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胡达·阿米亥：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

文/ 李海英

“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念叨这个词组时，我听到，洁白的羽毛闪过阳光的缝隙飞来。是的，飞来。那一时刻我愿意相信古老的传说，羽毛是精确的象征，“它用作秤砣，来称灵魂的重量。”那一刻我也坚信，耶胡达·阿米亥诗歌的情感所在——“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就是它。

必须强调，“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与“……在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或“……的耶路撒冷生活经验”有极大的不同。目前国内研究诗与经验问题时大多采用后两者的思路，强调的是“××的××经验”，特别热门的有“××的地域经验”、“xx的城市经验”、“××的身体经验”、“××的打工经验”。强调经验于诗人的重要性，一半是受艾略特与里尔克的经验说影响，一半是因为这样说比较时髦，不知何时它几乎成为批评家判断一个诗人是否现代性的分辨贴。之前我也常这样做，在谈论昌耀、多多、张曙光、王小妮、孙文波、靳晓静等众多诗人时，总爱找出他们描述的、我自认为的那种“属己”的经验。压根儿就没意识到，“××的××经验”这样的思维方式中，是把经验放置于二重从属性的位置，比如，“昌耀的西部经验”，“经验”先从属于“西部”，“西部经验”又从属于“昌耀”。

二重经验，有何不妥？

就在抓住 “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之前，香格里拉的小中甸镇发生了森林火灾，那一天是大年初三，一个老家是那儿的朋友就在那儿过年，她在讲述灾情之后，叹息：年年失火，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引起的，他们来到山林里做工，完全不会和山林生活，完全没有和山林生活的经验。“不会和山林生活”、“没有和山林生活的经验”，这个表述一下击中我。也正是这种表述的姿态，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与经验的关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一个外地人，在山林里生活、工作个一年半载，确实会获致一些关于山林的知识，但是，这绝不等于“会和山林生活”，他仅是获得了零星的二重经验。

二重经验，意味着“我”是主体，“我”流连于事物表面而感知它们，由此抽取出关于世界之性状的消息，获致诸多知识的片断，然后分类为“外在经验”、“内在经验”、“公开经验”、“神秘经验”等等，自以为洞悉了“事物之本质”。但是这个感知过程中，“我”为了生存及需要，把他周围的其他人或生灵万物——都当作与自身相分离的对象或相对的客体，先通过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学习来获致相关知识，然后再假手获致的知识（通常意义上的经验）使世界为我所用，一句话，世界乃是“我”经验、利用的客体而已。此种对待世界的姿态，必然会招致两种后果：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都会沦为“我”经验、利用的对象，都可能成为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关系；那么，必然地，为了利用，“我”对世界的态度，取决于“我”此时此地的需要，取决于它们的具体性状、素质。

利用，一种糟糕的姿态，导致糟糕的后果。阿米亥诗歌的经验绝不是这样的。初次集中阅读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乃是把他作为一种比照的范本。那时，我对国内知名诗人忽然掀起的长诗写作热潮深为诧异，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一心要用大体量来呈现当下的各种症结、一心要完成本时代的代表之作、树立里程碑式的标记，意图值得敬佩，然而，作为一个阅读者，我确实感受到了那些被赞誉的长诗文本中诗意的极端扭结、经验的一再固化以及情感的虚浮无力。当我描述完毕种种问题的现象之后，却无法确定问题的根源。为了克服可能的偏见，我找来了史蒂文斯的《带蓝色吉他的人》、威廉姆斯的《佩特森》、帕斯的《太阳石》与阿米亥的《开·闭·开》等长诗进行比对。那时我就认为，阿米亥对当下诗人最具有启发性，惭愧的是始终没想明白决定阿米亥诗歌特质的是什么。直到“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飞落，才终于确定，阿米亥之所以能深阔地展现了涵盖宗教、政治与记忆的民族命运，同时又能将个体在信仰与疑惑、情感与欲望、困境与希望中的生命认知成功地传达了出来，就是因为“和耶路撒冷一起生活”乃是他至上的、唯一的生活愿望，进一步地，这情感与姿态筑造出了“和耶路撒冷生活的经验”，再进一步，这经验筑造了他诗歌的教堂。

耶路撒冷，具有无可匹敌的场所力量，不管是生活其间的定居者还是不远万里的朝圣者都渴望从中获得“方向感”（orientation）与“认同感”（identification）。理所当然地，她一直都是《圣经》与诗人创作中的永恒基石。不过，当代语境下，很难将锡安的传统形象充分发挥，也很难再让她承担以色列历史、上帝或抒情者“我”的隐喻功能，因为阿米亥这一代诗人面临着的状况是：一方面，以色列复国之后，新的民族认同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个“具有特定的土地、语言和文学”的国家，这一代诗人必须肩负起“民族身份认同”的责任，必须在坚持近代德裔诗学传统与必须履行希伯来语言之间做出选择；另一方面，这代诗人广泛接受了现代英美诗歌的影响，他们想要与战前希伯来语诗歌素有的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律之传统相决裂，以此宣告希伯来语观念性诗歌的终结，同时开启用希伯来语表现现代情感、现代人际关系、现代生存状况之旅，完成了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的转型。

就是在这责任的重负之下，阿米亥卓然独立了出来。他和他的前辈诗人与同辈诗人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他以少有的“坦荡”面对现状。读阿米亥的诗，必须记得，他首先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才是一个犹太诗人。犹太人的基本生活中，有两种是不可选择的，一是宗教，每个犹太人从小都必须学习犹太教，学习《圣经》，学习让上帝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二是战争，这是以色列的现实；然后才是自己的个体生活，显然，宗教与战争是个体的一部分，个体又是宗教与战争的一部分。先说战争，我尝试把他的诸多战争诗中的细节置于叙述形式下：

十月的耶路撒冷阳光温暖，葡萄园与柑桔林散发出甜甜的气息，妻子在树荫下喂奶，孩子还不会喊爸爸。战争开始了，我收拾起皱巴巴的衬衫，乘坐城里的公交车，和那些漂亮的小伙子一起去沙漠，黄昏的天空像喇叭低附在我们头上，犹如上帝的喃喃声，沙子中的血腥味，像是我儿子身上的香皂味，风吹拂着旗帜，像是吹拂着揉皱的床单，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度睡到妻子的旁边，我想给孩子唱一支摇篮曲，身边没有盛开的野花，但是“睡吧，我儿，橘子皮会在梦中复活为一只橘子……”没有眼睛曾看见，没有耳朵曾听到，没有鸟儿曾讲过：我的孩子，睡着时，像根指南针，在夜里微微颤动。

孩子从出生那一刻我就关注他们，我教会他们走路，教会他们与人说话，我看着他们赤脚奔跑，和他们在内殿深处、在乳香缭绕的瓮坛之间、在祭坛四周的排水沟旁捉迷藏，在泪与笑之中成长。现在，他们长大了，应征入伍，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意大利军队的一名士兵，军帽上装饰着五彩的羽毛，快乐地冲锋陷阵，眼里无视敌人；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英国军队的一名士兵，在雨中守卫皇宫；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梵蒂冈的瑞士侍卫兵，身着五彩的制服，肩带和钝矛熠熠生辉。

可是，他们那被母亲和姨姑亲吻过的脚，那鞋上装饰着美丽扣钩的脚，将不得不走进雷区，走进沙漠，走进我多次走进的沙漠。我们到沙漠中去探望他们，那荒地，绳索和帐钩搭起的帐篷，路边刷白的石头，白得耀眼，遥远的沙丘传来零星的枪响，像是拇指在紧张而连续地翻过《生死经》。我要在风暴前的宁静中，在被埋伏的敌人发现之前，告诉他们我从战斗中学会的本事……

阿米亥写战争时，心中一定充满了愤怒：我曾经多次应征入伍，离开妻子，离开孩子，在大雨中看着同伴死去，在阳光下看着同伴死去，我出生于其中的城镇被战火摧毁，我回家乘坐的船只被击沉，我恋爱中的甜蜜谷仓被烧掉，我约会路过的桥梁被炸成碎片，糖果店被炸裂，我青梅竹马的女友被杀，我父亲死了。现在轮到了我的儿子和女儿了，我和耶路撒冷的那堵城墙，都没有保护的能力，只能爱，只能忧虑：

我的儿子应征入伍，我们送他到车站，和其他
男孩一道。
……
我想给他一些建议：听着，我的儿子，你
不可改变。
记住：你是怎样就是怎样。天热时，
要多喝水——咕嘟一口下去，抖擞精神。
还有一个建议，是我从自己的战争中学会的：
夜间外出巡逻，水壶要装得满满的，
这样水就不会哐啷作响，暴露你的目标。
你肉体里的灵魂也应该这样，又大又满，而且
沉默。
……
“最后，这些事都要记住。”现在
我的女儿也应征入伍。现在，她的脸
也出现在慢慢驶出车站的汽车窗口。
现在，
她的脸也在车窗一角，像信封上的一张邮票。
酷似他的兄弟。
呵，那些邮票，寄给世界的那些信，
我们寄的信，上面那些编号、地址、姓名，
那些绚丽的邮票，那些脸。
而信件审查官打下的戳记，恰如命运的锤击
（《我的儿子应征入伍》，黄福海译）

这是个人性的倾诉，传达出的痛苦与恐惧是一种绝对的痛苦与恐惧。阿米亥在这组诗中，将两代人的命运进行对比：父亲和孩子，一代替换另一代，父亲之前为之付出的一切努力（甚至死亡），丝毫没有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这让他忧虑至极，这忧虑是对绝对可预料的后果的忧虑，他去传授“经验”——伪装、沉默、怀抱信心、想象美好——这是对生活与死亡肩并肩的忧虑。我们也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死亡恐惧所震惊，也对希望的遥不可及与安宁的稍纵即逝感到心酸，然而，我们这些置身于城外的大多人并不能真的理解这座城。当我们从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上观看耶路撒冷的，当我们疑惑明明是要救赎的三大宗教为何一刻也不停息地争夺此地之时，当我们评头论足、猜想臆断之时，我们很少想到耶路撒冷失去的是至爱：

耶路撒冷正坐着哀悼，她坐着守丧
那些前来探望和安慰她的人们，
无论白天黑夜，都没有给她安宁。他们热心，
可他们从不提起逝者的名字和逝者的
生前，
他们只跟她聊聊世间的事务和日常的琐事。
正因为他们来来往往，她没时间哀悼，
她还不知道，她既是哀悼的人，也是被哀悼的人。他们不让她独自坐着，
所以她就守护着年代久远的教堂，
如同一位母亲守护着战死的儿子的房间，
不挪动屋里的任何东西。甚至不拉开窗帘。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3》）

阿米亥的诗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困境“坦荡”言之。“坦荡”针对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毫不避讳“家丑”，耶路撒冷的现状就是如此不堪，曾经，土地（家园）、男人（父亲、儿子）、“她”（母亲、妻子），是犹太民族离散中永远的困境，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不管它多小），但却一再地承受着各处飞来的石头。

二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当局。执政者在发动战争之时，通常会提出符合自身需要的一套逻辑框架，有的宣称是为了保卫特定社群（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民族）免受他人的蹂躏而发动战争，并以屠戮他人的生命为至高荣誉，有的假借共同利益之名行战争之实，有的打着全球责任的旗号对他国实行霸权……不管以何种名义发动战争，战争一旦成为日常的常态，置身其中的生命必定会脆弱不安，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只剩：生命危若累卵，饱受暴力的摧残与煎熬。我们这些他者，在议论中东问题时可能很少体会到诗中的恐惧与痛苦。

三是并不领情“他者”，直斥外来介入者带来的持续伤害，“他们不让她独自坐着”，那就是剥夺她的自主权。“他者”在阿米亥的诗中包括参观者、朝圣者、吊唁者、调停者等一切外来者。二战后，为了解决以色列复国的问题，联合国指挥部驻进耶路撒冷，此刻的犹太人艰难地争取他者对其民族的尊重和理解，同时也艰难地保护着他们的生命不再被任意驱逐或剥夺，联合国的进驻仿佛带来了希望。但所谓的调停者仅是装模作样地“拍摄照片，然后回来，冲洗胶卷，/在昏暗、悲哀的房间里”（《在耶路撒冷的联合国指挥部》）。游客则是——“他们在大屠杀纪念馆蹲下身，/在哭墙旁带上神色凝重的脸。/他们在旅馆沉甸甸的门帘后笑。/在拉吉墓，在赫泽尔墓，在弹药山，/他们和我们著名的死者照相”（《游客一》）。

以色列人又得到了什么——“我们这些生活在她里面的人们，/被展示在历史的橱窗里，穿上所有时髦的/奇装异服，摆出各种凝固的姿势”（《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1》）。耶路撒冷又得到了什么——耶路撒冷这个象征性的神圣之名，它之上的一切地标，发生于其间的大小事件，行走于其上的男女老幼，或一鳞半爪的传说，都成为他者驻足赏看、虚构臆想、评头论足的对象，这是来自无战争地区的现代人的新型洗劫方式。于是，“耶路撒冷”陷入哀悼者与被哀悼者的双重悲恸之中，承受着丧失爱子与丧失尊严的双重打击。

客观来讲，他者，怀着的并非就是假惺惺的哀伤。对于这一点，阿米亥很清楚，他也从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从情感上无法接受“游客式”态度，这些一边表达对灾难不幸的同情一边寻求神秘刺激的“游客”，无论是情感或是欲望都在自我表演和自我想象中进行，这和耶路撒冷没有半点关系，也和真正生活于耶路撒冷的人没有半点关系，就像闷热午后的阵阵蝉鸣，热热闹闹，尽是聒噪。不管全世界的摄像机对耶路撒冷的各种新闻报道得何等及时全面，也无论跪倒在圣殿前石板上的朝圣者何等虔诚激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以及此场所所沉积的所有意义，并没有在他们那里获得主体地位，哪怕在满含热泪的呼告中，耶路撒冷也仅是呼告者渴慕的对象，告慰的乃是自身对耶路撒冷的渴求与需要，所以此种关系里，耶路撒冷是完全被动的，一浪一浪的“虔敬”涌来退去，耶路撒冷自身亟需解决的问题巍然不动。

但在阿米亥这儿，耶路撒冷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