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萧珊（中）
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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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怀念萧珊》，《巴金全集》第16卷第26-27页）
这是巴金对于萧珊的深情回忆，作家是个幸福的职业，他可以把自己心灵的秘密隐藏在文字之中，既与人共享，又有所隐藏。记录他们这段逃难历程的《旅途通讯》中，巴金只写了“一行十人”“我们”“年长的朋友”，后来的注释中出现过“我的一个兄弟”，其他都是笼统的话，普通读者在这里根本找不到萧珊的身影。然而，从广州逃出来，一路上的大小事情，文中记述甚详，巴金和萧珊等亲历者一定很清楚每一个细节，这是他们心中的“秘密”，也是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记忆之一，所以巴金先生说：“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
所幸，他们的同路者，张兆和的大弟弟张宗和留下一份题为《秋灯忆语》的稿子，里面有这段经历的记述，和巴金的文字相互参证，可以大致勾勒出他们的行踪，而且，其中还有提到萧珊的部分。在1960年代所写的自传体小说《烽火》（未完稿）中，张宗和交代过他与巴金的交往：
在广州，家麟没有什么熟人，只有在北平时熟悉的作家倪非，在上海沦陷后他们文化生活社就迁到了广州，倪非和孙叔文同是作家又是好朋友，在北平倪非在孙家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家麟还在清华读书，进城时也住在姐夫家，他们就这样熟了，还有同倪非共同编《文学季刊》的秦已和家麟家训都很熟悉，他们经常一起去听韩世昌的昆曲、杨小楼的京戏。这次家麟到了广州，和竹一起去看过他，倪非请他们吃过一次饭，很明显，倪非已知道竹是他的未婚妻了。（《烽火》，《秋灯忆语》第359-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上文中，“家麟”是张宗和，“倪非”是巴金，“孙叔文”是沈从文，“秦已”是靳以。“竹”是张宗和的未婚妻孙凤竹。1938年9月，张宗和追逐未婚妻到了广州， 1944年11月所写的回忆中他说：“我在广州的朋友不多，病好我就去找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李芾甘先生，我们在北平时就熟，一谈起他们也正预备撤退，还有一个文化机关宇宙风社和他们一同走。于是我决定和他们一同先到桂林再说。”（《秋灯忆语》，《秋灯忆语》第18页）就这样，他携未婚妻凤竹在10月20日与巴金等人一道坐船离开广州：
下午我们真走了，孙二哥送我们到珠江边，这一天的景象已大不同，警察挨家叫门，叫人撤退，珠江边堆满了行李，划子许久也叫不到艘，我们的船还在江心，必须坐划子去。我们在邮局门口等同行的人，一直到天黑了我们才由小船上到我们所坐的大货船上。
孙二哥低低地叮嘱他妹妹说：“人家不比我们，在路上不要闹脾气，不要累人。”我装着没有听见。满江灯火的时候，孙二哥才跳上小船回到岸上。
当夜船开行，我们到三水后，听说广州在21号就失陷了。（同前，第19页）
码头送别的情景，在巴金的笔下是这样叙述的：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来送别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里有一位患着不治之疾的母亲，他无法将她移往别处，也不能抛撇她独自寻找生路。他好像落进一个深渊，无力挣扎，等待命运来将他推到渊底。他送走他的妹妹，仿佛送一个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边听见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去生活罢。你们这样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刚刚跟石龙的朋友握手告了别。我看见石龙的朋友已经上了小艇，害怕小艇立即开走，便催促那位做哥哥的人回去。我们搭的舱在上层，由一个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舱板上说话。接着那个做哥哥的人便躬着身子爬下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对她母亲说得好一点，不要说是这样的船。”做哥哥的点头说：“我晓得，你只管放心，”又转头对妹妹叮咛了两句，声音有些呜咽了。我也跟这个善良的人告了别，他还对我说：“以后我会随时写信报告你们广州的情形。”（《从广州出来》，《巴金全集》第13卷第173-174页）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凤竹的哥哥“孙二哥”，“她的男友”自然就是张宗和，巴金文章中的人物已有具体落实。这一路上的“十个人”清楚了：“船是只货船，很大，有点像轮船拖，乘客只有我们十人，十人之中又分两组，一组是宇宙风社，由林翰[憾]庐老先生为领袖，此外有他的一位公子和三位宇宙风社的职员。另一组是文化生活社，以李芾甘先生为首，此外有他的女友陈小姐和弟弟李采臣先生。” （《秋灯忆语》，《秋灯忆语》第20页）张宗和和女友在巴金这一组，正好十个人。他们是在柳州分手的，张宗和、女友和李采臣一道乘西南公路局汽车去重庆，巴金等人则去桂林。在这之前，从广州出来，经佛山、三水、高安、禄步、太平、德庆、都城、梧州、石龙、柳州，他们一路都在一起。有一个细节，巴金和张宗和两个人都有记述：
在前楼我们睡到半夜，蚊香把一个朋友的枕头烧着了（我和他同睡在地板上）。他从梦中醒来，拿着枕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顾用一本《口琴吹奏法》去压灭火。这没有用，火在鸭绒枕头中间延烧。烟早把我惊醒了。我忙乱中拿起皮鞋踏那个枕头，一面把枕头套取开。我的眼睛被烟熏得流了泪。那朋友也是这样。他慌张地抢过枕头一面说：“吐口水，吐口水！”他真的吐起口水来。我看这情形不对。枕头芯已经烧成了几段，而且贴着地板烧，便捧起一堆从窗户往楼下街中抛掷。街上静寂无人，忽然远远的电光一闪。我吃了一惊，我以为警察来了。但是我不得不继续把着火的鸭绒抛到街心去，另一个朋友也起来帮忙。那个主张吐口水的朋友便把剩余的半个枕头芯拿到下面去用水浇熄。等另外两个朋友醒起来时，我们的“消防”工作已经完成了。睡在外面房间的房东却始终不曾睁过眼睛。（巴金：《石龙-柳州》，《巴金全集》第13卷第206页）
这个惊险又有趣的细节，张宗和叙述与巴金的有一个差异，就是“巴金先生还叫大家吐口水”；而巴金文章中明明记的是“那朋友”，即李采臣。考虑到巴金的文章是写于事情发生后的两个月，而张宗和是在六年后，而且是不是自己做的事情不应当弄错，可能巴金的说法更准确些。在张宗和的叙述中，提到一句萧珊（“陈小姐”），很是有趣：“巴金先生和他的女友很亲热，陈小姐很会撒娇，我们常常背后笑他们。” （《秋灯忆语》，《秋灯忆语》第22页）那正是他们热恋的时候，相信每一个细节都镂刻在巴金的记忆里，1991年，巴金拿到张宗和这份稿子时，曾说过：“读着它，我好像又在广州开始逃难，我又在挖掘自己前半生的坟墓。”（巴金1991年12月2日致张兆和，《秋灯忆语》第371页）三年后，他又说：“翻开稿子我便想起三八年我和宗和同船逃出广州的情景，现在我把《忆语》原件交给您，请你在方便时代我还给充和，不过我留下了一份新的复印件，也可以应付那些问我要三八年逃难的材料的朋友。”（巴金1994年3月4日致张兆和，《秋灯忆语》第372页）逃难，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与自己最亲爱的人共度艰危，那灰暗的记忆里就有了不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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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萧珊与巴金到达桂林后，第二年2月，他们又经金华回到上海。巴金蛰居在淮海坊写《秋》，萧珊则准备考大学，最初考入的是中山大学外文系（已迁至昆明），随后转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外文系。1940年9月，又转入历史系读二年级，直至1942年7月学期结束，辍学至桂林与巴金会合。关于这次转系，萧珊的同学萧荻曾这么说过：“我原名施载宣，当时是化学系的学生，而萧珊则是外文系的。……读完大学一年级，我决心弃理从文，而北汜兄也因当时的中文系是以语言文字、训诂、考据为正宗，对新文艺并不很重视，所以我们都决定转入历史系。而树藏本来就是历史系的，于是萧珊也和我们一起转了系，我们成了同系同级的同学，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些。”（萧荻：《忆萧珊》，原刊《随笔》1984年第4期；此据《最初的黎明——萧荻诗选》第11-12页，2005年8月作者自印本）
萧珊在西南联大读书，有两个暑假，巴金也到昆明来了。巴金说：“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关于〈龙·虎·狗〉》，《巴金全集》第20卷第624页）1940年那一次，先是在旅馆里住了几天，后来经开明书店昆明分店的负责人卢芷芬的帮忙住进开明书店的栈房中。“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住。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座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俱。……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同前，第628-629页）巴金一直住到十月下旬，离开昆明去重庆，这段日子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在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同前，629-630页）
昆明似乎特别适合写作，也许，有萧珊相伴，心境也大不一样。第二次来昆明，巴金完成了《龙·虎·狗》的写作，这是他最精美的散文集之一。
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望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同前，632-633页）
“先生坡”为巴金误记，实际是钱局街金鸡巷四号，当年租房子的萧荻有过这一段生活的生动回忆：
当时我在钱局街云南造币厂找到一个录事的兼职，造币厂附近的金鸡巷四号有一小院，房东人口不多，只住楼下三间正房，天井两侧是储物用的平顶厢房。楼上的三间房子，单有个楼梯上下，加上厢房屋顶的平台，关上楼梯门就可以自成一统。我邀北汜一同租了下来，却不需住三间房，萧珊和树藏知道了，便也搬了进来。我们两男两女各住一间，中间的堂屋作为共用的起居室。后来王文涛兄也搬了进来和我与北汜同住。我和北汜都是“冬青文社”的成员，“冬青”社的同学也常在这里集会。后来，巴金先生到昆明，也曾在我们那里下榻，他的老友沈从文、卞之琳等先生也常来坐。因此，我们的小楼，一时颇有些联大文人雅集之所的味道。我们常在一起谈电影(“五月的花”指电影《翠堤春晓》的主题曲; “寒夜琴声”指李思廉、霍华主演的《寒夜琴挑》，都是当年好莱坞的“文艺巨片”)，我们也常一起读中外小说，诗里提到的“高龙芭”，是意大利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里的人物。我们对这个带一点野性的女孩子都感到很大兴趣。……
我们四人中树藏是个很娴静端庄、也颇有点长者威严的大姐姐，我从不敢和她开什么玩笑。北汜虽是标准的东北大汉体型，却也是个书卷气颇重的人，连走路都像踱方步似的，写作也最勤奋。萧珊却是爱说爱笑，喜怒都形之于色的人。而我，却是个最调皮捣蛋的小伙子，常爱和萧珊逗笑。譬如萧珊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我们四人中，我是唯一可以和她用上海方言作“乡谈”的，我却时常故意用一口格外夸张的带浦东腔的“蓝青官话”来跟她说话，这也会气得她跺脚地叫:“不理你啦!”有一次萧珊在整理箱子时，拿出一本织锦缎面精装特制本的《家》给我看。我当然知道这是巴金送给她的珍品，却故意把抢过来说:“算我的啦!”说着就跑。她急得边追边骂，还是树藏大姐喝止住我，我才还给她，却扮着鬼脸，用巴金在《火》(那里面写的人物有萧珊的影子)里的话来逗她。她接过书，却狠狠地拧着我耳朵，我怪叫起来，她才破涕为笑。这也是我的小诗中对萧珊形象的勾画的一点注解，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栩栩如在目前。（萧荻：《忆萧珊》，《最初的黎明——萧荻诗选》第12-13页）
萧荻的文字中，能够看出萧珊率真、活泼的性格，1943年初，萧荻曾有诗回忆与萧珊在一起的这段生活，这样的性格也是生动、鲜明：
往事
——忆萧珊
也记得你口角常挂一丝微笑,
也记得你不如意把嘴唇一翘,
也记得你生气了狠狠把人拧一把,
说:“不理你了!”却仍在一起闹。
泥炉上浓浓煮一壶咖啡茶
瓦罐里常插着一束木兰花,
枕头边老爱放几卷线装书,
小楼上团团坐,讲说《高龙芭》。
“五月的歌”曾赚去多少同情泪,
“寒夜琴声”也使你哭过几多回,
“谁说我小,属猴的今年二十三了!
你比我年轻,生活自然比我好!”
分别后总说,“生活把人苦瘦啦!”
见面时却问,“你看我究竟胖了吗？”
千里祝福,这张薄纸哪儿载得起,
却以此长系慰安,在记忆里。（《最初的黎明——萧荻诗选》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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