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极端派是西班牙的一种文学倾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一个分支，它包括立体派、达达派和其它一些派别的艺术家和作家。极端派这一称谓首次出现于1917年坎西诺斯·阿森斯的一篇文章中。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杂感。那是一种直到当时还为人陌生的隐喻文体。博尔赫斯收录在未出版的一本集子《红色赞美诗》中的有些诗篇，反映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崇敬：
俄罗斯
前线的战壕是草原上一艘靠岸的大船
挂着“万岁”旗，
正午的辉煌闪耀在眼前。
静悄悄的军旗下，人群在行进，
钉在西方十字架上的太阳
在克里姆林宫的喧哗声中
光焰四射。
大海将游向人群
他们的躯体包围了
大路上所有的原野。
那不驯的彩虹号角
欢呼他们的丰功伟绩。
清晨
上起了刺刀。
博尔赫斯拒不接受一切运动对他文学的影响。“极端派的宗旨是革新比喻，是阿波利奈尔相当过时的反映。极端派的公式过分大胆：他们每做一件事，就力图把它引申到另一件事上。这显然更属于理论范畴，而不属于实践范畴。”可是，某些追随先锋派的人士却在他们后来的作品中表现出逃避现实的倾向，避免作品和外部世界雷同，蔑视对热情的表达，追求自我消亡。
博尔赫斯的文学表现形式有三种“体裁”：诗歌、小说和随笔。他认为诗是十分内在和本质的东西，是无法下定义的。对他来说，诗从形式到内容是“一种我们在阅读时所领受到的奇妙、神秘而不可言喻的激情”。他初期的诗作只是和隐喻的想象有关，以后则完全反映了他的个人风格。他发现真正的隐喻从来就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天气还是河流，生活还是梦幻，死亡还是睡眠，星星还是眼睛，鲜花还是女人，都不例外。然而，我们可以用一种不同的语气来加以重复。尽管他不止一次地赞扬过比尔希略，可他却更忠实于他在写短篇小说时的又一位导师坡。他认为，诗歌是思想感情的最高表现形式。他虽然和艾略特、庞德和卡瓦菲斯同时代，却不写长诗。他认为，诗人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们能“感觉”世界，扩大“存在的范围”，不仅使它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把它衍变为“另一个现实”。
《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的手册》与他的第一本随笔《探索集》一起，都可以证明他是忠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在摆脱了宇宙主义和极端派的影响之后，他颂扬了乡土的东西，与其说他是通过语言结构和文字拼写，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来写作的。他把郊区的道路、玫瑰色的仓库、平原，以新的方式，与历史、先辈以及自己的生活现实糅合到了一起。那些以“阿根廷语”和颇为卖弄学问的方式写成的随笔，分析了乔伊斯、布劳内、克维多、乌纳穆诺、坎西诺斯·阿森斯或者冈萨雷斯·利亚诺萨的作品。
他的第二本随笔集《我的希望》，以同样的风格，谈到什么是真正的乡土主义，那是写给那些“以为太阳和月亮都在欧洲”的读者的。他谈到了卡里埃戈、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克里奥约民谣、“阿根廷人的语言”，还有弥尔顿、维尔德以及贡戈拉。三十年之后，他才又一次出版他的诗集《另一个》、《同一个》、《深沉的玫瑰》、《铁币》（1976）、《夜晚与数字的故事》。
在博尔赫斯的初期诗作中，极端派的痕迹并不明显，倒是更接近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他力求找到民族的过去的意义，再一次采用了萨米恩托关于把城市作为文明所在地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在寻找未来。对博尔赫斯而言，找到过去就意味着反映现在，依靠想象的直觉，使沿海和平原的生活取得超越时空的广度。
在风格简洁而又富于比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第一版中，博尔赫斯试图找到反映阿根廷首都的新的表达方式，他描述了街道、黄昏、拉雷科莱塔墓、圣马丁广场、市郊、公园、屠宰场、草原、伯克利的形而上学以及爱的诗篇。一个身处现代生活喧闹之中的诗人，在疲于奔命的时刻，却要带着怀旧的幻想浪迹于市郊之间。诗作孜孜不倦地沉湎于寻找世界的另一种含义。一位多情善感的青年诗人在歌唱着激情的愉悦与痛楚。
圈套
四十张纸牌取代了生活。
画着护身图案的纸板
让我们忘却自己的目的地；
一个美好的幻想
不断窃取着时间。
恶作剧眼花缭乱
看家本领神通各显。
桌子旁边
他人的生活停滞不前
内中有奇怪天地：
下赌注与押宝的冒险。
剑花“A”的权威
犹如堂·璜·曼努埃尔，法力无边；
金币花“7”使赢钱的希望叮当作响。
迟疑不决的出牌，
犹豫不定的表态，
如同牌局的往复循环
重复了又重复。
今晚的赌徒
抄袭着昔日的输赢
很少，很少地再现
祖辈们
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同样的诗句与恶行。
四十六年后，他对这首诗作了改写。在序言中，他说明只删改了巴罗克式的浮华部分，以及晦涩难懂、多愁善感的含糊其词之处，他接着写道：
如同在1969年那样，1923年的青年人是胆怯的，他们惧怕内心的贫乏，试图如现在那样，以天真而喧闹的新内容来掩饰它，譬如我就曾提出过过多的目标：要模仿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某些我喜欢的丑陋的东西啦，要成为十七世纪那样的西班牙作家啦，又是想成为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那样的作家啦，要取发现卢戈内斯已经发现过的那种隐喻啦，歌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以及朝着带栅栏的乡间别墅发展的西部和南部啦，如此等等。
1926年，伊德尔丰索·佩雷达·巴尔德斯把博尔赫斯称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诗人”。虽然他最初几本书发表于1923和1925年，他的论点则是在上一个十年的末期就发表在《探索集》的文章中了。他认为必须通过克里奥约的宿命论、他们的房子、院子和广场，才能反映出城市的灵魂，并使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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