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写《芳华》的起因
严歌苓
写《芳华》的起因，其实太自然了。
我从12岁到25岁都在军队里度过，从小跳舞，后来成了部队的创作员。
《芳华》里的故事，是我的一段青春经历，里面的人物有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战友们的影子。
大概在四年前，冯小刚导演跟我说：我们俩拍一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
我说好啊。
他讲了对这部电影的大致想法，我答应先写写看。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人物，这部小说一定要发自内心，才能写好。
我想起关于我战友的那些真实的事情，那些给我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
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又当了5年创作员，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
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芳华》可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写这个故事，我用了不同于过去我常用的叙述手法和架构，书中有一个人讲述过去的事，这个人很像我自己，但她并不是我。
我用这样的手法来写，其实是想探索新的叙事手法和新的小说结构。
在美国读艺术硕士的时候，我学过各种不同的小说形式，认为形式美和形式的独特，已经能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所以，我采用了这样一个新的形式。
第三人称这种写法，我已经有点疲惫了。我写过很多本书，如果要找一个理由说服我自己再多写一本，那叙述方式的创新就是其中一个理由。
读书的时候，曾有一位教授到我们学校来教俄国和欧洲经典小说，他总是挑战我们说：
世界上出了成千上万的小说，你有理由认定你自己写的那本可以出吗？
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可能我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这本《芳华》有诞生的理由。
《芳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似乎是真的，又似乎是假的。
占取了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也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对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芳华》的男主人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式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
他是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的程度，但是他又是具有美德的人。
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恰恰是这样的接触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走向……
这些思考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起因、过程。
写完《芳华》以后，我跟小刚导演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可能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说，虽然故事是发生在文工团里，但它也写到了人性的弱点。
小刚看完后，非常喜欢，于是我帮他做了电影的编剧。在此之前，我已经很多年不编剧我自己的小说了。
《芳华》电影拍得非常美，我觉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看后会觉得满足。
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
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于上海书展《芳华》读者见面会）
芳华（节选）
严歌苓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括。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
他叫刘峰，三十多年前我们叫他：雷又锋。意译是又一个雷锋，音译呢，假如你把汉语拼音的元音放慢：L—i—u—Liu，从L出发，中转站lei，十分之一秒的停留，最终到达Liu，刘峰跟雷锋两个名字的拼音只是一个字母的差别。所以我们诨叫他雷又锋。不挖苦的，我们女兵那时正经崇拜浑身美德的人，只是带点善意打趣，而已。假如把对刘峰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你试着形容一下雷锋的长相，就发现能照搬过来形容刘峰，当然刘峰比雷锋个头高十厘米，一米六九。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真是雷锋，那是挑不上的，舞蹈队形不能排到他那儿就断崖。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上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他堵过的耗子洞，他钉过的门鼻儿，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已是高寿，年近古稀，该算危楼，只是它那极为慢性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刘峰的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谁去找刘峰？”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找刘峰！”
我来王府井是买书的。王府井商场门口，一群残障少年在唱歌，场地中央放了个捐款箱。演员们个个卖力，但进进出出的观众流动得很快，偶然从人群里走出个捐款者，都带几分忸怩，捐了款逃得飞快。这年头，大庭广众下做好事，人们反而羞答答的。我有点看不下去，掉开视线，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人群里。这个流动观众席里，他比较稳定，似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从侧面看，他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
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这类平淡脸往往不易老，也不易变，跟同龄人比，他的脸至少年轻七八岁。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连队的，下连第二年，中越开仗了。
一个旅行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人群乱了一刹那，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刘峰却不在那儿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他不可能消失得那么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陌生人。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刘峰。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担的，男孩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两条腿，板凳四条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每天傍晚，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回到家只剩个底。括弧不打水不行，家里烧一口老灶，做的是卖开水生意。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领导想想，觉得没错，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发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刘——峰。”长号手高强像刚才的号音那样拉长声调：“Li—u—Feng——我×，整个一雷又锋。”
刘峰就这样得到了雷又锋的诨号。
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不久。那天午饭快要结束，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起码会打哆嗦。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东北边都爆发“九一八”了，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知道故事的人细看，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头顶青瓦廊檐，两侧墨绿木柱子，一直通往一个亭子。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形状古怪，冬冷夏热。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后来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后方，戏台拆了，改成舞厅。这个院子里马夫、老妈子、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比老妈子、小丫头的房还简易，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也叫大排练厅，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我们围着一个个矮桌子，守着空饭碗饭盒消化，闲聊，男兵女兵斗嘴调情，话你怎么听都行，听懂什么是什么。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他站直后，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种坐着、蹲着个儿挺大，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没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长。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十三岁差一个月，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矛盾。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气。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扬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子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拽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
当天吃的晚饭是红苕米饭，大葱炒红苕片，红苕蒸咸烧白。说是本地什么都不产，只产红苕，那个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线，是为了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一般总能收获漏起的小红苕或者被铲断的半截红苕。我们中一个人醒悟说，闹半天雷又锋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个偷刨公社红苕的落后老百姓！另一个人说，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一顿糖水菠萝，那可是首长的拉练特供！又有人说，军民鱼水情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话剧队的老唐山说，雷又锋错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听门诊部宣传员说，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雷又锋这回当错了雷锋，救错了人……
刘峰抱着特号大茶缸蹲在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薯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儿，这么好的红薯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反正，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那时江青还是“江青同志”，据说她有条“圣旨”让舞蹈演员练戏曲功，练出工农兵气质。这条“圣旨”一直没被证实，很可能是团首长们为了我们乖乖地练毯子功编造的。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后桥”，“蛮子”，跳板蛮子。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嫉妒，但它的结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结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帮党员拎着马扎，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真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提高了我们集体平均体重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一睁开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哎，老乡！扶一下嘛！”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扶完还意犹未尽，巴不得扶两下、三下。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郝淑雯便每天“刘峰”不离口。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
刘峰被选为我们军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我们这才意识到，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他从北京回来那天，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活雷锋全站起来了。接下来更傻的事发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雷又锋顿时脸红，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逃。但是他马上确定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也不胡闹，有她们眼里的真诚崇拜为证。一向遭我们冷落，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曼也动人起来，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眼睛。何小曼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就那双眼睛长对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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