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去曾拒绝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当时代喧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宁愿为自己选择了贫民区；现在，他又拒绝写本民族呆板的人物形象，而采取了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方式，和那些默默无闻者和嘲讽者站到一起去了。
《我的希望》出版后，他的克里奥约主义愈发变本加厉，他企图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但丁：
我们的生活现实是伟大的，而我们的思想现实却是贫乏的。我们这里没有出现任何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称的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已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国家。应该找到与她的崇高和伟大相适应的诗歌、音乐、绘画、宗教以及哲学理论。这就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为神仙，并为这个希望而努力工作。
博尔赫斯在日内瓦的两大发现是，叔本华关于权利、艺术和色情的禁欲主义论点，以及把百科全书采用的风格作为虚构的另一种方式。阿图尔·叔本华批判黑格尔及其弟子们所代表的一切“进步的”和带有权威性的思想。这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人们对激进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谴责。对叔本华来说，我们的现实，包括“大自然”在内，是意志的假面具，其目的在于避免疯狂。在《作为意志与形象的世界》一文中，博尔赫斯认识到，没有时间的存在，艺术仅是人类创造的、有持久意义的产物，因为它集中了，从难以捉摸而又平庸无奇的社会现实来看，变化无常而又永恒存在的世界；他还认识到，艺术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某些百科全书“新闻”式的推论典范赋与他在随笔—小说，或者小说—随笔中采用”戏虐性的“表达方式：先对事物作一个概述；接着，对中心题材进行一番分析，最后，对主题提出自相矛盾的几种说法——一位现代读者的观点。根据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博尔赫斯曾经创作出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小说结构。通过对事实经过的伪造，错误的材料来源，似有似无的参考书目，以及断章取义的旁证摘引，从而使他自己的博学多才化为乌有。由此可见，他是如何把一篇文章写得真假难辨的。在这些表面伪装之下，隐藏着掌握事物本质的无数企图、猜测或者奇闻轶事。
他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尤以表现个人风格见长，而不以情节的完美取胜。作为玄学家，他喜欢创造能更好地参与现实的那种世界。那都是些介于梦境和清醒之间的严峻而冰冷的作品。他的作品里没有人类“社会”的脉搏，没有爱情，也没有集体的大动乱，确切地说，有的只是人的思维，及其对千万不朽的奢望和对自己所处的时空的渴求，他们的痛苦、孤独和作为人的疑惑。
《世界性丑闻》（《恶棍列传》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infamia，1935）是一位“相当不走运的人所写的”。这本书里第一次收进了《玫瑰街角的汉子》，这是他的力作之一。众所周知，那是对一个历史事实的再加工。据他自己在1954年版的前言中说，那是一个胆怯者不负责任的游戏，因为他没有勇气写小说，只是以假冒和篡改别人的故事来敷衍塞责。那个残忍的救世主拉扎勒斯·莫雷尔，那个难以置信的骗子汤姆·卡斯特罗，那个海盗寡妇陈，那个专门制造邪恶的蒙克·伊斯门，那个大公无私的杀人犯科苏凯，而不是库凯，以及那个戴假面具的染匠哈金·德·默夫，这些人应该受到谴责的残暴和恶行被小说艺术淡化了。这便向受到欧洲读者青睐的博尔赫斯，宣告了一种在我们所希望和需要的理解和秩序的紊乱世界之外再创造新的世界的艺术。
1941年，他发表了《曲径分岔的花园》。这个集子包括三篇幻想故事、一篇侦探小说和四篇表面上看来是对几本书和几位作者的评论手记。这是一本改变了他文学方向的集子。其中《吉诃德的作者彼雷·梅纳德》和《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两篇是在他发生车祸之后写成的。在前一篇中，他认为，既然一切阅读都是在重新写作，那么，阅读自然要比写作更为重要。在《特隆》中，反映了有人企图使杂乱无章变得井井有条，是对极权主义理论和极权主义社会的一种谴责。
《吉诃德的作者彼雷·梅纳德》是一位贵族化的轻薄的朋友杜撰出来的，对一位不知名的法国天才的作品概述。而梅纳德则与这些人具有同样的狂热，信奉同样的反犹太主义，对权势采取同样的奉承态度。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法国知识界人士的典型态度。
故事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对梅纳德的作者的不同意见，其中大部分是相互对立的。故事也讲述了有关他的亲属的一些情况：一个是整天忙于写诗作赋、门第高贵的亨利·巴舍利耶夫人，另一个是和美国慈善家联姻的巴格诺雷希奥伯爵夫人。梅纳德的作品目录是对西班牙分析学派和一成不变的写作方法的嘲弄。文章的第二部分审核了梅纳德为逐字逐句重写《堂·吉诃德》所作的努力。
“梅纳德写了几章。和原作一对照，发现了其中完全一致的地方，但也注意到了含义的变化。”
塞万提斯所写的和梅纳德所写的是逐字逐句完全一样的，但后者却变得无可比拟地丰富了（他的诋毁者会说，是更加模棱两可了。可模棱两可本身就是一种丰富）。把梅纳德的《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对照，就再清楚不过了。例如，后者写道（《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
……历史是现实的母亲，是时间的对手，是行为的仓库，是过去的见证，是现在的范例和告诫，是对未来的警告。
这一系列排比写于十七世纪，出于“外行作家”塞万提斯之手，纯粹是对历史的咬文嚼字的吹捧。而梅纳德则写道：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是时间的对手，是行为的仓库，是过去的见证，是现在的范例和告诫，是对未来的警告。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这一思想简直是不同凡响。作为威廉·詹姆斯的同时代人，梅纳德不是把历史看作是对现实的探究，而认为它是现实的起源。历史的真实对他来说，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事情。最后那几句：“是现在的范例和告诫，是对未来的警告”，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文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梅纳德的仿古风格（他终究还是外国人），显得有些装模作样；而那位先辈却不然，他对当时流行的西班牙语则运用自如。
博尔赫斯选用来进行对比的句子，是塞万提斯把锡德·阿梅特·贝内赫利作为《堂·吉诃德》的作者，来嘲讽骑士小说所自诩的真实性的。但是，叙述者的评论才干还不止于此。最后，他下结论说：
梅纳德（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通过一种新的技巧，丰富了那种一成不变和落入俗套的读书艺术，那是存心制造时代错误和张冠李戴的技巧。无止境地运用那种技巧，会使我们把《奥德赛》看作是写在《埃内达》之后的，而把亨利·巴舍利耶夫人的《半马座花圈》看作就是亨利·巴舍利耶夫人自己那样。那种技巧会使最平淡无奇的书籍充满冒险。把《基督的模仿》归于路易斯·费迪南·塞利娜，或者詹姆斯·乔伊斯，这难道不是在十足地重蹈那些浅薄的精神告诫的覆辙吗？
当“博尔赫斯”采取了读者——作者立场的时候（即所有的故事和冒险都是以“第一手方式”被叙述出来的），从博尔赫斯开始，我们应该去寻找常规与不同时代之间的接合点，去寻找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把一个故事衍变为另一个故事的重复的戏谑的一致性，正好像个人的命运，总是本质上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无限重复。
在《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中，特隆显然是地球的另一种称谓：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界是过分理性主义的产物。在小说中，博尔赫斯通过他和比奥伊·卡萨雷斯关于在一本海盗版的百科全书中找到的语录的一次谈话，开始创造性地探索另一篇文章。经过不断的努力，他找到了那本书，写出了小说中关于乌克巴尔的那一部分的概要，增添了关于那个陌生土地的大量新材料，甚至展示出了关于特隆的一整本百科全书。这是一组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谎言，并在本世纪一位美国慈善家和百万富翁的赞助下最终完成的。为了不使读者对这场游戏产生怀疑，最后又写了一段注明为1949年写的后记：“上文原本照录《南方》杂志第六十八期，封面为翡翠绿，出版于1940年5月。”也就是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是“最初”发表于《南方》杂志第六十八期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南方》杂志第六十八期的文章的复制品。
在博尔赫斯发现百科全书的同时，特隆开始侵入了地球。从此，我们就可以得知特隆是一个如何被颠倒了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遭到了否定，而想象的事物则成了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依照伯克利的理论想象出来的世界。
把特隆的事物分散在不同国家，将会使这个计划变得完整……事实是，国际新闻界无休止地欢呼这一“发现”。关于这部人类最伟大的著作的教科书、选集、概要、逐字逐句的翻译、授权的翻印、偷版的翻印充斥着而且继续不断地充斥着地球。现实几乎立即不止在一点上作了让步。实际上，它也渴望作出让步。十年来，任何表面上秩序井然的对称理论——唯物主义，排犹太主义，纳粹主义——都足以让人迷惑。那么，为什么不向特隆屈服呢？为什么不向这个井然有序的星球所提供的具体而广泛的依据屈服呢？……
与特隆的接触和特隆的习俗已经使这个世界解体。人类为它的严密所迷惑，一而再、再而三地忘掉了那是棋手的严密，而并非天使的严密。特隆（意向性的）“原始语言”已经渗透到了学校；它那和谐的（充满激动人心的轶事的）历史教学使我幼年时代的历史教学无法继续进行；在记忆中，一个虚构的过去已经占据了另一个过去的位置。对那另一个过去，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确切的概念，甚至对它的虚假性，我们都一无所知。一个分散的独居者的朝代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任务仍在继续。如果我们的预见没有错，由此往前一百年，就会有人发现一百卷关于特隆的第二百科全书。
那时候，英文、法文和纯粹的西班牙文就将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世界将就是特隆。
世界已为百科全书所统治。博尔赫斯悄悄地抹去了杜撰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他不仅改造了一面能反映现实的镜子，而且还改造了一个能抓住杜撰的月亮。
《杜撰集》带来了本世纪小说写作的新变化：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流行的侦探小说的戏虐性模仿，使当时自为检察员的博尔赫斯，或者叫堂·伊西德罗·帕罗迪，变成一位当代塞万提斯，或者西德·哈默特·贝内赫利。
与埃德加·艾伦·坡同时问世的这一文体，到博尔赫斯时代，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侦探小说家切斯特顿便是其中之一。他根据布朗神父和加夫列尔·加莱的神话传说，写了一个三幕剧《力量的旅行》：他先提出了奥秘，接着，杜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明，最后，对世界作出另一种解释。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继续采用了这种模式。侦探向读者提供他掌握的所有材料，而小说中的人物再提供另一些关键信息。但是，由于他们懂得科学，事先得到的关于案件的情报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于是，最好还是去猜测。未来世界——对科学的“发现”，或者艺术对虚构的创造——成了唯一可能的现实。要想了解事物，最好还是去想象它。博尔赫斯这个现实的侦探生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使读者心满意足。
在《曲径分岔的花园》中，我们一开篇便得知，一个为德国服务的中国间谍，需要传递一份情报。警察始终在跟踪他。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访问了一位汉学家；而这位汉学家却正在对间谍的一个祖辈进行调查，并最终被“莫名其妙”地杀死了。
博尔赫斯在为人熟悉的侦探小说的结构中，又加进了一个新成分:制造一个文学迷宫，以投读者所好，并使间谍杀人犯在迷宫中开展活动。曲径分岔的花园就是这个迷宫和这个故事的结构。当余准来到汉学家的家里时，发现花园设计得像一座迷宫，仿佛他的祖辈崔朋曾建议写的那部没完没了的小说，把它当做另一座建立在现实之中的迷宫。可是，崔朋不知被谁杀害了，于是，谁也找不到这座迷宫了。汉学家告诉余准，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迷宫就是那部小说。
现在，当虚构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位汉学家死于中国人之手了。余准本该递送一个密码信息，他杀死了一个叫阿尔贝特的人。阿尔贝特就是那个汉学家和德国人要进攻比利时城市的名字。而那些分岔的小径却一直把余准带到了破译过去密码和认识未来的大门之前。
1946年，博尔赫斯将近五十岁那年，他和另外九个人一起，在郊区的一座图书馆里工作。由于他在一份反对新上台的庇隆将军组成的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他作为编目人员的工作被人接替了，并被调任市区市场的鸡兔检查员。在少得可怜的几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在那座暴政肆虐的城市里，以讲学为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一座充满独裁制度口号的恐怖世界。庇隆夫妇俩（女的叫埃娃·图阿尔特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的形象反复不断地出现在墙上、电台的节目里、以及报纸的新闻中。那个令人生厌和贫困不堪的环境促使他写出了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巴维尔图书馆》。这是一场关于残酷现实的噩梦，充满了对“只能站着睡觉和拉屎”的小房间从数量到形式的影射。在《巴维尔图书馆》里，工作人员整天忙于既卑微又没完没了的、使人丧失理智的活动；那里的领导则是一些在职业警察帮助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抢占了本该由知识分子和作家占用的地盘的可恶之徒。
《阿莱夫》除了收录了同名的一个短篇小说之外，还收录了诸如《不死的人》等故事。在《不死的人》中，主人公喝了可以免人们于一死的秘密河流的水。伊兹密尔达的一位古董商也是荷马，也是演说家鲁福，也是斯坦福的一名军人，一位回历七世纪辛巴德七次旅行纪实的译者，也是萨马尔干达监狱的一位棋手，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的一位星相学家，蒲柏所写的《伊利亚特》的订户。在《为不死的人写的道德纲要》中，“不死的人”说，我们大家都像尤利西斯那样，既是所有的人，又什么人也不是。在《德意志安魂曲》中，博尔赫斯描述了一个无可救药者是如何使自己走向毁灭的。因果关系支配并说明了人物的命运：楚尔·林德就是纳粹德国。在《阿莱夫》中，为了排除单相思，博尔赫斯采用但丁的办法，写了一个故事，作为与抛弃他的情人相会的唯一手段；同时，以这种方式，在自己对环境所造成的世界观中，抹去对他自己所受到的凌辱和记忆。
他写的随笔，如同他写的小说那样，其主体也是崇尚伯克利、斯宾诺莎或者布拉德利的结构：以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结构破除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分析学家的习俗。他以时间和永恒、同一性和多样性的概念冲破了唯一性和其它性。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进行走向美好的旅行，而不是去寻找真理，因为那只是科学和权力的陈腐内容。他的智慧便是作家的智慧，也就是那位以想象来解决奥秘、而不对事物的背景作具体分析的作家。他从私下得知，如果没有个体的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时间的原材料，具有那种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周而复始的性质。
外国文学双月刊
原标题：博尔赫斯的作品
题图：博尔赫斯在西西里岛
by Ferdinando Sci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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