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被解救——虽不是很肯定，但很可能——归功于第一位死者、那位讲故事的男子。”
去耶路撒冷旅行
[德]玛丽-路易斯·卡什尼茨
张帆 译
玛丽-路易斯·卡什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1901-1974)，出生于卡尔斯鲁厄市的一个军官家庭。在魏玛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图书贸易，先后在慕尼黑和罗马出版社供职。20年代末，卡什尼茨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爱情小说《爱的开始》(1933)和《爱莉莎》(1937)之后，转入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死者舞蹈与时间诗歌》（1947）抒写了对二战的印象，《未来的音乐》(1950)、《你的沉默——我的声音》(1962)、《再说一个词》(1965)等诗集为她赢得了抒情诗人的美誉。 叙事小说集《胖孩子》（1952）使卡什尼茨一举成名，作者自认为这是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1955年，卡什尼茨荣获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去耶路撒冷旅行》选自1966年出版的《卡什尼茨短篇小说集》。二战中，卡什尼茨目睹和经历了法兰克福市的沉沦，战争的残酷和磨难赋予她直面现实的勇气，促使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极大转变，以反思自我为切入点，她由早期抒情诗中理想化的艺术风格，转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悉心关注，开始了内心流亡。
去年五月，我们城市里流行一种神秘的疾病。此后几个月里，绝大多数市民都患上了这种怪病。医生们对这种病的起因和病理，一无所知。他们只好用普通的强效药和止痛药治疗患者的发病症状——体力衰竭和极度心神不定。据说，医生们期待着对第一位死者进行解剖，以便获取治疗这一疑难病症的方法。大多数人担心会错过最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案，几乎天天挤在医生的会诊室里。医生们也不幸感染了这种病，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试图安慰那些没有卧病在床、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向他们一再保证：尽管他们体力极度虚弱，紧张得瑟瑟发抖，但器官都是健康的；况且借助现代医疗技术，病情没有理由不好转，甚至还跟他们开些玩笑。可是，这种心理慰藉疗法维持不了多久，人们一出诊所，大街上满眼都是那些忧心忡忡、紧张抽搐的脸，他们又重新陷入忧伤和焦虑之中。
及至夏末，我们城市里的气氛已非常糟糕，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整个夏天，人们不许离开这个城市，所有人都陷入极度的恐慌和沮丧之中。许多人认为，要恢复健康，本应该去旅行——就连重病患者也想离开病床，因为他想当然地以为，就是在床上，而且只有在床上才遭受折磨。死，通常被人们视为最后的解脱，但死神姗姗来迟，至今还未降临。然而，人们早已开始互相观察对方，在最亲密无间的朋友的脸上窥探死亡的征兆。
我想讲一件怪事，它发生在十月份的三天里。在我就医的候诊室里，医生很有耐心，所以许多病人都来咨询他。第一天，早上九点钟，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在椅子的夹缝中间。外面又冷又潮，候诊室的门厅里，亮着灯。挂衣钩上挂着一些棉大衣，大衣的主人们执着地、沉默地挨坐在一起。突然，有个男子开始讲起了故事，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没有人想听他讲故事，毕竟我们不是在耶路撒冷那样的天堂圣地，身处死亡边缘的人根本不会有心思听他讲故事。那人靠墙而立，对我们暗示不满的轻咳声无动于衷。最初，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我们一样虚弱无力，言不成声，但后来却越讲越激昂，这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和气愤。我朝他望去，他与大家一样，脸色苍白，中等身材，衣衫褴褛；中年人，却有一双孩子般明亮而单纯的眼睛。他讲的是一个男人在监狱里被老鼠吃掉的故事，以及各种令人作呕的经历。但是，他讲述这种糟烂事的倔强和勇气，最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听他讲着。似乎，今天的会诊时间提前结束了。
第二天，犹如昨日重现，同一时间，几乎同样的病人等候在候诊室里。那个讲故事的陌生男子也在，他依然倚在护墙板上，准备开口讲故事，大家已经虚席以待，洗耳恭听，甚至对每位推门进来的病人不耐烦地发出唏嘘声，就像在剧院或音乐会上的气氛一样。但是，不一会儿，或许由于体力虚弱，或许缺乏兴致，那个陌生男子根本不想讲故事，只是一字一顿，断断续续，让人听起来感到很吃力，这些简单的词语杂乱无序，彼此毫无关联。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为何，我们都在认真地倾听，每位被医生叫到的病人都迟疑地、几乎是不情愿地站起身。或许他说出的每个词语都唤醒了我们心中的某种回忆或希望，虽然是空洞的，但它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厚重。
第三天，候诊室里的气氛很亲切，几乎是轻松愉快的。那个陌生男子提议大家一起做游戏，他开始解释游戏规则：首先，需要一些椅子，于是人们从诊所的餐厅里又搬来了一些椅子；其次，音乐突然停止时，大家开始抢座位，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座，因为少一个座位。此时，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应该有架钢琴，用钢琴弹奏“我到耶路撒冷旅行”的曲子？简直疯了，我心想，在候诊室里玩这种游戏，难道我们是小孩子吗？但是我没说什么，站起身，开始与其他人一起绕着这些椅子转圈，这里没有钢琴，那个陌生人用手指在一个鼓上敲打，这个鼓大概也是诊所餐厅里的一个家什，节奏令人压抑和不安，我们继续向前挪动，哧哧地笑着，轻声低语着，后来大家沉默不语，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快，短步急走，在嚓嚓的脚步声中，期待着鼓声结束。鼓声嘎然而止时，我们猛地扑到椅子上，这时，大家不再觉得这个游戏那么有趣了，而是非常担心、紧张，似乎占到座位是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样，然而所有人都坐下来了，没有人站着，椅子根本不少——怎么会不少呢？——原来那个陌生男子昏倒了，他直挺挺地躺在靠门的地板上，他死了——
距离我们在候诊室里玩这个幼稚的游戏，已经一年多了。那场疾病已经得到控制，就连最顽固的病情也有了好转。我们的城市被解救——虽不是很肯定，但很可能——归功于第一位死者、那位讲故事的男子。此时在其他地方，如美国或澳大利亚，人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可能也已找到了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方法。即便如此，我还会经常回忆起那位奇怪的陌生人，和他那并不令人愉悦的故事，此时此刻，我突然发觉，自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桌子上敲打着，正重复着他鼓声中那令人难忘的节奏。我试图写下他时断时续说出的那些词语：黑莓丛——雨——霜花——子夜……为何偏偏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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