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汪曾祺的记忆里，这里则是一个“文学沙龙”：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第9-1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
这段生活，刘北汜在《四十年间——关于巴金、萧珊的片断回忆》中也曾谈及，在这里不引了。要补叙两笔的是，巴金在昆明期间，曾与萧珊一起去呈贡沈从文的家拜访过，而沈从文也带着他们去过住在不远的冰心的家。冰心说：“我记得巴金曾把你带到我呈贡山上的家里来。这一次印象很深……”（冰心1961年11月24日致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第4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什么印象呢？可惜冰心没有谈得更具体。另外，巴金这样的著名作家、“大人物”来到昆明，是不大可能仅仅躲在屋子里写作的，联大请他去座谈，许渊冲曾记：“一九四〇年八月十日，巴金来昆明探望未婚妻陈蕴珍（就是萧珊，当时在联大学习），由青年作家卢福庠陪同，参加了联大文学青年座谈会。他很谦虚地说：‘我不懂文艺，只知道写我熟悉的东西。现在写得不好；几十年后，生活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成熟，也许可以写得好些。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作家。外国作家我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很好，他最懂得世故，但对青年不用。’”（《追忆逝水年华》第61-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版）文协昆明分会的活动他也出席过，甚为还为他开过欢迎会，相信这样的场合萧珊也是伴随左右的：
在文协的欢迎会里，我碰见了他。
他有不高的身材，面孔有些四方，鼻上架着黄边近视镜，一套灰色西装，脚下穿着黄皮鞋。
由马君介绍之后，他很和气的向每个人打招呼。楚图南先生问他许多上海的事项，他都很干脆的答复了，如出版界概况以及穆时英当汉奸等，他说话又快又有力，一口四川腔，坐的位子离他远了，不免要听不清。
后来大家请他讲创作经验，他很客气，以先不讲，因为大家的鼓掌，才讲了。他说：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只因为当时遇到的环境好，容易出版，多出了几本书，……《家》写的不满意。……关于抗战的东西，最近写一本《火》，不久出版。……”
徐梦麟先生说：“希望巴金先生再有抗战三部曲！”
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
茶点有糟糕、饼干……巴金先生拿了糟糕就吃。
有几位青年女学生走进来，都是十几岁的女青年，昆华女中的学生，听口音，都是云南人。她们五六人坐在一旁看着巴金先生。
许多人都说：
“这是巴金迷啊！”
大家又都笑了。巴金先生的小说的确影响青年不浅。所以在会中他自己也这样说过：
“我写小说的动机，是因为幼年读的旧小说多，以为小说看的人多，小说容易感动人！……”
其中有一位鼻架眼镜的女生，年岁大些，也似乎能说话，向巴金先生问：
“巴金先生现在哪里往？”
“开明书店。”
大概他们还有往聆教的意思。
（赵捷民《巴金在昆明——文协欢迎会上速记》，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1922-1949》第117-118页）
6
有一个人也注意到巴金的身边多了一位女朋友，在1940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特意记了这么一笔：“遇巴金，携一年少而摩登之妻。苏人。寒暄。后知系其女友（联大女生），非妻也。”（《吴宓日记1939-1940》第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汪曾祺记过他上课时的一件事：“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联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来搬去。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吴雨僧先生二三事》，《后十年集》第208页）可惜的是这位“贾宝玉”，枉自多情却少女人缘，感情上屡受挫折。大约正因为如此吧，巴金身边多了位“年少而摩登”之“女友”，他会“眼睛一亮”，还郑重其事记到日记上。
萧珊“摩登”吗？似乎也不完全是。田一文在1938年10月在桂林初见萧珊的印象是这样的：“她说一口带宁波音的普通话，穿着朴素，不趋时髦：一件长夹旗袍，外罩一件红毛线衣，如此而已。每一次在《宇宙风》社见到她，都给我留下了谦虚、热情、略带天真的深刻印象。”（《忆萧珊》，《我忆巴金》第10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天真”萧珊留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差不多在同时见到过萧珊的金克木也是这么说，同时，他还看到了萧珊身上的自信：
杨刚向我提到过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我在桂林见到她时，她还只能算是个大孩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打毛衣。到昆明见到时，她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海又见时，她成为一个婴儿的母亲。从此没有再见，但她给我的印象却不可磨灭。她有子冈的天真，又有杨刚的自信。这是难得的“二难并”……（《悼子冈》，《金克木集》第5卷第2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
桂林相见，那一年是金克木辞去香港《立报》编辑之职后到的桂林，刘北汜的文章中说，巴金和萧珊热情款待了他。昆明见时，萧珊她们正好与刘北汜都住在金鸡巷。金克木晚年回忆：“忆及一九四一年郁郁出国，途经昆明，因访沈从文，得识刘北汜，遂去金鸡巷见已在桂林巴金处见过的陈女士。在金鸡巷的小楼上几位青年‘言笑宴宴’谈今论古，指点江山，无所顾忌，实为平生一乐。”（《拟寓言诗记》[一]，《金克木集》第6卷第164页）“在上海又见时”，则是1946年，金克木自印度归国后，而谈论旧事，已是物是人非时。“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当时聚会谈笑的男女友人俱已物化，独我尚存。触目旧稿，返念旧情，真成隔世。”（出处同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巴金和萧珊的女儿小林曾电话向金克木约稿，金克木在电话那一头说：你的声音跟你妈妈的一样……可见，萧珊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天真，自信，还有活泼、勇敢，那也正是她们一生芳华吐露的季节：
你、树藏和我三个人在沈从文先生的家里度过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这是在昆明大西门内的北门街。时间大概是一九四○年年初，那时我们联大的女生宿舍还在城外农校的一个小楼里。这天可能是除夕,我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和红烛的光影摇曳下聊个没完,听着沈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笑谈,谈林徽因,谈诗和散文,谈我们这些少女应该怎样珍惜这读书的好时光……我们吃了又谈,谈了又吃,完全忘记我们该赶夜路了,忽然发现已是午夜,这才恋恋不舍地站起来。三姐怎么也不让我们走,怕路上遇见“强盗”。我们却嘻嘻哈哈地满不在乎,我们说:“我们是三个人哩!三个人足可以打一个坏人!”沈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啊哈,三个勇敢的少女!”树藏摇了摇手中的甘蔗:“瞧,我们有这个!”沈先生大笑,三姐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最后他们还是只好端起油灯,送我们走出大门。分手时,三姐还在说“随便住一夜吧,我们实在不放心哩!”但我们这三个无所畏惧的少女就这样每人挥着一根两三尺长的甘蔗,嘻嘻哈哈地快步向城门走去。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上真是一片漆黑!没有路灯,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脚步声走近,我们也有点心跳,赶快用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也是为了壮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这以后的好几年,我都很习惯在昆明或重庆的郊区走夜路了,不管路面是如何崎岖不平!那天夜里,你有点胆怯,紧紧地挽着我,好像我们都在心跳个不停,只有树藏大大咧咧,确实不大在乎。走了一会,她建议我们开始吃甘蔗,于是路上添了我们的撕啃甘蔗皮的声音。我们们嚼着吐着,树藏不停地发出“呸、呸”的声音,我们大笑,听见后面有脚步声传来,其实往往不过是联大的男同学走过我们,也在赶路,可我们总不免有点胆怯。
你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啃着甘蔗,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打!用甘蔗打!”我们当时想象的坏人无非是美国电影中的蒙面大盗的形象!后来我们终于看见远远的女生宿舍的微弱灯光了,显然大家都松弛了,忽然高声唱起抗日歌曲,忘了疲乏,步子也更快了,当然在我们临近宿舍的大门时,甘蔗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杨苡《梦萧珊》，《雪泥集》第115-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
杨苡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火把游行中萧珊的形象：
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永远忘不了你也参加了那次有名的火把游行。你举着火把，好像同行的有树藏、北汜、王文涛等等。我并没有参加,那些天我陷在另一种纠葛中,很难拔出。这天晚上我在临街一家大饭店的楼上听到你们的口号声。我跑到窗子前,打开一扇,正好看到穿着长袍的闻一多老师气宇轩昂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在队伍中间,你举着火把,挺着胸,非常严肃又自信地迈着你特有的步伐向前走着。大街两边的行人被你们的游行吸引住了,他们停下脚步,纷纷掏出纸币,我们的人民是爱国的!一刹那,几乎所有楼上的窗子里都飞下来大大小小的纸币,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口号,一切为了坚决抗日,枪口对外!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确实像一只!美丽的火鸟翘着首向前走着。（同前，第109-110页）
西南联大读书，虽然短短三年，但是，她的老师中有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等人，同学中有汪曾祺、穆旦这些人，虽然条件艰苦，然而从所受的教育而言，这所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的学校给了他们那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许渊冲曾记过他们的法文课：
联大开《法文》的有吴达元、闻家驷、林文铮、陈定民四位教授。吴先生主要是为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开课,所以上课多讲英、法文对比;闻先生是闻一多教授的弟弟,上课多用直接法;林先生是蔡元培的女婿,学艺术的,陈先生是学语言的,两人多讲中、法对比。吴先生班上的“才子佳人”很多:“才子”如今天国际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 后来得了宋美龄翻译奖的巫宁坤;“佳人”如全校总分最高的林同珠,身材最高、演英文剧得到满场掌声的梅祖彬(梅常委的大女公子),巴金的未婚妻陈蕴珍(就是女作家肖珊),先后出版了周恩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林同端(小林)等。
在大三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联大新校舍操场上炸了两个大坑,师范学院史地系同学熊德基的床都炸掉了。日机总是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空袭,联大只好把上课时间改在十点以前,三点以后。上课时间越少,学习抓得越紧。吴达元教授用的《法文读本》前半讲基本语法,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后半讲系统语法,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非常严,巫宁坤、陈蕴珍回答不出他的提问,都曾当堂挨过批评。（《追忆逝水年华》第107-108页）
严格中也有自由，这一点，在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我们也多有体会。那些高人兼怪人的老师总是给枯寂的读书生活增加很多趣味。比如金岳霖，他上课回答问题，常常不是点学生名字，而是一上课就这么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在汪曾祺的回忆里，也曾留下萧珊那略带调皮的提问：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金岳霖先生》，《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第98页）
这是萧珊的知识和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的时期，她后来协助巴金做出版工作，联系的作者大多也是联大的旧同学和老师，可以说也奠定了她事业的基础。连她的笔名“萧珊”中也有着这段生活的记忆，杨苡回忆说：上面有两个同学：王树藏、“毛儿妈”，排到萧珊就是“小三子”了，她的笔名正是取自这个的谐音。这位“毛儿妈”本名缪景湖，在晚年回忆过她们当年的生活：
当时我们的衣裳都很朴素，一身阴丹士林的旗袍，黑布鞋或旧皮鞋，冬天只加上一件薄薄的呢外套或一件绒线衣。蕴珍身材窈窕，生着一对大大的乌黑明亮的眼睛，微笑时颊旁显露出两颗深深的酒窝，看上去很动人，说话带着浙江口音，声调嗲声嗲气。走进校门时，男同学们都注目而视，瞧着她慢条斯理，文文雅雅地走进教室，同学们开玩笑地在背后议论她“巴太太来了。”
她对我很爱护，四零年她看我穿得单薄，很慷慨地送了一件短的藏青色呢外套给我。四二年夏我行将毕业离开昆明时，又送我一副透明的白丝手套，作为我将来结婚礼品。这两件宝贵的纪念品，一直保留在我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当我偶然打开我的衣柜时，见到洁白透明的丝手套，脑海中涌现出萧珊的面容，深深的酒窝，明亮乌黑的眼睛，甜甜地对着我微笑。（《追忆亡友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第84、85页）
非常有幸，有一段时间，我与缪女士同住在复旦四舍，老太太说话徐缓有致，举止风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还忘不了，端午节一大早晨，她拄着拐杖敲开我们家门“给妹妹送一件小礼物”的情景……写此文时，我跟女儿说到这位“太奶奶”，她一脸茫然。唉，那一代人的事情就这么随风飘散了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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