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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后讲一点，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点不喜欢博尔赫斯的小说的，喜欢看，但我觉得没有能力写，没有能力在哪？不是他的故事，不是他的人物，是没有他的语言能力。他的语言是那么的简单。世界上最伟大的极简主义者博尔赫斯。《南方》没有一句话的地方他是把故事停下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向前的，每一句话都是情节，我们完全没有他语言的能力。
还有一点，我们看他这样一个能力，就会发现他所有语言中间深藏着一些巨大的，神秘的东西。比如说在《南方》里的老高桥人，博尔赫斯讲到，那个老高桥人“就像一个谜语，在那等他等了两千年”。他形容这个人像谜语一样等他两千年。这一句话就把所有故事交代出来了。他小说里非常多这样的句子，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写。
第一，我没有能力像他那样把语言写的那么简单。第二，没有能力用一个字、一个词把省略的东西抽象的放到中间去，他谈论时间，他谈论玄学，他谈论谜语，都是那么一两句话。我们却完全没有极简的能力。所以我想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就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崇尚的，最终小说达到的是对人的生命进行洞察和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像博尔赫斯这样去写作，而写出人最大的困境呢？
博尔赫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可能，给我们提供了思维的方法，写作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对人性，对生命，对人的困境，对一个民族的困境，对一个时代的困境结合到一块去写呢。我写不来这样的小说，但是一定能从这个作家身上学习到一点东西，和我们当下写作结合一起。
提问：阎老师你好，我想向您讨教一下，您认为当代文学中有哪些作品能够流传百世？我们中国的文学还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给后世留下经典的作品和作家？
阎连科：我如果知道怎样写出伟大作品，我就不在这讲，我就回家写东西了，这肯定是不知道的事情。文学史的东西交给文学史家。一个作品今天有价值，明天没有价值，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讨论它。像《红楼梦》，我们会说再过500年仍然是《红楼梦》。鲁迅这么伟大，鲁迅活着时也不知道他这么伟大。一个作家怎么样写出伟大作品，那不是想写就写的，也甚至不是一个作家要去想的。卡夫卡从来没想过，马尔克斯也没想过，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作家提前设计好的，都是他拼上老命去写，撞上了就是伟大作家，撞不上就不管他。
但是对于当代文学，我还是觉得当代文学在丰富性上确实不比现代文学差，但你一定别说你比鲁迅伟大，他比鲁迅伟大，没有人比鲁迅伟大。尤其短篇小说，没有人比鲁迅也的好。但是我们的小说丰富性确实超过现代文学。所以我想我们判断今天的文学，只要说能给作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写出什么样的文学，那是上天的事情。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故事，没有一个国家能是我们一样的翻译大国，即便一个外语词也不认识，你也读了非常多的世界文学，这是其他国家不太可能的事情。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美国对英语文学非常非常熟悉，对英语文学以外的文学，他们的作家读的非常少，所以我们恰恰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想我们只要有想象的空间，80后也好，90后也好，60、70后也好，他们一定能写出比上一代作家伟大的多的多。我这一代不行，但下一代人一定会有人超过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只要给他们自由想象的空间。恰恰是今天文学包容性没有那么大，所以让大家写作稍稍紧张了一点点。放松一点点一定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出来。谢谢。
提问：阎老师您好，您认为是我们引导了文学，还是文学引导了我们？
阎连科：我想这是互动的，无论是文学引导读者，还是读者引导文学，它是互动的，我认为权力和市场力量远大于一个作家主观的能力，远远大于我们作家能够做的事情，权力和市场一旦结合起来，所向披靡，天下无敌，任何作家都会投降。就说我阎连科，现在让我当中宣部部长，那我怎么可能会犹豫呢。如果我不干，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一生中错失了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然后你说阎连科你写一个歌颂什么什么的小说，给你两个亿，在北京哪里给你独栋的别墅，那我回家不写，老婆孩子都会骂我。
有一点，权力和市场一旦结合在一块，真的是所向披靡，而今天我们作家恰恰就倒在权力和市场的前面，还真不是因为读者如何如何。当然市场和读者也不能截然分开，但是这两点结合起来，没有人能够抵抗过去。权力和市场的机会真正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抗得住，这件事情那我想恰恰是今天中国作家，我们的文学，不说倒在，也可以说是正犹豫的地方。因为市场、权力的原因，每一个作家出本书都在大城小镇去跑，不跑确实没人知道，跑的时候就非常影响阅读和写作，那这也是所谓的读者和市场。我想没有谁引导谁，就是权力和市场来诱导作家进行写作。
提问：《北京折叠》是科幻题材的作品，用这个题材来承载您所谓新的方向，是不是也是一个努力？
阎连科：我们现在的文学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可能性。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不好，而是太多。我们说的苦咖啡文学，不是不好，而是太多，这是第一。第二，《北京折叠》也好，其他也好，恰恰是因为我们太多作家关注咖啡馆里，而没有在咖啡馆以外写作，没有对咖啡馆以外的人生存的幻想。
我想有非常多的可能，就今天中国的现实，真的保不定那些青年作家谁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因为故事太丰富，他们又读过太多的书，不知道哪一个青年作家突然悟到了什么就能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我想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希望的文学，如果能说出几个国家，中国文学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理的复杂丰富性像中国这样子。我是非常相信有作家能够写出这种文学的。
提问：我一个朋友前一阵看了《受活》，她觉得很痛苦，她说你写的太过分了。你怎么看待她说的这个过分呢？
阎连科：我觉得我写的不够过分。比如我们说鲁迅写了人吃人，抓住人的脑浆抹在馒头上，这个比任何事情都过分，但我没有他那么过分。过分到极致那就是伟大。我觉得我不够过分。我们今天生活本身的过分，生活现实的过分远远超出当下中国文学的任何冒犯，生活对我们的冒犯已经远远超出文学对生活的冒犯。今天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冒犯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
提问：阎老师你好，您怎么理解“文以载道”和“为艺术而艺术”？
阎连科：我想这些观点都能写出最伟大的作品。文学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条条大道通罗马，你写什么样的小说都有可能创造出世界性的一流作品来。关心现实，写《古拉格群岛》，那是伟大的作品；写《边城》，它也是伟大的作品。川端康成一点不担心民族如何如何，在二战时期，很多日本作家恰恰写的和二战毫无关系，和政治无关，但同样是非常好的作品。我们看《金阁寺》这样的小说，前边在打仗，后面写金阁寺这些小和尚长长短短，我想他同样是伟大的。所以作品不在于文以载道不在载道，而在于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文以载道的作家，你不要去批评那些为文艺而文艺的，而为文艺而文艺的作家，你也不要去批评内心有承担的作家。文学的伟大就是人类的一切经验都是文学的源泉，都是文学的所在，不能你这种是，那种经验就不是文学，这就是文学最包容的地方。不要以文以载道还是不在载道为准。
提问：阎老师你好，您对当下90后作家忙于跟风的现象有什么建议？90后文坛怎样写出更好的作品？
阎连科：关于90后如何写作，不光是年龄问题，是任何地方都应该包容年轻人的写作，没有年轻人的写作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好坏一切都要靠他们。当文学和生存结合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是合理的，他要挣钱有什么不合理？要过的好一点有什么不合理？你做生意挣钱，为什么我不可以写小说挣钱，不要去批评任何人。当文学和生存结合起来一切都是合理的。当我们说谁写的好，谁写的不好，这样说那样说，如果它是生活需要，那就是应该的。只是当文学如果有可能逃离、超越生存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希望你写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经常说，80后也好，90后也好，过好日子是第一的，过好日子再写小说。你能用写小说过好日子，那是一件非了不起的事情，总比偷税漏税，比贪污腐败要好的多的多。
提问：阎老师您好。您怎么看待当今的非虚构的写作？因为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老师跟我们讲，小说对现实的冲击力不及非虚构，是真的这样吗？
阎连科：非虚构对现是的冲击的确比文学大的多。我不太能够讲太清关于非虚构和小说的关系，我想这是两个行当。中国今天给非虚构作家的写作提出了非常多的困难，他们的难度比虚构小说家大的多。但是也不能忘记，这也是他们最好的机遇。否则记者随便写个新闻报道，他有新闻自由的话，那中国的非虚构作家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所以我想这是两方面去谈，互不干扰。一个小说写到最好，它的力量是无穷的。今天非虚构作家遇到了最好的时机和最坏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就是说，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非虚构最伟大的作品。最坏的事情就是说，最小的真实也不一定能去表达。所以我想他们的难度比我们大。
提问：阎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方言写作的事情，请您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
阎连科：我想方言写作是人类语言里面最重要的，如果人类没有地域性的语言，人类就没有语言可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方言，如果有一天消失了方言，其实我们的语言基本上就消失了。如果全部人讲话都像广播员一样，那就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有一点，在小说中间怎么运用方言，那每一个作家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想我个人对语言的理解，不主张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都用一种语言，但是如果一个座机啊一生都用一种语言写作，就特别会成为语言的大师。这是非常矛盾的，你希望《日光流年》是这样语言，《受活》是另外一种方言，《坚硬如水》是红色语言，《四书》是圣经那种语言，你希望你的小说有各种语言可能性，但是恰恰这也是你的难度。所以我想什么也不要烦恼。沈从文一生用那种语言，他恰恰给我们的语言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
所以我想关于方言，如果一个作家一生都用方言也是非常单调的。如果一个作家一生不用方言，那写作也是非常单调的。所以我在写作中不断用方言写作，但可能是一个字，一个词，但是《受活》完全用河南方言，甚至我发现河南方言如此丰富还不够用，你还自己创造了很多方言，这种创造方言我想恰恰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功底。我希望一个作家或多或少都尝试用方言写作一次，包括我们说上海的《繁华》，如果不是上海的方言，这个小说能有今天的境遇吗？这个小说的艺术性会大大折扣，我们需要想这个问题。
提问：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说我们汉语语言被稀释的很淡薄了，韵味没有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阎连科：首先讲翻译小说，我认为小说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汉语的一部分，只要我们用汉语把这故事讲了它就是我们汉语的一部分。汉语被翻译语言稀释了，但我们忽略了西方语言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大的营养。我想我们一定不要低估翻译语言给我们汉语带来的丰富性。我们大量的词汇来自于日本，我们怎么没有去讲这些问题？如果中国只有汉语，那汉语是多简单，一定需要各种语言来丰富。
如果汉语能够不断吸收世界上各种语言，那华语才能兴盛不衰，如果彻底不吸收世界语言，那华语就真的成铁板一块，石头一块。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说日本的语言那么好，那么丰富？为什么英语那么好？为什么法语、西班牙语那么好？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吸收世界人类所有语言的营养。我们一定不要把汉语关起门来，这是汉语，那是西方语言。汉语要发展离不开西方语言的营养。
提问：老师你好。想问下您觉得在文学中最值得展现的人类困境，或者中国困境有什么？
阎连科：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真的不在这讲课了。每一个作家都在想，都在摸索，都在探讨，因为我们找不到才要去找。我经常说，鲁迅无论如何是一百年前的鲁迅，阿Q是一百年前的阿Q，今天中国仍然有阿Q精神的存在，但今天大体上的中国精神绝对不是阿Q的精神，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抓住中国人的精神。鲁迅当年抓住了阿Q精神，阿Q也好国民性也好，被他抓住了。而今天我们没有能力抓到比《阿Q正传》更伟大的作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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