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开始他们就没有生分感，她大大方方坐在巴金对面，操着宁波腔的普通话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她说话很急，巴金听得认真。
萧珊原名陈蕴珍，小名长春。她的母亲受“五四”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通，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很有修养。萧珊只有姐弟二人，受母亲影响较大，姐弟俩都对革命充满激情。萧珊在学校还演过话剧，扮演《雷雨》里的四凤，由演戏认识了上海从事话剧运动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活动。可是她父亲思想古板守旧，对她限制很多，所以她想离开这个守旧的家庭，到社会上去做个自食其力的人。
巴金诚恳地告诉萧珊，最近他刚写信劝阻过个17岁的孩子不要逃出家庭。他觉得孩子的心就像一只小鸟，在羽毛尚未丰满时，是不能远走高飞的,在这五光十色的社会里，会被凶猛的老鹰捕食他用具体事例说明现实生活的复杂，要小孩子切不可盲目冲动。他认为年轻人应该有读书的权利，因为知识是人人应该有的东西巴金恳切地分析，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巴金平易近人，坦率诚恳,热爱人生的态度，拉近了这位大作家和中学生之间的距离。（《巴金萧珊之恋》，《巴金的世界》第35页）
萧珊给巴金的这张照片，保存下来了。我们做展览经常用。巴金劝阻萧珊的意思，在他的《短简》《给一个孩子》《答一个“陌生的孩子”》两文中都曾表述过，有人猜测这两封信中有一封是给萧珊的，从巴金上面的叙述可知，这倒不一定，巴金是把信中的同样意思当面陈述给萧珊的。
见面以后，两个人的交往自然更加频繁，萧珊还经常光顾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曾去巴金借住的拉都路上的马宗融的寓所，以及后来的淮海坊去探访，甚至以一个女性的细致关心这个单身汉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1937年春天，巴金给萧珊的一封残简保留下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显然，萧珊此时已经介入到巴金的生活中来了，而这封信也能够看出巴金对于个人生活的态度：
蕴珍：
信收到。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说的话全是对的，我不会怪你，反而我感谢你那善良的心灵。你关心我，劝告我，你说要我好好保养身体，你说要把家布置得安舒一点，你说在一天的忙碌的工作之后要找点安慰。我奇怪你这小孩子怎么能够想得这么周到?其实这些话我都知道。但我不能做。我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性格也是很矛盾的。你从我的文章里也可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对于我，一个凌乱的房间，一大堆外国文破书，也许更可以使我满意；再不然，一次远地的旅行，或者和许多朋友在一起做事，也是好的。或者关在房里整天整夜地写文章，或者在外面奔走，或者整天地玩个痛快，这些我都受得住，我不惯的就是一个有秩序的安定的家。这家在别人是需要的，我也常常拿这事情劝别人。但我自己却想做个例外的人。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去经历人世的风波，去尝一切生活的苦味，我不要安慰和同情，我却想把安慰和同情给别的人。我已经这样地过了几年，这种生活不一定是愉快的，但我过得还好。我认识了几个像你这样的可爱的孩子，你们给了我一些安慰和鼓舞。这虽然不一定是我所愿望的，但你们究竟给了我一些……（《佚简新编》第197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去经历人世的风波，去尝一切生活的苦味，我不要安慰和同情……”巴金这话仿佛还带着他崇拜的那些革命者的味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是感觉到感情上甜蜜的负担么？
在留下的巴金、萧珊为数不多的早期照片中，有一张当年5月，巴金与萧珊在苏州青阳港划船的照片，照片上萧珊笑得是那么轻松、开心、快乐。青阳港之行，巴金晚年也有补充：
1937年初夏，巴金完成了手头的一些工作，和靳以等几个朋友参加旅行社办的苏州青阳港半日游。这一次，他们邀请萧珊同去。
青阳港是旅行社新开发的一个旅游点，主要是划船。巴金两年前刚在北京学会了划船，还参加过在北海的划船比赛；划船是他最喜欢的运动。萧珊不会划船，但她喜欢拿着桨玩水，她和巴金坐在一条小船上，看见靳以的船靠近了，她就天真地大叫：“快，快，我们不要让他们赶上来！”样子十分可爱，有时，她望着划得满头大汗的巴金，会温柔地问一声：“李先生，你累不累？我们慢一点划吧！”人小，却有颗温存体贴的心。（《巴金萧珊之恋》，《巴金的世界》第38页）
３
这大约是二十世纪最为温馨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复活节时，巴金知道萧珊喜欢吃巧克力，特地从老大昌买回很大的蛋形巧克力糖，萧珊每一次来巴金这里，都是兴冲冲而归。可是，毕竟巴金比萧珊要大上十三四岁，成为恋人，巴金即便没有顾虑，也有一份责任。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有一次，萧珊从楼上下来，流着眼泪，住在二楼的索非夫人忙问是怎么回事，萧珊委屈地说：“我告诉他，我父亲要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他，他说，这件事要由我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解释了他的意思：“我是说，她现在还很小，很年轻，充满幻想，不成熟，需要读书、成长。我告诉她，我愿意等她。如果将来她长大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这是巴金一贯的态度，他始终对萧珊说：“你是自由的！”（《巴金萧珊之恋》，《巴金的世界》第40-41页）
两个人关系的“确定”，是在1938年7月间，巴金从广州返回上海修改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当时，萧珊的母亲与巴金会面了。“她破除了传统的订婚方式，亲自出面，请巴金和萧珊一起到附近餐馆吃了一顿饭。在餐桌上，她表示承认巴金和自己女儿的关系，她把女儿交托给巴金。”“巴金不善言辞。他在内心郑重地接受了萧珊母亲的重托，口中连声说：‘好嘛，好嘛！’可是他还是再次表示：萧珊是自由的。我愿意等她几年，到那时再看她自己的意思。”（同前，第43-44页）从此之后，巴金公开承认萧珊是自己的未婚妻。
不过，1938年7月底，萧珊毕业后，去广州投奔巴金，家里人以为他们会马上结婚。可是，一年后，重返上海，他们并未结婚，问缘由，是巴金支持萧珊先上大学。得知这个决定，萧珊的母亲说：对这个女婿，我是很满意的。
巴金与萧珊的感情，既平常又特殊。从大的方面讲，他们或许更注重精神上的联系，而并不看重一些细节。比如，巴金说：“我一直不知道萧珊到底是多少岁，直到她去世，才从她表妹那里弄清楚。”对此，巴金又解释：“只要两个人好，年龄、家庭有什么关系！”（同前，第39页）相恋八年，两个人结婚，没有摆酒宴、请朋友，而是躲在贵阳郊外，要了几份小菜，独享二人的幸福。婚后，巴金留在贵阳做了个小手术，让新媳妇萧珊独自回成都老家去看他的亲人，这也够奇特的，不过萧珊也兴致勃勃：
巴金的侄女们听说四婶要来，开始还有些担心上海富家小姐会住不惯他们租借的陋屋，可是当这位说着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年轻四婶来到面前时，她们的担心消除了。原来这位小姐一点不娇，又是那么爽直大方。她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爸爸说李先生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结婚，怕是家里有大老婆，所以我一定要到李先生老家来看看。她的玩笑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她们也就顺着这个话题说了开去。巴老告诉我，萧珊开这个玩笑，是因为30年代上海有家小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在家乡有三个妻子，我也没理会。萧珊便把这个谣言当作笑话说了……（《巴金的夫人萧珊》，《巴金的世界》第25页）
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萧珊的母亲已经去世，几年未见，萧珊要回宁波探望父亲，这也算是他们婚后的正式探望。可是，萧珊考虑到巴金写作和编辑工作的繁忙，她没有要巴金同行，而是自己带着女儿小林同一位表弟回家。她的考虑是，以后还可以接父亲到上海来住，见面的机会多着呢，何必拘于旧礼，一定要一同回去呢。向父亲解释后，萧珊的父亲也没有计较这些……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这简直是要不得的事情。近几年，我看报纸，说新年期间是小夫妻离婚率最高的时期，为什么？大多数是为了在谁家过年这些事情大吵大闹，想到巴金和萧珊一辈子相亲相爱，我们应该明白，在两个人的情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人的家庭组建也是这样的，他们新婚之后在重庆，住的是出版社仅能容纳下一张床的楼梯间，真是家无长物，只有四个玻璃杯，这就是巴金先生常说的：“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怀念萧珊》，《巴金全集》第16卷第26页）
这期间的生活，田一文在《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中有详细的描述，几年前，我在《如火的青春，如歌的岁月——记巴金的抗战岁月》（收《岁月如歌——2015〈上海纪实〉精选本》，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版）一文中也有引述，在此就不重复。想再重复一句的是，物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像某些人想象得那么重要，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我跟你们说，美德并非来自钱财，钱财和一切公私福利都来自美德。”（《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4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版）也许，我们太“轻视自己的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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