的印证了。
王：当时有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运气啊。作品能不能叫响也有运气，就和当时的环境时间啊、思潮啊，都有关系。《小鲍庄》在我作品中大概是评论最多的，评论的文章特别特别多，那时候，好像所有的评论，报刊都在评论《小鲍庄》，有的时候，一期都能发好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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